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外界关注的厚街村级体制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厚街村级体制改革有何经验教训？厚街下一步应如何深化村改？

　　为集思广益推动这些问题的解答，昨日上午，厚街镇举行了村级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研讨会，9名在社会改革等相关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专家参加研讨。围绕深化股份制、整合政务服务中心等厚街村改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难题，专家从不同角度切入，把脉问诊、对症开方，掀起了一场长达近4个小时的“头脑风暴”。

　　厚街村改或可向全国提供参考

　　过去的成绩留在身后。厚街镇面对河水渐深的村改工作，想要摸着石头稳健前行并不容易。这就是组织召开昨日的村改研讨会的初衷

　　东莞市副市长成洪波在研讨会上说，在当前村组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厚街的村级体制改革试点，适应了东莞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要让试点工作取得成效，既需要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也离不开专家学者的理论支持。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涂成林教授非常赞同厚街镇在村改中坚持“谋定而后动”的做法。他说：“改革方案确定前，充分调研谨慎决策，这说明厚街镇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厚街村改不是渐进式改革，而是一种赎买式的改革，对现有的利益关系动了真格。”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蒋年云认为，厚街村改成效很大，思路符合客观性、科学性，讲究改革的成本，讲究管理的效益。厚街的村改是从实际出发的，而不仅是从规划出发。厚街村改注重细节的完善和成本的控制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厚街村改的工作已经走出了70%的路。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也表示，厚街村改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蕴含了对过去农村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变。他认为，厚街村改意义不可小视，对东莞乃至珠三角，具有麻雀解剖的意义，尤其对其他快速工业化、由农村转型为城市的共同体意义重大。

　　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厚街应针对村改建立社区发展评估体系，以此总结村改经验和效果，给全市甚至全国提供实践参考。

　　应警惕政府缺位、越位、错位问题

　　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的厚街，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呢？与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对于厚街在村改中通过撤销村民小组以减少村集体供养人数、降低管理成本的做法，有专家提出，厚街应进一步思考，在撤销村民小组后还需保障乃至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

　　丁力说：“我认可取消村民小组，但社区能否完全取代村民小组？我觉得不一定能行。”

　　他说，基层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村民自治来解决。厚街在村改过程中，要警惕政府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的问题。比如，对经联社的工作不应干涉太多，而应致力于为其创造很好的机制和环境，将经联社打造为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主体。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林生也提出，厚街下一步应进一步完善社区机构设置，保障社区基层自治，不能将村民自治与政府管理划等号。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郭魏青说：“没有社区自治，政府累死也忙不过来。”

　　他认为，厚街应该设法提高社区自治的水平和能力。

　　股份制改革需加快速度

　　社区集体经济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是昨日研讨会的焦点。涂成林认为，厚街村改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股权改革上作出努力。

　　他说，村改后社区利益主体增加了，原住民和外来人口容易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发生矛盾。

　　因此，厚街未来需要做好社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党组织的分离与整合。具体到行动上，就是要通过对村级经济的股份制改革，引进能人管理经济以实现政企分离。

　　对此，蒋年云还给出了更细致的执行方案。他说，厚街镇现在的经济联社都是低层次的股份合作制，应该对所有的经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居委会进行政企分离，对居民进行股权固化。

　　他建议，在股权结构上，集体经济应该在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中绝对控股，这样既可以保证本地人口的收益，又可以将资金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硬件建设，惠及外来人口。

　　他还说，厚街镇应尽快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经济，而不是让党组织干部兼任。只有这样，才能让党领导从繁冗的事务中抽身，还原党组织在社区经济中作为保障者而非决策者的身份。

　　完善公共服务惠及外来人口

　　徐永祥说，如今西部省市发展迅速，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现在也用人紧张。东莞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相对不足的情况，这就更需要通过在基层完善社会管理服务，产生人才聚集效应。要做到这一点，应将数量远多于原住民的外来人口纳入到改革后的“利益共同体”中，让外来人口也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意识，安心地在厚街生活工作。

　　胡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过去工业化比城市化跑得快，现阶段则需要为城市化“补课”，厚街的村改经验将对促进城市化有重大意义。厚街需要在教育、医疗等等重要的事业上加大财政投入，让村民能够顺利“平滑过渡”，转为市民。

　　涂成林说，应该通过村改居，让流动人口与村民一起进入到社区中。村改不是上级交待的任务，而是原住民自救的行为，因为漠视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会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厚街村改应打破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让流动人口从二元结构的夹缝中走出来。

　　他还提醒，厚街应认识到，真正的公共服务不仅是建个文化广场，而是不把外来人口当客人，为他们提供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平台和支撑。同时，社区也应吸纳外来人口担任管理者。

　　会上，专家还对村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醒预警。比如，厚街应防止三大“换汤不换药”的倾向，即“社区的名称，村级的工作”、“社区的脑袋，村级的思维”、“服务的外表，监控的实质”。

　　与会的不少社区负责人表示，参加研讨会对他们启发很大，对下一步厚街深化村改颇有帮助。

　　■观点交锋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9名专家针对厚街村改的各个环节各抒己见，许多观点针锋相对，给会场添上几分“火药味”。

　　交锋一：社区公共服务应由谁来埋单？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蒋年云认为，集体经济在股权结构改革之后，集体经济应该控股，而经济实体的收益一部分保障原住民的收益，一部分则用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涂成林教授不赞同蒋年云的观点，他认为，将社区集体经济的收益用于公共服务，第一是对原住民不公平，第二是不可持续。他认为，社区公共服务应由上一级政府而非社区自己埋单。

　　交锋二：厚街村级体制改革走到了哪一步？

　　蒋年云认为，厚街村改的工作已经走出了70%的路，成效显著。

　　但涂成林教授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说，村改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是两三年就能完成的，甚至很可能要一代人乃至两代人才能真正让村民转化为市民。

　　交锋三：仅靠经济能人能否振兴集体经济？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等多名专家都在发言中表示，厚街需要引进能人来管理集体经济。

　　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则提出，仅靠一个经济能人，并不一定能够将集体经济搞好，经联社下一步发展更需要的是科学的商业模式。

　　撰文 刘进 卢真伟

　　黄志鹏 袁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