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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1日08:30  深圳特区报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先生像。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设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展区的杨鹤龄纪念展览。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坐落在翠亨村金槟榔山腰中的杨鹤龄墓。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右)与杨心如合影。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手书的条幅。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左)与他人合影。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杨鹤龄:忠贞不贰的“四寇堂主”
王杰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奋强 文/图

  香港中环歌赋街8号外墙上,钉有一块鹅蛋形红底银字的牌匾,上面用中、英文镌刻着:“孙中山先生乃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及首任总统,曾于1887至1892年间与爱国志士在本地址楼宇内举行多次会议。”

  香港政府为保存孙中山在港活动的遗迹,特在此设立了这一牌匾。当年,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名为国忧思的青年,就是在这里一次次聚会,彻夜倾谈,激扬文字,碰撞出革命的思想火花。

  四人被时人称为“四大寇”,这栋建筑就是杨鹤龄的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号所在地。无论是在繁华的香港探寻,还是在中山市(旧称香山)翠亨村走访,记者发现,在孙中山彪炳史册的民主革命征途上,杨鹤龄都如影随形。

  翠亨才俊

  在港相识结为至交

  仲秋时节,翠亨村晴朗无云,尽管参观的人流不绝如缕,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依然弥漫着静谧的乡村气息。在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昉凌的引领下,记者在展馆一僻静角落,找到了杨鹤龄纪念展览室。

  记者发现,阒寂无人的展室内,陈列着33幅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既浓缩了流变的时代风云,也展示了杨鹤龄这位爱国志士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事业的一生。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解说员张万利介绍,翠亨村钟灵毓秀,英才辈出,除孙中山皎皎独出外,同村才俊杨鹤龄、陆皓东、杨心如等,与孙中山一同被誉为“翠亨四杰”。

  “杨鹤龄与孙中山、陆皓东都生于翠亨村,三家相距不远,且年龄相仿,杨鹤龄与陆皓东同年,小孙中山两岁。尽管同村出生,但杨鹤龄这位孙中山最早的铁杆战友之一,与孙中山的结交过程说来还是饶有兴味的。”

  在孙中山故居馆副研究馆员黄健敏看来,杨鹤龄的父亲杨启操,是翠亨村屈指可数的富绅,捐得“朝议大夫”的官衔,在翠亨村建大宅,在港澳有很多生意和产业,杨鹤龄自小随家人在港澳生活,很少回家,因此他虽与孙中山同村却不相熟。

  郭昉凌告诉记者,其实杨鹤龄与孙中山颇有渊源。翠亨杨氏是中山南朗镇崖口杨氏的分支,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系崖口杨氏人,因此孙氏与杨氏有姻亲关系。另外,自小随祖父在港澳读书的杨鹤龄,曾师从岭南大儒简从亮,1882年又就读于广州算学馆,与尤列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

  1887年秋,孙中山从广州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转到香港西医学院就读时,在同乡兼同窗谭虚谷的介绍下,孙中山才与杨鹤龄相熟。因两人均具有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缘,彼此间的友谊远远超过其他同乡。

  聚首港澳

  谈论时政被称“四大寇”

  黄健敏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期间,不但熟识了同乡杨鹤龄,还结交了陈少白、尤烈,大家意气相投,志同道合。杨鹤龄和尤烈每隔十天半月必赴香港与孙中山、陈少白等好友聚会,抨击时政,多有反清言论,时人称之为“四大寇”。

  孙中山对于这一时期鼓吹革命活动,在其自传《孙文学说》第一卷第八章“有志竟成”中有这样的忆述: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无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理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黄健敏说,为了方便孙中山在港澳鼓吹革命、接纳同志、秘密集会,杨鹤龄把父亲在香港中环歌赋街8号开设的“杨耀记”阁楼和澳门水坑尾14号的房子作为友朋聚谈之所。

  岁月流散,风云聚合。香港政府为保存孙中山先生在港活动遗迹,特在中环歌赋街8号的外墙上,钉上了一鹅蛋形红底银字牌匾,以铜合金铸造,分别用中、英文对照说明以作纪念。

  变卖祖业

  游说妹夫担保孙中山

  张万利说,辛亥革命发轫时期,杨鹤龄追随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尽了不少力,曾变卖祖业为孙中山宣传革命提供物质帮助。

  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时,想到澳门行医,向澳门镜湖医院借钱在澳门开办中西药局,须找“担保还银人”。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绅商,杨鹤龄便游说妹夫当担保人,协助孙中山贷款一千四百四十两白银。至此,孙中山才得以正式以行医为掩护,继续奔走鼓吹民主革命。

  后来,孙中山在澳门受到排挤,转往广州及香山石岐开设药局,但手头拮据。据杨鹤龄之子杨国铿回忆,当时,杨鹤龄曾变卖位于澳门龙嵩街的一所房子与妹夫吴节薇,所得资金全数赠给孙中山作发展事业之用。

  张万利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连遭败绩,孙中山深感国家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便决定放弃行医,再赴檀香山联络海外华侨,组织兴中会,宣传革命,募捐筹款,为武装起义积极准备。杨鹤龄则在港澳一带,协助孙中山筹募革命经费及作反清宣传,一度在陈少白创办的革命报刊《中国日报》任职。

  隐居澳门

  两次致函愿出山效力

  民国成立后,杨鹤龄隐居于澳门,并把居所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追怀那段过往岁月。

  张万利说,1919年5月16日,蜷伏澳门的杨鹤龄曾致函孙中山,希望为革命效劳。他在信中说:“自我公乙未举事以来,此身思为公用,望之数十年矣。此数十年中在孙党二字几于无人敢近,忍辱受谤,不知几极。弟又平素不善治生,上下无脚,竟成废弃,深为自惜。今者国家多事之秋,如弟之宗旨不变,诚实可靠,若用做奔走,用做心膂,赵冲国所谓无如老臣者,弟亦云然矣。”

  孙中山收信后,批复:“函悉,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

  1921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每月馈赠五百元作为养老金;又嘱咐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尤列三位“四大寇”时期的革命元老居住,共叙当年的手足情谊。但好景不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山,孙中山被迫转赴上海,杨鹤龄则回到澳门。

  1923年1月9日,杨鹤龄再次致信孙中山,信中说:“近观大局,知已大有转机,广东三千万同胞,日日望公解决,非如前岁之情况矣。老夫睹此,大有雄心,极欲服务民国……”1923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后,即任命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淡泊名利

  终生不忘中山教诲

  据杨鹤龄后人回忆,杨鹤龄性情诙谐,为人厚道且低调,别人问起他的革命事迹时,每每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由婉言谢绝。但他对革命先烈的亲属后裔则时常挂念,现在保存下来多封他要求为黄咏商、林喜智、程耀臣、谭弼、朱贵全、邱泗、郑弼臣、杨衢云等人建墓立碑及抚恤遗族的信函。

  黄健敏说,杨鹤龄对于孙中山的革命言论和为人处世,均心悦诚服。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再一次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并没有消沉,反而把过去由于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的吸大烟的癖好戒掉了,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竟逐渐肥胖起来。

  杨鹤龄念念不忘孙中山为民众争取“自由平等”而奋斗的一生,更向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他晚年最喜欢书写“博爱”及“天下为公”的条幅赠与友人。

  “他在所写的‘天下为公’下常常写上‘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这样一段话;在所书的‘博爱’下则常常写上‘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流风之意耳’。足见他对孙中山的尊崇和敬重。”

  黄健敏说,随着忧国之心日重,杨鹤龄经常借酒消愁,举杯轰饮,醉后“时发牢骚之谈,痛斥执政者日非”。1934年8月29日,杨鹤龄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下达了褒恤令:

  “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襄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

  杨鹤龄的尸骨运回故乡,葬于翠亨村南的金槟榔山腰。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慰藉九泉之灵。

  生平简介

  杨鹤龄,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同村。1868年7月生于澳门,家世豪富。1886年入广州算学馆,与尤列同窗,后与孙中山结识并成为刎颈之交。1888年毕业后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与志同道合的孙中山、陈少白、尤烈相聚议论时政,畅谈革命理想,当时被称为“四大寇”。1895年加入兴中会,在港澳一带协助筹募起义经费和开展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在澳门过着平民生活,孙中山常寄钱接济。1921年9月14日被孙中山聘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4月4日任港澳特务调查员。1934年8月在澳门病逝。

  人物访谈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凌谈杨鹤龄:

  中国民主革命元勋

  “杨鹤龄与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并称为‘四大寇’,孙中山先生存世的著述中将这一段人生历程定义为‘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郭昉凌说,仅从其中的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在中国民主革命初期,上述四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真理,初期并不为世人所认识和接受,也不被理解和同情,更遑论支持了。

  殊为不易而又难能可贵的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四大寇”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倡言革命,抨击朝政,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避之而唯恐不及。

  “可见,‘四大寇’并非寇,实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元勋。”郭昉凌说,民国首任总理、时任中山县县长的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杨鹤龄的一生:

  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

  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

  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

  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

  国帑周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

  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

  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峰。

  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专家评说

  本栏目学术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杰:

  金兰倡义

  功成不居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将自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三人忝列为“四大寇”,足见革命之初,孙中山与杨鹤龄关系非常。史载,“四大寇”滥觞于孙中山与杨鹤龄的总角之交,未久孙中山在香港结识陈少白,杨鹤龄在广州交结尤列,彼此志同道合,以抨击朝政、畅谈革命为快。杨鹤龄献出家居“杨耀记”,接纳同志,作“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

  为追随与襄助孙中山的反清义举,杨鹤龄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1895年加入兴中会,断续变卖几乎全部家产,捐作反清事业活动经费。以至民国成立后,家业殷实的杨鹤龄不得不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房为居。

  孙中山感赞杨氏大公无私,于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期间,特拨专款三千,将越秀山南文澜阁修葺一新,易名曰“三老楼”,延请杨鹤龄、陈少白及尤列三人共居,以顾问政事。每月专门馈赠杨鹤龄五百元养老。

  1925年,孙中山去世,杨鹤龄感思革命事业受挫,孙氏理想与初衷难复,遂隐退澳门,不问政事。闲暇之余,仍不忘邀故友探求“独立自由”、“天下为公”之志。亲笔仿书中山遗训,悬诸壁上,垂教后范。

  杨鹤龄生前性情诙谐,不慕荣利。每当有人问起孙中山及其革命事迹,他常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而婉言谢绝。对于烈属后裔,杨鹤龄则颇为关顾,多次致函国民政府,要求抚恤遗骨,为辛亥先烈树碑立传。

  杨鹤龄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特发褒令赞曰:“性行高洁,器识宏远,早岁劻勷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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