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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寇宇龙

　　吴建国在东莞一家工厂做“环卫班长”，他攒钱买了私家车代步后，进厂停车遭行政主管拒绝。该厂行政主管表示，老吴作为清洁工，公司已经对他够好了，不应有太高要求，而且打工人员买车也没必要，工资还不够油费呢。（3月6日《武汉晚报》）

　　老吴身份普通，工资不高，有辆车是个梦想。有很多困难挡在这个梦想前面，但老吴一定没想到挡住他的会是清洁工的身份。

　　这个故事读起来有些悲凉：52岁的老吴，当过兵、吃过苦，像很多普通父母一样为孩子上大学拼命打拼十多年，年过半百、走过艰辛，缓了口气，终于买了车代步上班，可谓人生中稍有了些得意与幸福，但这开车的日子还没开始多久，便被“雇主”拦下。表面上看，厂方拦住的是一辆车，但实际上拦住的是清洁工老吴心里的小小幸福。

　　我们再往悲凉处看，厂方说“不应要求太高”，说明与普通清洁工相比，在高高在上的厂方管理者那里，有车显然不符合老吴的身份。也就是说，在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些人，尤其是某些自认为“高级”的人，总在为他人设想某种“应有”的生活方式，总认为某些东西只能自己拥有，而放在清洁工身上就是浪费。今天禁止开车上班，明天还会禁止什么？在刻意制造差距的心态面前，我们离幸福只能越来越远。

　　不让清洁工开车上班，不仅仅是歧视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将老吴设想在不能有车的生活中？除了不能有车，设想中的清洁工的生活，还不能有什么？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因为老吴看起来“工资还不够油费”就不能拥有一辆车？

　　往往建立在臆想上的对周围人的区分，使得身份绑架了生活，使得老吴等成千上万的社会底层失去了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做别人都能做的事变成了一种奢望，而千万种幸福也可能因其身份而变得遥不可及。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断作为清洁工的老吴应该怎样生活，也不用去担忧他微薄的收入能不能养得起车。作为一个勤恳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车，就应该赢得肯定，而不是觉得清洁工开车来上班，太刺痛眼睛，“名不正言不顺”。

　　之所以说这个故事悲凉，是因为没有理由地，老吴的生活就被界定在了各种可能的幸福之外，不知不觉中，老吴心中的小小幸福就被掏空。对此，人们却可能说：本应如此、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