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调查:岳池县顾县镇高桥片区5个行政村,从1945年至今,至少有30例多胞胎生育
一个数据:最近5年来,受访的高桥片区5个行政村双胞胎出生几率即为正常值的5倍
一种说法:因为之前未作专门调查,估计高桥片区多胞胎数量超过目前统计到的30例
10月15日17时40分,华西第二医院急诊手术室,“超级妈妈”肖仁春产下可爱的四胞胎宝宝(成都商报曾经报道)。在岳池县顾县镇高桥片区,肖仁春在成都产下四胞胎的消息传回,小山村不再平静。当地小学教师江舟感叹地说,“在我们这里,我晓得的双胞胎有二三十对,三胞胎有两例,如今还有了四胞胎。”
当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多胞胎?17日至18日,成都商报记者赶赴岳池县顾县镇,在当地政府部门及民间人士帮助下,就高桥片区5个行政村多胞胎现象展开实地调查。 统计数据显示,在受访的高桥片区方圆5公里内总人口5600余人的5个行政村,从1945年至今,至少有30例多胞胎生育。最近五年来,其双胞胎出生几率即为正常值的5倍。
奇
五个村多胞胎
统计高达30例
一专业人士称,因为之前未作专门调查,估计高桥片区多胞胎数量超过目前统计到的30例这个数据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高桥是当时岳池县顾县区的一个乡。在1991年,高桥并入顾县镇,但高桥小学仍然成建制存在。在该校任教20年的江舟老师说,这些年来我年年都会遇到双胞胎学生,再加上那些上了年纪的、随父母外出的(双胞胎),应该说有三四十对。
蒋良忠今年65岁,担任小门路村村干部已经30年,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同时,还兼任村计生专干。翻开人口花名册,他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了本村的多胞胎分布情况:
小门路村有户籍人口1400人,一组有5对双胞胎,年纪最大的一对为27岁,最小的一对未满1岁;二组有2对双胞胎,两个男的已经四十七八岁了;七组去年产下1对双胞胎,今年又来了对四胞胎。“我们村还有个嫁到外省的姑娘,她在外省也生的是双胞胎。”
在团坝村,支部书记兼计生专干郑元奎说,团坝村户籍人口1150人,该村多胞胎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生,有两个三胞胎,8对双胞胎。该村的人口统计表显示:一组1个三胞胎、二组1对双胞胎、三组1对双胞胎1个三胞胎、四组1对双胞胎、五组4对双胞胎、九组1对双胞胎。
当年的高桥乡有10个行政村,除了小门路村和团坝村外,还有小羊山、红庙寺、大梨树三个村,也多次出现双胞胎,初步统计共11对。其出生时间从1945年至2010年,其中年龄最大的一对为男性双胞胎,目前弟弟在世。
成都商报记者在当地学校教师、计生专干、多胞胎父母等方面的帮助之下,采集到30例多胞胎。64人中男性29人、女性35人,年龄跨度从不足1岁到66岁。18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就两天的调查结果向顾县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求证。计生办主任黄小林称当地从未作过此类调查,随后黄主任在电脑上以计生和户政两套系统进行查询,证实了成都商报记者的调查结果。
“因为之前未作专门的多胞胎调查,估计高桥片区多胞胎数量,应该超过目前统计到的30例这个数据。”顾县镇一名从事计生工作的专业人士称。据国内妇产科学调查数据显示,正常情况下双胞胎出现几率是1:89,三胞胎是1:8000~10000,四胞胎大约要出生70.5万人才会出现一例。
来自岳池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公开资料显示,“十一五”末期,该县的人口年出生率为8.55%。。照此推算,受访的高桥片区5个行政村总人口5600人,该5个村2006年至2010年出生人口为240人;调查得知该5个行政村“十一五”期间出生的多胞胎(全为双胞胎)为14人,双胞胎出生人数占5个行政村统计年限多胞胎人数(64人)超过21%,占“十一五”期间总出生人口(240人)的5.8%,出生几率(1:17)为正常值(1:89)的5倍。
强
“英雄妈妈”多数来自本地
除一例为高桥女外嫁之外,其余29名父亲均为高桥当地人,母亲们也多来自高桥本地或周边乡镇
在成都商报记者采集到的调查样本中,多胞胎一共有30例,以父亲姓氏区分,以郑姓为多,杨蒋陈三姓随其后。其中郑姓(含本地外嫁女)有8例,杨姓4例、蒋姓3例、陈姓3例、姚姓2例、吴姓2例。其余为唐、邵、张、李、徐、龙、程、秦等。
在多胞胎母亲姓氏中,则以李、姚二姓占优分别为5人和4人。其余郑、张、杨三姓,也分别占3人。
高桥片区处于川东北“湘方言岛”,这里的居民无论大人小孩,口语中仍有浓烈的湖南口音。“竹子音舟子,桐油音洞油,吃饭音掐饭。”在采访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时,成都商报记者经常需要当地教师作“翻译”,甚至老师们有时也还得通过书写来“笔译”,尤其是人名地名。地方史料显示,郑姚两姓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南迁来的大姓,至今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偏高。
在受访的高桥片区多胞胎中,绝大多数母亲属于首次生育,其中只有三对多胞胎母亲为二次生育,一对为第四次生育。在成都商报记者的调查统计中,除一例为高桥女外嫁之外,其余29名父亲均为高桥当地人,母亲们也多来自高桥本地或周边乡镇。虽然来自外地的母亲只有6名,但她们囊括了1个四胞胎和2个三胞胎,当属“英雄妈妈”。今年31岁的“英雄妈妈”祝显芬是贵州遵义人,她说:“19岁时我在医院自然分娩,生下三胞胎女儿,此前从来没有到过四川。”
叹
两姐弟的孩子竟均为双胞胎
小门路村有一对郑姓姐弟,姐姐远嫁外省,生的是双胞胎;弟弟居家,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秦文光是大梨树村计生专干,1955年,他的母亲杨宗英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当年父母告诉我,秦杨两家上几辈人中没有人生过多胞胎。自我以下的两代人,目前也还没有多胞胎。”
上周刚刚产下四胞胎的肖仁春公公陈明华证实,据他所知,陈家与肖家也还没有过多胞胎。双胞胎母亲李金华、张萍芳都说,在自己的娘家,还没听说以前有过多胞胎。
但另外有四例双胞胎则显示出遗传特性:小门路村有一对郑姓姐弟,姐姐远嫁外省,生的是双胞胎;弟弟居家,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来自小羊山村的李延华、李延勇姐弟,二人家庭均是双胞胎儿子。
晕
多胞胎学生多
老师也难辨认
从教近三十年的郑小蓉老师说,她教过十来对多胞胎,因为长得太像,一些学生至今还分不清
近年来,坊间多有“多仔丸”导致多胞胎频发的说法,国家药监部门最近还发布了禁售令。在高桥一带出现较多的多胞胎,他(她)们的母亲是否受过药物刺激?抑或采用了其他非正常手段?
“我们绝对没有吃过什么药。”产下三胞胎的祝显芬说,“当年由于家长反对我们交往,我们一度想把腹中的胎儿打掉。”生下四胞胎的陈超、肖仁春夫妇也说,他们是自然孕育,没有吃过任何药。“‘多仔丸’是什么?人吃了对大人小孩有没有影响哦。”受访的多胞胎母亲们发问。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生产时以他人孩子凑数谎报多胞胎。对此,受访的计生干部们称,听说过这种情况,“但我们这里的多胞胎肯定是真的,这个从孩子们的长相上就看得出来。”高桥小学所有受访老师也向成都商报记者反映,那些多胞胎孩子来学校念书,老师最头疼的是分辨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从教近三十年的郑小蓉老师说,她教过十来对多胞胎,其中好些至今都还分不清,“长得太像不好区分,家长们又喜欢给孩子穿同样的衣物,我们只好在排座位时留意,课堂上记住你是坐这边的,他(她)是坐那边的。可一下了课,又给忘了。”
同步播报
岳池四胞胎受到家乡关爱
18日下午,岳池县顾县镇民政所所长李春荣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将启动帮扶程序,对生下四胞胎的陈超夫妻予以帮助。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对多胞胎家庭专门的帮扶政策,但生育四胞胎这样的家庭,困难无疑是存在的,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他们也应该得到帮助。”李春荣说,“我们的打算是,向上级争取资金,再从民政帮扶资金中挤出一点,还有就是准备在顾县镇境内发动爱心捐助,争取从资金方面尽快给予支持。同时我们也在考虑长效机制,争取让四个孩子今后每月都能得到经济上的补助。”
多胞胎故事
高桥片区是顾县平坝与山区的连接地带,这里山清水秀,盛产水稻和广柑,至今人均耕地超过1亩。“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能留住一些人外出打工的脚步,和他们一路走的,还有他们的孩子,其中也就包括那些多胞胎们。”顾县镇一名干部说。在接连两天的采访中,为了拍摄多胞胎照片,成都商报记者辗转于岳池县城、顾县镇以及高桥片区的学校、乡村,最终只拍到4例。“包括那些年幼的多胞胎,大多数孩子都跟着父母外出了。”蒋良忠说。
两姐妹一月吃1200元的奶粉
还有10天,便是吴春燕、吴春华两姐妹的周岁生日。18日傍晚,在小门路村一组的一座农家小院里,这两个刚长出门牙的小女孩在学步车里满院坝乱窜,妈妈张琼芳说,小家伙们是在深圳怀上的,出生在老家,当时每个都是5斤2两重。
“当年我和丈夫都在深圳打工,我怀孕5个月后就回到老家,再也没有出去了。月子里奶水还够她们吃,现在断了奶,每个月要吃掉1200多元的奶粉。”
照顾孩子妈妈不再外出打工
今年8岁的徐希、徐望是今年秋天才从高桥小学转到顾县镇小学的,她们在三年级同一个班。当听说成都商报记者要去家访,放学后她们飞快地往家赶。“家里太乱,得回去收拾下。”
在顾县场镇上一个偏僻的小巷内,徐希、徐望和妈妈李金华租住在一楼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小屋内。“为了照顾她们,从这学期开始我不再外出打工,回到顾县找了个卖早点的铺子打工,每月有500元工资。”李金华说。
把孩子带到镇上来读书,李金华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她们弄好早饭,我6点前赶到早点铺子上班,走的时候她们刚好起床;她们吃完饭去上学,不管风吹雨打都会绕道来早点铺子,给我打个招呼再走。中午我下班后赶回家,把午饭煮好后还可以去学校接下她们。”
“老三成绩好,读六年级,两个姐姐读五年级但不同班,平时一路上学一起回家,会自己弄饭吃,洗碗则排轮子。从小到大,三姊妹睡一个铺。”生了三胞胎的祝显芬说,“好在孩子们很少生病,小的时候患感冒啥的,都是同时害病,相同的症状,连发烧的度数都一样。”
张涛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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