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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议莞

　　“什么可以证明我的存在？”这个问题与哲学无关，而是伴随了阿勇20多年的难解之谜。生活在东城的阿勇今年27岁，当了27年的“黑户”。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没有工作，只能干些“不好的事情”；他不再谈恋爱，因为他不能结婚；他想逃离东莞，看看外面的世界，却走不掉……这一切都只因为他是“黑户”(详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在这个没有身份证就出不了门，甚至可以说什么事也办不成的社会，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的生存状态。而阿勇的遭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的镜鉴。简单概括，没有身份给阿勇带来的只有不便，他的生存环境原本就褊狭，而身份的缺失，进一步压缩了他扩展生存半径的可能，不是孤岛，也近乎于成了一个孤岛。而且这种状态一持续就是27年之久，让人不胜唏嘘。黎耀祥在《义海豪情》中有一句台词，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最紧要痛快。同样，对于身份的获得或者说恢复，对于阿勇来说也是极为迫切的，也“最紧要痛快”。可在一再的失望与落寞后，阿勇很少想象自己有身份证的样子，“那根本不可能，没有希望了”。古语说，“哀莫大于心死”。是的，如果不把阿勇的心救活，那他的生活还将是一片灰色：既看不清来路，也窥不见前途。

　　与阿勇一样，我也曾经是一个“黑户”，因为是黑户，我同弟弟没分到田，但上交给国家统筹粮的时候却是按人头来算。等到后来好不容易分到田，国家对种粮给予补助，我和弟弟因为上大学户口远迁，好处又落空了。或可下如下判断，阿勇的黑户烦恼来自计划外生育或者收养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但不管如何，即便有错误，那也当由阿勇的上一代去承担，在落地平等的原则下，阿勇他们也当享受包括身份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在老家农村，违反计划生育的夫妇只要向村里缴纳一万大洋，就可以交易来一个计划生育指标。这也在提醒我，类似的五万块买一个户口或者说身份是不是同样属于权力寻租？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阿勇是一个好人，至少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心怀感恩，没有对养父母诸多要求；因为没有身份，不能结婚，他不想因为恋爱而害别人……与之相对照，他的养父母应该更多的关爱和照顾，而相关部门也应该研究阿勇的具体情况，为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在不平等对待下，谁也无法预料更多的“黑户”还要黑多久，又会否成为不谐之音，而这也是这个社会所不愿意见到的。

　　□诸子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