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评论员/王聃

　　日前微博上一条消息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北京一位女孩方言12月16日因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而去世，年仅23岁。据悉，12月14日，她忍着胃痛还在上班，15日被确诊为急性胃炎，第二天去世。

　　鲁迅早就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一个年轻女孩的胃炎之死后，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也许，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而乏力的。苍白与乏力，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女孩的骤然离去，更多的是，当“23岁”“长期加班”“忍痛上班”与“熬夜”等词汇胶着在一起时，围观者都从中若隐若现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用健康换取工作，用过度的疲劳去赢得现实的生存。心悸且无奈的情绪交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网络的热烈关注。

　　关于愈来愈多见的都市“过劳死”，学者秋风曾经撰文表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其实都有“过劳死”现象。在现代社会里，很多“普通人”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他们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些员工也清楚知道这对健康有害，但经过权衡，他们宁可承担这种风险。

　　选择自我伤害与独自承担风险，于是必须为加班和高强度的工作战斗到底，于是必须承担“有工作无生活”的沉重代价，这是许多白领的“可怜之处”，也是都市里普遍的情感乡愁。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又岂不同时是于高节奏现代社会里谋稻粱者的宿命？那些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激烈的竞争压力已不去说它，至今仍不是那么完善的用工保障体系，也让“被过度压榨者”的权利投诉难收满意的效果。

　　当“过劳死”成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有没有一种可能，让“白领们”既能寻常且诗意地工作，又不至于透支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如果说整体的社会发展路径暂时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很大程度上，它更取决于“国家的重视”。都市里的“过劳死”并非中国的独特现象，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但最终都催生了国家式的干预。美国将过劳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欧美一些国家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果员工身故原因被认定为过劳死，就可以据此对雇主追责——如果社会制度是充满恻隐之心的，那么“过劳死”就很难成为苍凉的社会表情。

　　女孩方言不是我们城市里的第一个“过劳死者”，可以肯定的是，她也不会成为最后一个。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即便只是从某种理性的意义上说，多数人也无法获得诗意生活与诗意工作的两全，不过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从国家那里寻找到“不得不承担”的救赎可能。在女孩方言之死后，我们需要再次审视其间的空白，继续思考健康与工作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