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区检察院 郭晶晶

　　至今仍忘不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刘某某因听说母亲被继父殴打，竟失去理智，赶回家后用水果刀将其继父刺成重伤。经过阅卷审查，我认为，杨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证据充分，应提起公诉。听完案件汇报，我的主诉官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转而问了我一个似乎跟案件毫无关系的问题：“嫌疑人是单亲妈妈，家里上有重病的父母，下有一个需要抚养的两岁多的小孩吧，嫌疑人如果判刑，她的家庭由谁来照顾呢？这会不会又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第二天，我们去到嫌疑人家中补充笔录，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弥漫着一片凄风苦雨，她的继父因重伤病卧在床，她腿脚不便的母亲还要艰难地为全家人做饭，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儿不停地哭喊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家庭矛盾虽然在这家人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可是被害人却不停地说：“这件事我也有过错，我已经原谅了我女儿，请司法机关也对她从宽处理吧，因为，没有她，我们的家庭会散的！”是啊，对这个家庭来说，老人需要女儿，小孩需要妈妈，考虑到嫌疑人的自首及悔过，被害人也提出谅解，我们向法院提出建议，案件的结果最终以被告人被判处缓刑而告一段落。庭后，看到这家人冰释前嫌，哭着相拥在一起，我也为之动容，我想，公诉工作并不是惩罚的艺术，太多的案件并不是人性本恶的后果，而有着复杂的犯罪原因，并不是每个被告人都是丧失良知或罪大恶极，公诉工作不仅仅要指控犯罪，更应该关注法律的救赎和对人性的尊重。

　　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特曾经采访过100位艺术界、政界、宗教界和科学界等各个行业的名人，请他们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最后，通过对比他们各自的答案，杜兰特发现这100位被采访者答案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体验生命的意义，必须要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应该比个体的自我要大，比个人的生命要长，当我们把自己当成某个生命群体的一部分，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会更加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