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

　　由于清朝驻永昌新军教练官郭昌龄率部逃往大理，拆桥断电，腾省、腾榆间电讯不通。虽然传闻省城已经光复，但大理反正与否，情况依旧不明。九月廿六日，陈云龙部东进抵曲硐。清永平县知事蒋树本响应反正。十月初一，陈部至黄连铺，张文光致电陈云龙：“榆城（大理）反正否？未得真相，兄令前军宜相机进行，总顾全大局，不失文明宗旨为要。”

　　从张文光发给陈云龙的电文看，张文光对进军大理是谨慎的。但同日，自称“已经反正”的“大理总机关部”却将腾越义军派往大理宣布腾越起义宗旨、粘贴军政府宣言的信使何大林、刘玉兴杀害，并派原清军驻大理陆军七十六标第二营管带孙绍骞率领先锋官杜育前往天生桥抗击腾军。

　　面对“大理总机关部”的挑衅，张文光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误会，需以革命大局为重，于是再次致电陈云龙：“榆事可疑，当派代表前往，晓以大义，共挞虏廷，建设共和，勿怀意见，以戕同胞。”陈云龙即派祝崇龙、杨大森、陈定洲、杨春华为代表前往大理。不料祝崇龙等行至合江，即被榆军捆送“大理总机关部”，投入监狱。十月初四，“大理总机关部”诈称“欢迎腾军入榆”，暗中伏重兵于合江，袭击腾军，致腾军伤亡百余人。

　　至此，腾榆之间已经形成严重冲突。在这一冲突过程中，控制“大理机关总部”的赵藩等人采取双重手腕，威压腾军。他们一方面致电张文光，称“九月十二日晚，大理已复……蔡都督已委赵藩安抚西陲……蔡都督调兵伐腾”，一方面摹刻假造腾军都督印信、衔条和图章，伪刊军政府宣言，伪造蔡锷、李根源文件二件，捏造陈云龙电省要挟命令八条，截留腾省间往来函电，极力挑拨省腾关系，并迭电省军都督府，制造谣言，诬陷腾军“以草寇冒义军”、想“割据称雄”、“栽官掠民”、“糜烂地方”等罪名。

　　由于省腾之间电讯不通，省军政府不明真相，只能偏听大理，以致“蔡督得榆电，遂命迎头痛击”，迭电榆军“兴兵痛剿”、“务绝根株”、“特悬赏格，有能拿获陈云龙、蒋树本者，每各给银三千两，由大理赵巡按使查实发给”。为了切实控制滇西，省军都督府由李根源出任第二师长、总统迤西陆防各军，率大军西上，威迫腾军。同时，榆军则于十月十一日再次进击腾军于平坡。

　　面对这种情况，腾军都督张文光始终严格遵循孙中山的革命方略行事，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力主和平解决腾榆问题。他一方面迭电前军都指挥陈云龙撤军，一方面致电省军政府，欢迎李根源尽快率军入腾，一方面致电中国同盟会仰光总机关，报告腾榆冲突情形，请仰光总机关速将腾榆衅由电达孙中山先生，进行解释，请求支持。同时，张文光致电“大理总机关部”：“如榆军有意进顺宁，我军退永昌，榆军临永昌，我军旋腾越，榆军临腾，我军解散。”十月十八日，腾军主动撤回永昌，避免了腾榆、腾省间的进一步对抗。

　　九月下旬，陈警天、邱明等人奉中国同盟会仰光总机关之命来云南调查。九月廿六日抵腾越，经二十多天的调查，腾越起义及腾榆起衅真相大白。

　　十月十七日，陈警天、邱明致电“大理总机关部”：“鄙等奉仰光总机关演说社之命，调查全滇事，于九月廿六日到腾，见同志张文光，光明磊落，无帝制思想……”第二天，腾军前部即撤回永昌，而榆仍欲西犯。十月十九日，陈警天再次电责“大理总机关部”：“本社是前汪精卫、胡汉民、尹天明、刘觉生、黄兴诸君到仰光埠与弟暨徐赞周、林海山、雷瑞廷、何荫三等组织而成，奉军政府孙先生命，有特办云南之权……令张文光先生于九月初六起义腾越，本为全滇之始……倘自残同种，如大局何？”十月廿七日，李根源率兵至大理，张文光即派张文运等九人代表腾军到大理欢迎。十一月十二日，李根源致电张文光称：“源至榆后，细查陈云龙，宗旨尚正，心地磊落，且于腾举义之时，功绩尚属可嘉。”

　　腾榆冲突的真相，大致如此。虽然形成这种局面，有电讯不通等客观因素，但其实并不是不可沟通。

　　革命后清政府垮台，各地新政府建立，原有的政治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如何切分新的利益空间，不只在云南，在各省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方略中曾经规定，应以“举义之先后，为主宾之从属”来处理。但在实际过程中，根本不可能那么简单。由此，生发了许多辛亥革命后的“乱象”，腾越与大理、省军政府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这种乱象之一。

　　滇第一军都督府主动退兵永昌，东征结束，一次严重的军事冲突避免了。但在省军政府看来，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毕竟，滇第一军都督府还在，并且手里握着3万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