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离开我们，已经三天了。因她的死引发的讨论和思考，仍在继续。

　　父母怎能那样大意？18路人何至如此冷漠？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拾荒阿婆的救人之举？世道人心真的沦落了吗？这个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这名两岁女童的死，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拷问着每个国人的灵魂。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视角考虑问题，将“小悦悦父母”“18路人”和“拾荒阿婆”都替换成“我们”，然后扪心自问：我，能否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能否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真、向善、向美做些什么？

　　本报记者采访各领域知名专家十余人，现将他们最有价值的思考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呈现于此，以期推动这场讨论走向纵深。

　　【焦点1】

　　是否应该立法惩治见死不救？

　　法律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

　　京华时报：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出现了“立法惩罚见死不救”的声音，你对此是否赞成？

　　迟夙生：我不赞同通过立法来强制见死不救，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这个还是要从道德层面上来解决。如果通过在刑法里强硬立个罪，我觉得对公民太不公平了。贪官污吏那么多都解决不了，能逼着老百姓在这个事情上给定个罪么？

　　陈光中：见死不救是社会道德问题，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是要非常慎重的。法律的强制手段，不是一个万灵的膏药，这个社会不能什么事情都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治理，这未免太依靠法律了。而且即便立法规定了，道德跟不上来，也会导致有人一看到别人受伤，为了不被追究责任，就跑掉了。这样不解决问题。

　　阮齐林：从法理上讲，见死不救只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律不能惩罚人不做出一定的行为，对见死不救者不能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行立法追究，会使我们每个人的负担很重，也可能导致一些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躲避，这样立法也是没有效果的。另外，对于路人从道德上谴责也要注意分寸。有些人是事后诸葛亮。对于当事者，他们当时不一定对现场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可能有的人既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自己又有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匆匆而过，这有可理解的成分。不要一味地指责路人冷血，在道德上做负面评价，付诸法律更加不妥。

　　邵建：见死不救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对于道德的问题千万不能立法。法律的存在，只是禁止你做什么，而不是强迫你做什么。见死不救这一行为固然不善，但不是恶。这时法律如果出动，不仅是逼人为善，而且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法律作为人的行为的外在规范，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道德是心性问题，必须发乎其内。以为通过惩罚见死不救之类的立法就可以引发见义勇为，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道德，这是一种法律迷信。它会导致国人更加恐惧，以为做好事的成本更高了，更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这类法律。结果使立法得不到落实，社会的道德状况也更加下坠。总之，道德问题的归道德、法律问题的归法律，道德的病不能靠法律医，立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朱永平：小悦悦事件发生后，我明确提出应该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者，我认为现在立法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我们国家的道德滑坡严重，特别是受一些司法案例影响，讹诈救助者、诬陷好人的情况让社会风气变得很坏。从南京彭宇案再到小悦悦事件，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例说明，需要通过法律进行道德指引，而案例也往往是推动法律产生的动力。比如醉酒驾驶造成群死群伤的案例，最终推动了危险驾驶罪的制定。

　　京华时报：如何进行立法设计？

　　朱永平：我主张把两种行为纳入法律去调整，但不是纳入刑法，而是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种行为是见危不救或者叫怠于救助。怠于救助应定义为轻微的违法行为，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调整人们的轻微违法行为的一部法律。我们要设定，非职务的特定人群，对处于危险状况的人，要有通知、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三项义务，证据确凿，就可以进行一定处罚，最高拘留15天，还可以进行警告或罚款。第二种是对诬陷、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认为也可以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去调整。现在，诬陷、讹诈救助者的行为在我们社会已经造成了极坏影响，但却没有法律去调整。因此，我主张，既要惩罚见危不救或者怠于救助的人，又要惩罚诬陷、讹诈救助者的人。

　　京华时报：多数人反对对见死不救进行立法惩罚，认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立法强制可能引发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

　　朱永平：任何法律制定之后，都会有人想去规避。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很多事情都是把道德的东西上升为法律的。另外，我们人人都可能处在需要被救助的状况，不能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路人冷漠的可怕，才知道立法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设身处地考虑这个问题。

　　京华时报：作为关系心理学家，你也是赞同对见死不救进行立法的，你的理由是什么？

　　胡慎之：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趋利，一个是避害。对于助人的动机，本来我们是要趋利，比如会让我们心安。而当我们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人类的动机就是避害为主，为了自保，我们就会选择不去助人。我们现在的环境，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不安全不信任的关系，太多关于“救人者反被冤枉”的案例，让我们对做好事有担心，小悦悦事件已经说明这一点。而如果立法规定见死不救要受到处罚，人们就会重新思考趋利避害，假如我救助了，我还能得到良心的安定；假如我不救助，可能会受到处罚。因此，法律可以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们对需要帮助者进行施救。

　　京华时报：可能也会有人为了避害，跑得远远的。

　　胡慎之：就算他跑掉了，他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这会规范他的行为，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就不跑了。这是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区别，法律会让人有罪恶感，而道德只会让人产生愧疚感。相比之下，罪恶感是很难消除的，而愧疚感会被一些合理化的东西消除。比如小悦悦事件，有路人会想，自己没救，别人也没救，他的内心谴责就会小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旁观者效应”。

　　京华时报：有人提出，见死不救毕竟不恶，如果立法会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

　　胡慎之：我们不要把它称之为善和恶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去维护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

　　【焦点2】

　　见义勇为是否需要立法促进？

　　应扩大见义勇为“义”字范围

　　京华时报：有人建议，为了让人们放心做好事，可以立法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你怎么看？

　　邵建：我觉得没有必要。见义勇为为什么要保护？它是不需要保护的。比如彭宇案，法官只需要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就可以了，老太主张彭宇撞了自己，要拿出证据来，老太拿不出证据，彭宇就是安全的。但法官当时的逻辑是：如果不是你彭宇撞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好事？这样彭宇就很难辩。也就是说，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就可以保护见义勇为者，如果再去立法就是多余了。

　　朱永平：我非常赞同在全国立一部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法律。目前，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的省份和有立法权的市，对于见义勇为都作了地方性的法规或条例，但基本上都把见义勇为定义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样的概念，有的还提到要“不顾个人安危”，我认为这个概念把见义勇为里的“义”字框死了，应该把“不顾个人安危”删掉，把“义”的范围扩大化，把对路人的救助、把对危险状况的救助，把通知、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都纳入到见义勇为的范畴里去，并在物质上对见义勇为者重奖。而且国外的立法理念也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去救人。如果确认自己没有危险不去救人，才是怠于救助。

　　【焦点3】

　　是否应追究父母监护责任？

　　父母为第一位责任主体

　　京华时报：对于这件事，也有人提出应该追究小悦悦的父母疏于监护的责任。你怎么看？

　　邵建：小悦悦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宝贝女儿，我觉得现在再说他们的监护不力，这个对父母太不公平了，也没必要。这事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追究家长的责任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农民工身份的父母，他们的生存太艰难、太不容易了，每天劳作繁重，很难时时刻刻把孩子带在身边，总是有疏忽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再谈追究家长的监护问题，我感觉太奢侈了。

　　姚建龙：我是研究未成年人法的，从我的专业视角，我认为这首先是一起有关儿童保护的悲剧性事件，其次才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媒体都在责备18名路人没有施救，而且把小悦悦的父母看成是悲剧事件中广获同情的受害人。实际上，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父母是儿童保护中第一位的责任主体，首先要把这个明确下来，才能讨论路人的冷漠问题。试问，孩子没有脱离父母监护，何来交通肇事？没有交通肇事，何来路人冷漠。父母和路人是第一和第三的顺序，现在没有讨论一，就直接跳到三了。

　　京华时报：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姚建龙：这与文化背景有

　　【焦点4】

　　路人为何如此冷漠？道德滑坡原因何在？

　　社会道德滑坡司法应承担主要责任

　　京华时报：在这件事中，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路人选择了集体冷漠？其中反映出来的国人道德滑坡问题，原因是什么？

　　迟夙生：我认为社会道德的滑坡，司法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此前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给社会风气带来了很坏影响。这两起案件的判决都没有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一部法律的制定，在总则里都要考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公德。但两起案件，法官都是机械地执法，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影响了百姓。要想让老百姓从这些判决所带来的阴影里走出来，我认为就得把案件改判，然后把改判后的案件广泛宣传。但我们国家很重要的问题是，法官判错了案件不被追究。

　　邵建：我认为不能太多谴责路人，那样也不公平。那18名路人难道没有恻隐之心吗？肯定有，至于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我认为应该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中去找原因。社会环境不好会导致我们缺乏安全感，导致做好事的成本高，而且心有余悸。特别是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影响特别恶劣，大家都不敢做好事，生怕给自己惹麻烦，因此出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心态。

　　谈方：小悦悦这件事是极其罕见的人性泯灭的悲剧，不救她的不仅仅是18个人，很多人在网上不记名调查中表示不会救她。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不代表社会主流。第一，陈阿婆最后施救了；第二，后续的医疗救护中，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第三，社会如此大规模的反思，甚至称“刮骨疗伤”，这也说明了社会的主流并非见死不救。我办“中国好人网”3年半，网站登录的好人好事有13000多条，我每天都被很多好人好事感动着。见义勇为、舍命施救的不仅仅是18个人。汶川地震以及各种灾难性事件中的大规模施救，这才是主流。

　　京华时报：你觉得从小悦悦被撞倒到她被救起的387秒，以及事发后18名路过的路人，能否反映当下中国的道德状态？

　　陈光金：我觉得不能。每个时期都有见死不救的事件发生。每个时期也都有见义勇为的事迹涌现。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容易把个案上升到整体全局。这其实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的某种情绪。

　　京华时报：你觉得悲剧的酿成原因有哪些？

　　陈光金：首先，从整体来讲，中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转型期，也是矛盾的高发期。这样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当然都觉得应该从高速的发展中分一杯羹，但是期望和现实的差距、横向的比较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不满的情绪。有的人发展得不好，他不会去分析为什么自己不好，反过来会去怀疑发展得好的人有问题。而恰恰一部分发展得好的人确实有问题，证实了这部分人普遍的推测。这是转型期的一种社会病。这个转型期需要沉淀和稳定的过程。过10至20年，到了成熟期的时候，人们会渐渐理性。

　　此外，媒体的炒作、夸大也没有起到好作用。媒体对过往一些事件的过分渲染让人们觉得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对正面的报道嗤之以鼻，非要发掘有什么坏的问题，如果媒体不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社会心态容易走向极端。媒体报道要就事论事，要讲究证据。批评监督是天然的职责，但是必须有一个边界。造谣、夸大式的监督是有问题的。当下社会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像酵母一样，是一个放大机制，当人们有不满情绪的时候，放大的方向就是向负面发展。

　　京华时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媒体对彭宇案、许云鹤案的报道和过分渲染给人造成好人没好报的印象，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你认同这一观点吗？

　　陈力丹：道德滑坡是人所共知的，这不是媒体的责任。因为媒体的新闻价值选择就是异常事件，这就造成了无形中事件被放大。当然，媒体固然要在本身的职业道德范围内进行检讨，是不是虚夸、是不是失实。遇到某些一哄而起的事件的时候，不要去炒作。但媒体反映的社会现实还是社会现实。道德滑坡就是道德滑坡，不要拉不出屎怪茅房。

　　新闻是干什么的？新闻媒体就是社会的监测器和瞭望哨。发现危险的情况，要告诉群体，这是为了群体的整体的安全。人们需要你的信息来获知安全感，这是新闻工作的本质，而不在于是好事还是坏事。小心这个地方有问题，小心那个地方有问题，这才是媒体的职责。警戒坏事是人的生存需要。不允许我们说坏事等于不允许我们告诉别人危险。这甚至都不仅仅是人的需要，大家看看动物世界就明白了，动物在生存的时候，总有几个动物在周围巡视，发现危险情况就会发出信息，于是整体就会跑走。那几个动物就像我们新闻媒体。

　　【焦点5】

　　如何改善社会道德环境？

　　重拾社会信任关键在重建政府信任

　　京华时报：你在上面讲到很多问题是因为社会转型造成的，那么，身处转型期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陈光金：我们当然应该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与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民生相关的领域，一定要完善规则、强化执行力度。尤其要处理好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比如一定要坚决打击售假贩假、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司法执法中要严格依法，避免出现冤情扩散到社会上去，充分尊重民意和民权。对日常行为也要强调法律制约，比如见死不救考虑纳入法律的惩罚等等。为什么形成“撞伤不如撞死”的观念？因为撞死的惩罚小于撞伤的成本。这些必须通过严惩起到社会警示作用。

　　京华时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何才能重拾？所谓“人情冷漠”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陈光金：无可否认，我们当下信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政府在司法、执法和行政领域是否按规则去办事很重要，到底是规则还是潜规则在起作用？这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如果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就会有确定性，相互之间的信任就会提升。而规则大多数是政府制定的，要重拾社会信任，重建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社会的信任。

　　邵建：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在优良传统文化保留得好的社会，人们是乐于助人的，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他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人们感受不到帮助别人的乐趣，还要提防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作为社会成员，都应该多学习传统文化，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另外，社会是一个网络，应加强社群建构，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加强人们互助性的联系，提高责任感。

　　京华时报：如何才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

　　迟夙生：我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呼吁。前几天，我和胡益华律师成立了“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律师联盟。如果以后有人主动救人遭遇讹诈，律师联盟将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我们的最大初衷就是消除好心人在助人为乐时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引领，使耍赖者少耍赖，救助者少点麻烦。我认为目前用这些方式解决比较妥当。

　　谈方：我们的政府要通过这件事深刻反思，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大部分跟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有关，是他们没有担当起惩恶扬善的职责。很多好人在推诿扯皮中继续受到伤害。表面上受伤的是个人，实际上受伤的是整个社会道德。

　　最近我们说的文化体制改革，绝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进行加强，否则会形成误读。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要明白文化体制的发展和改革是为了传承和承载这些东西的。而当务之急，我建议开展一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专项治理活动。就像打黑，打击黄赌毒一样的，在全国去调查摸底好人没好报的例子有多少。被冤枉的还他们公道，伤病的给予救治，因做好人去世的，要给予他的家人关爱。总之，温暖好人心。

　　关。中国人缺乏儿童权利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很悲惨，要去同情，也就是以父母为重心考虑问题。父母当然是受害人，但是我们把重心向前移一步就会发现，儿童才是受害者。而谁造成了儿童受害现象，首先是父母没有监护好。

　　京华时报：有人提出，父母失去孩子已经很悲惨了，这时再去责怪他们太残酷。

　　姚建龙：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时还去责难小悦悦父母，甚至主张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但撒盐是必要的消毒措施。这起事件中，小悦悦是一个只有两岁多的完全无行为能力人，她没有危险意识，她已离家百米，跑出去六七分钟后，她的母亲才到。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对孩子暂时脱离监护会有危险的意识。他们总会有无数“理所当然”甚至“不得已”的理由，将未成年子女独自放任在危险的地方，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要忙着谋生。可是谋生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让孩子生活得更好吗？我认为，孩子的监护与贫富没有关系，主要是父母对自己法律责任的认识。通过这起悲剧事件，我们应该让父母明白一个最简单、最浅显，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道理，那就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的法律责任，而且是沉重的法律责任。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裴晓兰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