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自己”

　　“什么可以证明我的存在？”这个问题与哲学无关，而是伴随了阿勇二十多年的难解之谜。生活在东城的阿勇今年27岁，当了27年的“黑户”。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没有工作，只能干些“不好的事情”；他不再谈恋爱，因为他不能结婚；他想逃离东莞，看看外面的世界，却走不掉……这一切都只因为他是“黑户”。

　　这样的生活，过了27年。是否需要继续过下去，他毫无头绪。他不懂，自己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人，却因为“一张纸”，不曾拥有许多作为人的权利。

　　“到底不是亲生的”

　　阿勇从小很调皮，和妈妈的关系也不好，阿勇自小就纳闷：为什么妈妈对自己如此挑剔，嫌他邋遢，不整理房间，不听话，“那个时候的小男孩哪个不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容忍我？”

　　直到爸妈告诉阿勇他是在3岁时被抱养的，他才发现这一切都解释得通，“到底不是亲生的”。养父母是东城本地人，阿勇知道自己可能是广东开平市人，还依稀记得爸妈告诉过自己亲生父母的住址。不过，阿勇没有想过去找他们。

　　初中毕业后，阿勇不想读书了，爸爸仍希望他继续念书，并承诺等考上大学就帮他上户口、办身份证。这个承诺不但没让阿勇开心，反而招致他更强烈的反感：“切，要办早就办了”。阿勇小时候，爸妈告诉他，当时上户口要5万块。在阿勇看来，那时爸爸是做生意的，“不缺这五万块”。阿勇说，尽管和养父母的关系并不好，却从未真正怪过他们，“没有他们，我长不了这么大”。

　　■对话·关于命运

　　记者：身边的人知道你没有身份证吗？

　　阿勇：没几个知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记者：对你生活还有什么影响吗？

　　阿勇：我被治安队查过两次。有一次和朋友赌博，有警察来，把我们抓到派出所。其他人都放走了，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我爸来把我领走的。回家后我妈凶我，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不会再去领人了。当时我很生气，“是谁让我没身份证的？是我自己吗？”不过我没说，直接走了。

　　记者：觉得不公平？

　　阿勇：我觉得奇怪，只要有人能证明你是谁谁的孩子，你是谁谁，你和谁是什么关系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身份证？

　　记者：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有身份证？

　　阿勇：那根本不可能。我听说东莞有两次机会（给黑户上户口），但都错过了。没机会了。不过，只要有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家一没钱，二没有关系，没有希望了。

　　记者：钱和关系能把事办成？

　　阿勇：有钱的话谁还管你有没有身份证。

　　记者：有身份证的话，你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阿勇：肯定不会。但你就是没有，都注定好了的。

　　“我在做不好的事情”

　　初中毕业后，阿勇在爸爸开的五金厂里打工。若不是因为四年后工厂因效益不好而倒闭，也许直到现在阿勇也不会觉得没有身份证是多大的事情。

　　离开工厂后，阿勇试过许多工厂、店面，往往都呆不了多久，老板知道他没有身份证后就会把他辞退。阿勇说这都是医保、社保“惹的祸”，“现在越来越正规，都给员工买保险，没身份证，买不了，出了事谁负责啊。”

　　今年过年，阿勇回家吃年夜饭，妈妈问他愿不愿意在自家小区当保安，如果愿意，可以马上上班。阿勇拒绝了。如果当保安，吃住都得在家里，会增加家里的开销，“这么大的人了，还用家里的钱？”他也想躲开妈妈，“她不喜欢我，我老在她眼前晃，她会不高兴。”

　　“现在有工作吗？”记者问阿勇，“没有，但也不缺钱用。”停顿了一会儿，阿勇又加了一句：“我现在在做不好的事情。”

　　■对话·关于工作

　　记者：现在有工作吗？

　　阿勇：没有，但也不缺钱用……我现在在做不好的事情（笑）。

　　记者：你笑什么？

　　阿勇：无奈呗，能有什么办法？

　　记者：不好的事情指什么？

　　阿勇：有时候赌一赌，有时候干一单，钱不多，但手里总有点小钱。

　　记者：你情愿干你所说的不好的事情，也不愿花家里的？

　　阿勇：嗯。我也从不给他们寄钱。他们拿到钱，肯定知道这是不干净的，到时候又说我。

　　记者：会有生命危险吗？

　　阿勇：那不至于，我们从不打打杀杀的，你看我这么瘦弱，也打不赢。我干的事情是见不得光的，说不定明天就进去了。

　　记者：明知如此，还是要去做？

　　阿勇：我们这类人，就是注定要干这行的。没身份证，谁会要你。

　　记者：你好像喜欢给自己归类，你是哪类人？

　　阿勇：不知道。

　　“我爱不起”

　　阿勇曾在一家鞋店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相处了4年。用阿勇的话说，这四年是在吃软饭。四年里，阿勇基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女孩每个月工资2000元，两个人一起租房子，靠女孩养着过起了小日子。阿勇说，女孩知道自己没有身份证，她并不介意，她相信身份证的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

　　四年过去了，阿勇仍然是“黑户”，女孩等不下去了，提出分手，阿勇没有挽留。女孩是阿勇的第一个女朋友，很有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阿勇说自己没有身份证，不能结婚，不可能再谈恋爱，因为他不想去害人，“这一害就是几年，害不起，我也爱不起。”

　　■对话·关于爱情

　　记者：现在和她还有联系吗？

　　阿勇：有，现在挣的钱也会给她一些。

　　记者：算补偿？

　　阿勇：当年我耽误了她几年，她等了我几年，我对不起她。

　　记者：她有男朋友吗？

　　阿勇：没有。

　　记者：还有可能在一起吗？

　　阿勇：怎么可能？

　　记者：再没谈过恋爱了吗？

　　阿勇：没有。

　　记者：是因为她吗？

　　阿勇：我没有身份证，不能结婚，哪个女孩会愿意这样？我也不想害别人，这东西一害就是几年，害不起，我也爱不起。

　　记者：如果有身份证，你会是什么样子？

　　阿勇：有份工作，有个老婆，说不定已经有孩子了。

　　在中国，像阿勇这样的“黑户”有很多。许多人会去猜想“黑户”们的生活，想象着他们不能办银行卡，住不了酒店，坐不了飞机，就连现在坐火车也实名，进网吧都要身份证。然而，在阿勇看来，飞机、酒店、银行卡这些都是奢侈品，也根本不重要。没体验过，自然也不会因为享受不到而痛苦。痛苦的是，找不到工作，也不能爱人。

　　阿勇把导致自己现在这样“不好”的原因归结为没有身份证。这个简单的原因让阿勇无能为力。他心中充满无奈、不平和愤懑，他不懂，“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爸妈不给我办身份证”，“这一切和我自己有什么关系”……

　　阿勇很少想象自己有身份证的样子“那根本不可能，没有希望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采写：南都见习记者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