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蜷缩在家里数日的昆明人醒来发现，连日来的绵绵阴雨停了。这座位处西南的城市，一雨成冬。眼看雨雾皆空，焕然晴霁，他们纷纷换上薄装，走出家门，享受朝阳带来的温暖。接着他们发现，天空出现了少有的景星庆云之象。三天前（10月27日）腾越起义的消息已经传到昆明，一些人聚集在哥老会控制的茶馆、酒馆里，把各种信息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如果说10月10日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武昌起义还属于一个遥远的革命事件，那么，发生在数百公里外的腾越起义，则让许多人感受到革命真的来到了身边。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1910年3月30日，滇越铁路通车典礼上，礼炮放了数小时，各种西洋人登台亮相，瘦小的总督李经羲洋洋洒洒地致辞……这一年中，昆明多了许多报纸、刊物、书籍、科学仪器、文教用品、电影院、西医新药……还有许多法国式建筑——他们看到了水泥不同于泥巴，还有镶磁砖的卫生间。然后，有人开始吃面包、喝汽水、啤酒、咖啡。龚自知、罗养儒等人都记录下了这些变化，而外乡人艾芜则感叹昆明这个山野姑娘忽然变成了摩登女郎。另一些人从这些变化中嗅出异样的气氛。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被代表着速度与力量的工业革命肢解得支离破碎，亡国之论与民族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清廷送出去留学的学生带着新的观念归来，面对无药可救的清廷，他们以革命痛击之。

　　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晚上8点，入秋后的昆明北校场笼罩在黑暗之中。

　　位于昆明城北的北校场，是昆明城边最大的军队驻地，占地规模是城南南校场的两倍以上。清初范成勋督滇，用火药炸开荷叶山、王帽山，开辟出一块偌大的空地，当时清廷驻军有7个营在这里，所以称校场。后有兵燹，这里的演武厅、将台、马道悉数被破坏，周围也变成了乱坟之地，颓垣败壁，片瓦无存，视若荒原，偶尔的士兵操练声会传达到数里之外。

　　郊外点不起油灯的人家，已经早早地入睡了。但这注定是一个让人无法安睡的夜晚，因为他们听到枪声掠过夜空。直觉告诉他们：这不是打靶和训练。而连日来，他们已经从不同渠道听到革命的传言，只是没想到，这一天如期而至。

　　此时，北校场内已经血肉横飞。受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的指派，排长黄毓英、文鸿奎让手下士兵去兵器库房抬子弹，结果遇到值日的队官唐元良和安焕章。当时，李经羲担心武昌革命火烧昆明，已经下令除了打靶训练外，其余子弹全部上缴。唐元良为北洋派官兵，他仔细盘问士兵搬运子弹所为何事，士兵支吾半天，与之周旋未果，情绪激动下，举枪便射——“重九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之后，唐元良和安焕章等人都被起义军击毙，七十三标管带丁锦逃走，原本计划凌晨起义的革命不得不提前。

　　而此时，李经羲还在为腾越起义苦恼，他正准备派李根源回老家镇压革命，对北校场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而得知北校场已经“开火”的李根源、李鸿祥，迅速组织驻扎在北校场的七十三标三营将士行动起来，从北南下围攻昆明北门。按照原定计划，他们所率部队要拿下圆通山、五华山以及军械局。北面传来的枪声，已经惊动了许多居民，他们纷纷闭户为这些头盔裹白带的起义军让道，却不知晓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然而，虽然起义时间提前了，但攻势却未取得一致的节奏，李根源、李鸿祥部遭到五华山的猛烈还击，损失惨重。

　　这个时候，唐继尧、蔡锷等人所率七十四标三个营的部队还远在巫家坝。接到李经羲的电话，他们才知道北面战事已起。他们在巫家坝紧急部署一番后，决定由唐继尧、刘存厚率步军攻击总督署，而蔡锷、雷飚等增援在五华山、军械局的李根源、李鸿祥所部。谢汝翼的炮兵沿东南城墙列炮布阵，通过零星炮击，掩护其他部队。讲武堂教官顾品珍率领的学生军，则与清廷骑兵游击于南城外。

　　整个夜晚，昆明都在枪炮的轰鸣与爆炸声中度过。双方激战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攻下五华山，控制了军械局，占领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下落不明，第十九镇统制钟麟被炮击死，而总参议靳云鹏则化装为轿夫逃出昆明。革命军中，排长文鸿奎身中数弹殉难，其他下级军官多有负伤，高级将军李根源负有轻伤。

　　冯自由在《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里说：“昆明重九起义，有150多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受伤300余人。而清政府方面，有200余人死亡，伤者100余人，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样的战争数字，在当时已算“非常之大”，故林增平等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才说重九起义是“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

　　昆明重九起义在省府宣告成功后，滇南一带响应起义，各府、州、县顺势而为，全省迅速光复。至此，大清王朝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在云南的252年统治。光复后的云南，照会英国、法国，宣告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