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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红兵

　　从去年杭州快递爆炸事件后，我国就在酝酿实行寄快件实名制。目前公安部已经在浙江绍兴进行了试点。一旦正式开始试行，客户寄快件时需要出示身份证，快递公司业务员要开包检查、核实寄递物品，还要将这些信息登记输入电脑，而收件人也必须出示身份证接收快递。（2月10日《广州日报》）

　　快递实名制尚处酝酿阶段就遭到非议：一些快递公司担心实名制增加快递行业的运营成本，影响公司的经济效益；消费者则质疑快递实名制将影响网购的快捷性、方便性，增大网购的成本，破坏网购的愉悦心情，尤其焦虑实名制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个人隐私权被侵害。

　　理性分析，快递实名制有助于遏制快递犯罪行为，确保物品的安全合法，尤其在打击毒品、枪支等危害社会安全物品流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为快递实名制初衷的良善与正义，就无视其负效应，更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隐私等权益来置换或者捆绑社会稳定。如果没有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的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能遭到信息泄露的危机。

　　这就要求快递实名制在推进之前做好两个铺垫工作，一是消除快递公司经济效益缩水之忧和消费者快递成本增加的焦虑；二是摆脱个人信息泄露的危机。在没有刚性制度约束的语境下，实名制的推进就是意味着个人信息近似全透明，消费者的信息随时可能被抛弃或者非法交易，这里就需要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立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建立侵权惩戒机制，厘清各方承担的责任。

　　无论是快递公司还是消费者，对快递实名制的质疑恰好折射出当前制度的短板。要减少快递实名制的负效应，让快递实名制达成预设的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帮扶，减少快递公司实名制实施带来的成本压力，降低消费者和经营者的经济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建立刚性的制度，立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健全相关的惩戒机制，完善递送运输阶段的监管制度，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生活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