两名年轻人先后在长沙中南大学里偷车，被保安当场抓住。然后，两人均被绑双手扛着单车，被保安“像赶驴一样送到学校保卫处”。

　　（9月20日《潇湘晨报》）

　　“扛车示众”就是“游街示众”，在所及的新闻视野中，我们对此类羞辱刑并不陌生。就在前不久，广州就发生了女工游街事件——多名被保安误以为是小偷的女工，被捆绑着游街示众。

　　批评游街之类的羞辱刑，并非同情犯罪，而是对于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重。偷车者固然令人愤懑，可他们同时也是不能被羞辱的“人”。保安的正义感看似通过“扛车示众”体现了出来，但实际上，羞辱犯罪嫌疑人已经令正义蒙羞了。

　　文明社会不需要过度草莽的正义感，快意恩仇不能以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隐私为代价。侮辱性报复也许会有着“合理”的辩解理由，甚至，它会由于刺激性的示范效应起到一定的震慑力。不过，这里面显然有一个错误的逻辑：以暴易暴，以错误的方式对待错误。对于一个早就以法治为诉求的社会来说，对犯罪者的惩戒绝不能由个人来实现，它需要职能机关来行使。如果保安可以拉着小偷游街示众，那么，这与承认私刑有什么不同？如果每个人都能对他人动私刑，那么，这个社会的秩序在哪里？文明和法治又在哪里？

　　如何面对那些疯狂的盗车者？或许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不过，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这样一点：我们应该要做比小偷更好的人。如果告诫犯罪者需要用羞辱的手段去达成，如果捍卫尊严要以尊严的“游街”为方式，那么不管其短期效果如何，其最终结果都将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正如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同样热衷于公判大会、游街等示众手段，那些有着示众情结和私刑心态的围观者，何尝不是恶的推手呢？（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