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炯当年亲手栽的柏树。1919年何天炯（右二）与家人一起。何天炯之墓。何天炯故居。何天炯与宫崎寅藏的通信。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幸智敏 文／图

　　9月上旬，听闻和孙中山一同在日本创办同盟会的何天炯先生，在老家广东兴宁市石马镇新群村，还保留着与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同一样式的房屋，记者慕名前往采访。

　　这是一栋两层三拱的建筑，距今91年。何天炯的孙子何达英介绍，祖屋和中山先生故居用的是同一张图纸，只是尺寸上作了些变动，由六拱改成了三拱。经过粉刷，现在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陪同记者采访的石马镇人大秘书谢胜宏说，何天炯与孙中山是同盟会中的亲密战友，所以才会有这个风格一样的建筑。其故居能保存得这样好，得益于当地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为了证实所言非虚，他又带着记者来到故居侧后的小山上，这里有1985年由政府专门兴建的何天炯墓园，碑高5．5米，气派肃穆。

　　何天炯曾为故居中的书房取了个别名：“无赫斋”。意为不求赫赫有名，兼取汉代“何武无赫赫名，去后令人思”的典故。事实也正是这样：何天炯一生致力民主革命，不改初衷，不求名利，1925年7月在孙中山病逝后数月，他也因病长逝。

　　如今，故居前，何天炯90年前亲手栽下的古柏和日本尾铁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昭示着他的精神不死。

　　同心创立同盟会

　　从深圳一所小学退休回乡的何达英老人介绍，祖父何天炯聪慧，从小酷爱读书，苦习武术，怀有大志。“1903年，祖父还在旧学堂读书，深感国家积弱，常和一群朋友讨论国是，认为读这种旧学已经无用，要拯救国家，只有学习维新思想。于是，他们毅然剪掉发辫，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政治，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初到日本，何天炯举目无亲，但满怀一腔报国热忱。他入读东京正则预备学校，认识了学校附近的日本人宫崎寅藏（后改名宫崎滔天），而宫崎全家都非常同情中国的维新和革命，家里也是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志士的主要活动场所。

　　“在这里，何天炯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朱执信、吴玉章、宋教仁等人，深受他们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认定非推翻满清无以救中国，从此抱定了献身民主革命的决心。”

　　何达英说，1905年7月，孙中山筹备成立同盟会。由于何天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孚众望，孙中山事先和他交换了意见。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正则预备学校操场举行，约有七八十人参加。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兼庶务，胡汉民为书记，何天炯为会计。

　　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离日赴欧美活动，黄兴不久也返回湖南策划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起义——萍浏醴起义，同盟会总部工作就主要由吴玉章和何天炯负责。在同盟会时期，经费是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保障。何天炯负责的会计这一事务，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筹款，他曾不得不和宫崎寅藏一起到街头卖艺。

　　亲率敢死队参战

　　萍浏醴等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革命陷入低潮。这时，孙中山勉励诸人“折而愈劲”，黄兴也以“抽刀断水水更流”明志。谢胜宏说，何天炯丝毫没有受到革命失利的影响，在挽革命志士刘道一的诗中曾明志：“痛哭秋风又一年，萤光胡运竟依然；湘灵若解锄非恨，定向空山泣杜鹃。”

　　1910年，孙中山决定重谋大举，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具体由黄兴、赵声主持，何天炯等仍作军火、人员、军需等准备。转年是辛亥年，春节时，黄兴、赵声、胡汉民、何天炯等人在宫崎家中聚会，商定起义具体安排和细节。

　　何达英说，何天炯此前未上过战场，这次在家门口起义，心情无比激动。他先在香港定购了50支步枪、5支驳壳枪、子弹和手榴弹数十箱。同时，又组织了50余人的敢死队。因为经费不足，他还变卖了家里的玉镯和金钗，在离日赴港时写道：“别泪新桥似灞桥，东风杨柳客魂消；谁人识得南行意，月满征袍雪满刀。”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当何天炯等率敢死队赶到广州城楼大南门时，却发现毫无动静，心知情况不妙。他一人潜入城内来到两广总督衙门前，只见死伤烈士遍街，血迹未干。原来，黄兴迫于形势，已提前起义，但最后失败了。

　　广州黄花岗起义孕育的革命种子终于瓜熟蒂落。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何天炯则留在香港策划广东独立。

　　12月21日，何天炯路过香港时，与自欧洲回国的孙中山相遇，遂参加了孙中山召开的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何天炯获任为驻日全权代表，负责筹款。

　　居间调和促革命

　　1912年，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摘得胜利果实。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与何天炯等人于次年赴日，期望筹款筑路，进行实业建国。由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1913年，孙中山自日回沪，兴师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

　　谢胜宏说，在讨袁问题上，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各自为政，缺乏强有力的核心领导，致使讨袁事败。何天炯亦被悬赏十万大洋缉拿，不得不远避南洋，继续筹措经费，以图再举。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等都流亡到了日本，却又意见不和。这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请何天炯从南洋回日本居间调停。何天炯考虑到此事关系到革命前途，很快就来到日本，做起了“和事佬”。

　　“当时何天炯在日本每天都被跟踪，根据几年前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静》记述，1913年9月16日至11月11日，何天炯访孙中山25次，访黄兴4次，还与宫崎寅藏一起会晤孙中山16次，可见当时何天炯在居间调停时做了不少工作。”

　　何达英说，由于何天炯耐心细致，威望颇高，人缘又好，以至后来胡汉民与党内其他人士意见相左时，点名要何天炯参与调解，认为何“德高望重，在广东人中熟络”，非他来不可。

　　劳心劳力坚护法

　　1916年，黄兴病逝。同年，陈其美在上海遇刺身亡。1917年初，段祺瑞接替袁世凯上台不久即废弃约法、解散国会。由此，孙中山等人开始组织护法运动，何天炯又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奔忙起来。

　　何达英说，当时何天炯是个大忙人，一时在北京动员议员南下护法，一时又去各地争取财政支持。1917年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但由于他依靠的是一些地方军阀，任命的六个部长大都不肯就职。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第一次护法失败。

　　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赶走了把持广州军政府的桂系头目陆荣廷，孙中山也于11月回到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战争。次年4月，孙当选非常大总统，而经费问题成为困扰军政府最大的难题。

　　“孙中山任命何天炯为总统府最高顾问，督促其再次赴日运筹。当时，总统府确实是捉襟见肘，连出行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孙中山说：‘你此次东行，至少须有一万元才能出发，刻下总统府财政颇为困难，你外间有无友人或商人可以借贷？”何天炯也无法，只得连连写信敦促宫崎寅藏陪同日本企业家来粤投资。

　　何达英说，正在这时，陈炯明发动叛乱，围攻总统府。何天炯为孙中山担心，只得迂回火网，冒着枪林弹雨步行至沙面，想利用私人关系请英国领事出面协助孙中山脱险。后来得知孙中山已上永丰舰，才算放下心来。

　　经历过诸多事情，何天炯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时更是心力交瘁，心脏病发，住进广慈医院。后经孙中山批准，于1922年初秋回乡休养。陈炯明曾派人游说，许以每年10万大洋，要他出山，被何天炯严斥“道不同不相为谋”。

　　壮志未酬身先死

　　1923年2月，讨伐陈炯明成功，孙中山自上海又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力邀何天炯出任大本营参议。

　　何达英说，当时消息传到乡间，何天炯心情激动，即要赴任，但身体一时并不见好，曾祖父认为他回来才半年又要走，怕他从此一去不复还，不许他出门，急得病倒了，曾祖母也一夜间白了头。祖母建议，“不如写封信，把家里的情况和孙先生说说，正好你在家还要完成记述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民主革命史《革命史衡》，缓一下再说。”孙中山念及何天炯的身体状况，同意他暂不出山。

　　1924年1月，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何天炯得知国民党上层在联共问题上有分歧，心急如焚，正好孙中山来电急希望他复出，想利用他的威望和关系，调停党内矛盾。

　　何天炯得信，匆匆整理好文稿，抱病启程。他一到广州，即周旋于左、右两派之间，两面调和，并时时向孙中山报告情况，防止矛盾激化，为国共合作立下了功勋。

　　1924年冬，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国是，派何天炯以最高顾问的名义再次赴日，希望在外交和财经方面找到新的突破点。何达英说，1925年1月，何天炯到达东京，开始抱病工作，但3月12日就传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他“顿触山颓樑坏之感”，悲痛万分，立即返国，终因身体不支，住进广州博爱医院。就在病房中，他还坚持要写完《革命史衡》。

　　7月1日晨，何天炯感到脑子清醒一些，便下地要写字。他握笔运气，写下“少时涤足到扶桑，自许襟怀不可量；回首廿年前后事，空怜幽愤有文章。”及至写完最后一竖，笔就掉到纸上，昏了过去，终告不治，享年49岁。

　　据记载，何天炯逝世后，国民党要员胡汉民、邹鲁等20人联署，在报上刊登《何公天炯追悼大会启事》，并于8月16日在广州举行追悼大会，备极哀荣。何天炯的遗体，遵照遗嘱归葬原乡。

　　生平简介

　　何天炯，1877年生，字晓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毅然剪掉发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人。1905 年，与同邑13人率先加入同盟会，被举为会计（实为财政部长），后任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当孙中山、黄兴不在日本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又与吴玉章等人尽力设法团结各省会员，使同盟会工作得以正常进行。1911年赴香港与黄兴等共同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负责运输联络工作。辛亥革命后，历任驻日全权代表、总统府最高顾问等要职。1925年病逝于广州。

　　旁边故事

　　百封书信

　　见证革命情谊

　　到何天炯故居采访时，他的孙子何达英老人当着记者的面，搬出了从日本宫崎家后代手中影印回来的99封何天炯与宫崎寅藏的来往信函。

　　何达英说，宫崎寅藏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坚定支持者，曾经变卖家产支持中国革命，也是何天炯的挚友。1913年何天炯回国时，两人相约经常通信，持续了10年之久，直到1922年宫崎寅藏去世。

　　记者翻看了一下这些信件，信中讨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诸多问题，商讨了如何讨袁，还谈到父亲寿宴等家事。1922年，宫崎寅藏去世，何天炯作悼诗四首。其中一首为：“去年风雪满蓬莱，不见虬髯驾海来；三岛四周同一恸，人间天上总成灰。”

　　何达英说，其实何家与宫崎家的交往持续了三代。1931年，何天炯次子何承天也赴日本东京留学，与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结成挚友。

　　1985年秋，宫崎寅藏的孙辈、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宫崎智雄又通过国际邮路，把一封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信件，送到兴宁县石马区区长手里，求助当地政府帮助打听何天炯后裔的情况，并表明愿意跟他们增进交往，并很快建立了联系。

　　10年前，时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的何天炯孙子何雷（现退休定居国外），公差赴日时曾特地上门拜访宫崎智雄。宫崎智雄特地拿出家庭珍藏的何天炯来信、条幅，拍照留念。不久，何天炯侄孙、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何新亮，也在公差赴日本时登门拜访了宫崎智雄，同样受到了热情款待。

　　专家评说

　　本栏目学术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立人：

　　理财首席

　　革命先锋

　　列宁在流亡国外策动革命之时，曾在给同志的信中叹息：“没有钱！这是最大的不幸！”

　　孙中山对此同样感受深切，1910年在给何天炯的信中说：“十月十日来函已得读悉，不禁太息，吾党以穷一字致生出许多恶感于同志之中……则东京亦有党中欠债，此不独无公欸而且有公债。弟（孙中山自称）往外洋议筹大欸，卒亦无成，从此吾党人必有更穷于今日之时也。为此之故，吾党不得不冒险再图速举大事也。革命党条条俱死路，只有发难与虏争死一条为吾人之生路！”

　　在稍后的一封信中，他又说：“足下覆弟梹榔之函收到多日，所嘱资济宫崎贫病一事，因前此尚无法，故未答书，兹在加拿大途次稍能设法，即寄二百元去横滨。永新、祥林、清泉兄收入托他代交百元与宫崎君，并交百元与足下，为补贴前时经手图买物之亏，请为收纳是荷。”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何天炯任第一任会计，并广泛联系留日学生以及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朝野人士，以推动革命。

　　俗语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同盟会策动武装起义，不仅需要冲锋陷阵的勇士，更需要廉洁正直，善于筹款的理财高手，何天炯就是同盟会称职的首任“财政部长”。

　　在孙中山的这两封信中，我们不难读出他对何天炯的高度信任，还可以读出何天炯工作的艰辛，承受压力之巨大。何天炯的英年早逝，是否与此有关，后人已难揣度，但他为革命财政而殚精竭虑的形象，已足令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