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局变化，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时代结束，白下路23号的光彩也黯淡了。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开业，遂将上海、南京中国银行改称分行。南京中国银行定名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即便如此，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仍旧有卓越的表现。袁世凯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导致中央财政吃紧，不得已谋划颁布“停兑令”1916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签发了“停兑令”，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之日起不准兑现、付现

　　扩大军备财政吃紧

　　袁世凯谋划让两大银行“同归于尽”

　　北洋政府从组成时起，财政收支就十分拮据。1912年9月至12月4个月，政府总收入2719万元，总支出7009万元，不敷数达4290万元。1916年，讨袁的护国战争烈火，已烧遍大江南北。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中央财政面临枯竭。于是北洋政府就开动机器印钞票，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到1916年5月“停兑令”公布前，两行共发行兑换券7000多万元，而准备金只有2000多万元。

　　钞票发行过多，这就不能不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随着北洋政府军政费用的急剧增加，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中、交两行钞票持有者，纷纷前往银行要求兑现。军队也以“不相信纸币”为理由，要求发给现洋。袁世凯政府就从各银行库存将现银发给军队，于是中、交两行现银库存大量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为稳住金融盘子，于是，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向政府谋划了中、交两行同时停兑的方案。梁士诒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使各省中、交两行的库存现银一律解京；二是可借口维持金融，要求外国借款；三是交通银行困难已达极点，而中行情况尚非如此严重，把两行拉在一起对交通银行有利，“即使有事，两行同归于尽，也比只牺牲交行一家要好”。

　　保一方苍生

　　金融巨子谈荔孙南京勇抗“停兑令”

　　1916年5月12日，由国务总理段祺瑞签发了国务院第二号令（即国务院“停兑令”），命令中、交两行自奉令之日起不准兑现、付现。

　　在国务院发布“停兑令”之前，中、交两总行曾电询各自分支机构对于停兑的意见，交通银行因受梁士诒影响，表示无意见。而中国银行则表示反对，据当年《新闻报》载，中、交两总行在院令发布前，“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中国银行的分行中“尤以上海、汉口、南京、镇江等行反抗最力”。

　　当时冯国璋不仅在江苏省担任着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而且在整个北洋政府系统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谈荔孙找到冯国璋商议应对“停兑令”办法，从减少民众损失、维护中行信誉、保持市面稳定等方面出发，主张在江苏省内有限制兑现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得到了冯国璋的支持。

　　5月12日“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南京、上海等分行都立即向中总行去电陈述不能执行“停兑令”的理由，在中行系统中，南京分行去电最早。

　　5月15日《申报》公开报道了南京中国银行抗“停兑令”相关情况：“冯将军亦不赞成——闻南京冯上将军亦不赞成此令，特嘱南京中国银行照常营业收兑钞票，并发给现洋三十万，交中国银行以资周转。”由于冯国璋将军的支持，更增添了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抗“停兑令”的信念和力量。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及所属，如苏州、无锡、常州等行亦照常兑现。5月17日《申报》也报道了苏州照常兑现的情形：“已由宁行运载现洋来苏照常兑现”。

　　袁世凯发通告检讨“停兑令”

　　白下路23号赢了这场金融战

　　其实，“停兑令”不仅损害了中、交两行的信誉，也损害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他们纷纷反对。5月12日，政府宣布停兑后情况就大不相同，北京市场顿起恐慌，两行纸币跌到六折。粮、盐、油、炭、日用品及洋货奢侈品价提高三四成，米价比原价增加了百分之五，金价每两50元增至80元，当铺则止当候赎，商号则停止交易，生意萧条，市况惨淡。一般政府官吏，早在停兑前就对强行减俸和搭发公债券十分不满，现在又拿到不断跌价的纸币，生活水平降低很多，诅咒袁氏之声，甚嚣尘上。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商界，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中立，其时也越来越倾向于“非去袁不可”。商界态度的转变，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时，冯国璋召集的17省区南京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沪宁商会拒绝停兑的消息传来，冯国璋等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与商会采取一致态度，感到“大势所趋，必非武人所能抗矣！”

　　在金融界，5月15日，中行股东联合会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支行，阐明了抗“停兑令”的理由：“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于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电文再次批评政府措施不当，表示了抗拒停兑的决心。中行股东联合会5月15日通电发表后，率先复电赞成的也是江苏省的上将军冯国璋、巡按使齐耀琳，认为事关国脉存亡，自当竭力维持。

　　“停兑令”等于宣布政府金融政策的破产，其结果是使筹资更加困难，百姓恐慌，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投机家兴风作浪，加深了危机。“停兑令”也损伤了外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对袁世凯政府也是怨声载道。袁世凯政府为挽回人心，于6月1日以“总统府令”的形式发表了一个措词含糊的通告，其令文中提到：“……暂停兑现，实系一时权宜之计，非不兑换纸币可比。维闻迩来商民恐惑，弊窦众生，於财政前途，大有关碍。现饬国务院筹拟办法，以重市廛。……”以缓和人心。

　　□本版整理 快报记者 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