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了一辈子垃圾，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11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国第一部生活垃圾专业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部条例出台后最欣慰的人是王维平。作为人大代表，正是他2008年向市人大提交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并每年不断提出建议，才奠定了这部垃圾管理法的出台。5年时间里，他促成了一部法规的诞生，也见证了北京市垃圾实现了连续负增长。

　　5年，从一个建议到一部法

　　“你带录音笔了吗？”见到记者，王维平第一句话这样问。他自述5年期间和各类媒体沟通了不下300次，经验十足。采访从最近立法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说起，这部法规缘起于2008年。从当选这届人大代表开始，王维平每年的建议只围绕“垃圾”这一个主题。

　　2008年两会期间，王维平就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向市人大提交了建议，当时本报记者也为此采写了稿件《垃圾计量收费今年试点》。当年，王维平又以北京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其中提出要用焚烧形式处理垃圾。

　　2009年4月，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并最终确定出台，这是省级常委会首次讨论垃圾问题。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未来6年，北京市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其中阿苏卫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南宫焚烧厂均在计划建设之列。

　　2011年，在《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基础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2012年3月执行。王维平长舒了一口气，内心倍感欣慰。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北京就快被垃圾彻底包围了。”王维平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达8000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16座垃圾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务之急是，北京人今后往哪儿扔垃圾？

　　5年，反对者变成了他的粉丝

　　为这部法规出台，王维平的5年代表之路走得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坎坷。

　　“我收到过子弹，也收到过带血的菜刀。”现在说起这些艰险，他一脸平静：“有人骂说明有人关心垃圾问题了，这是社会的进步。”

　　几年时间内，很多反对者认同了他的观点甚至成为他的粉丝，这其中就有“驴屎蛋儿”。 “驴屎蛋儿”是位律师，他所住的小区正在阿苏卫垃圾焚烧厂3公里范围内，在奥北居民的“反烧派”中是意见领袖。

　　两人相逢于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是王维平的一句话先打动了“驴屎蛋儿”——“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他决定和这位垃圾处理专家进行沟通。沟通，也是王维平所希望的。

　　“为什么我出面沟通，我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法赋予我权力。”他告诉记者：80%以上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沟通解决，而人大代表正是政府和百姓沟通的桥梁。

　　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其中就有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从日本考察回来，这位“反烧派”市民代表态度180度转弯。“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他表示，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住在隔壁也无妨。现在，“驴屎蛋儿”成了王维平的粉丝，一有空儿他就往市政管委的办公室跑，谈论垃圾处理问题。

　　“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国内垃圾总量于198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递减，2008年比1989年减少了44%，垃圾焚烧厂也从1989年的25个减少到2008年的15个。”王维平告诉记者：“我也希望北京的垃圾20年后是现在的一半。”

　　5年，北京实现了垃圾分类

　　王维平所盼望的“垃圾的春天”到来了。在今年3月即将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规定：“本市按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混合垃圾多付费、分类垃圾少付费的原则，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易于收缴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同时，草案拟规定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生活垃圾减量和分类。几座大型垃圾焚烧厂也在按照计划稳步实施。

　　“国际对城市垃圾管理水平考察是按照垃圾增长量，国内600多个城市，只有北京的垃圾实现了负增长。”这一点，也是王维平所引以为傲的，从2009年到2011年，北京市每天减少1000吨垃圾。这是通过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拒绝一次性筷子、旧货交易、垃圾分类等各方努力而达成的。

　　“做的还不够。”王维平告诉记者，北京的垃圾问题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和推进。“我履行了一个人大代表所应尽的义务，自己也很欣慰。”王维平说，我不赞成当代表就是给社会挑毛病。人大代表所做的是把握方向、参政议政。

　　本报记者 傅洋 J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