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会落地成本太高

　　票价压力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张学友来了、王菲也来了、张学友又来了、周杰伦走了又来了……如今，越来越多的大牌来昆明开个唱，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来来往往，让人应接不暇。和明星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昆明的演出市场也异常火爆。然而在这些频繁的演唱会背后，在这些明星不断来了又走的背后，昆明的演出商和市民承受的却是不赚钱、不省钱等种种不可承受之痛。总之，现在火爆的昆明演出市场完全是“虚火”现象。

　　现象

　　演唱会不断袭来是喜也是忧

　　从上世纪80年代崔健在国防体育馆连开十场个唱开始，昆明的演唱会市场达到了空前的巅峰。众多演出商开始瞄准昆明这个演出市场，开始运作各明星的个唱以及各种形式的演出。尤其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到昆或者即将到昆的明星更是达到了高峰，很多明星甚至几次反复来昆。

　　纵观昆明近几年的演出市场，每年有几十场各种大中小型不同类型、形式的演唱会，而这些演唱会除了给观众带来和明星亲密接触的机会外，有多少演唱会是能够真正赚钱的？就近期来说，从去年到今年三月份，就有五月天、vitas、张学友、刘若英、快乐女生、张惠妹、珍爱女人以及2月份举行的南亚之门群星演唱会，3月份更有梁静茹和天后王菲将在昆明先后开唱，接着还有陈奕迅、王力宏等明星还将到来。在这么多来昆明的明星中，对歌迷来说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近距离一睹偶像的风采，对演出商来说可以更好地推广昆明的演出市场。但从总体的演唱会运作来看，歌迷和演出业内人士对昆明近年来如此频繁的演唱会也是抱着有喜也有忧的双重态度。

　　就昆明演唱会市场而言，近十年来，其实真正赚钱和风靡的时期算是上世纪90年代末，比如1998年的齐秦演唱会，1999年的王菲和张学友演唱会。尤其是崔健的一连十场演唱会更是将昆明的演唱会市场推到了顶峰。演出商投资很爽，艺人唱得高兴，观众看得开心。但随着昆明的业余生活越来越多彩、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明星到昆的频率增多后，昆明的演出开始出现了各种不景气的现象。

　　声音

　　歌迷：就算再喜欢的偶像也要理性消费

　　尽管有那么多的演唱会，但昆明演唱会的门票并不低。由于明星出场费和各种运作费用的价格，导致每场演唱会的门票价格都比较高。当然，狂热的歌迷并不在乎，但理性的歌迷会有选择性地挑自己喜欢的去看。但总体来说高票价还是给歌迷带来了不小的担忧，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不断到来的明星成为了歌迷的不可承受之痛。

　　秦思（女，人力资源）

　　秦思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能承受的票价在800-1000，花钱去看过的演唱会是张学友的。我觉得支持偶像不一定非得去看演唱会，我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确定去不去。社会经济大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每月一场都可以，还能拉动内需。根据自己喜欢偶像来决定花钱多少。这笔钱如果是动用储存的钱，我想就没有必要奢侈消费了。”

　　字方（男，媒体工作者）

　　作为媒体同行，字方觉得：“我能承受的票价就是300元左右，最高1000以内比较适中，现在的演唱会价格离奇地高。如果很高的价格，我肯定接受不了。”对于昆明一年内需要办多少场演唱会比较合适，字先生表示：“5场左右有特色有质量的演唱会就好了，否则太多的演唱会也会让人疲劳。昆明演唱会市场现在还有待完善，给观众带来更多有质量的演唱会。”

　　刁晓晓（女，文字工作者）

　　相比之下，刁晓晓是个另类，她没有看过一场任何形式的演唱会：“如果一定要看，我觉得票价在100元以内比较适中，对于举办频繁的演唱会，票价没必要太高，也没必要场场必看。”不过，她对王菲的演唱会却非常期待：“我很喜欢王菲，也很喜欢她的歌，但我不会因为她要来我居住的城市开演唱会而去买高价票。喜欢和消费是两码事，没必要联系在一起。”在他认为，昆明演唱会市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演唱会门票什么时候能把价格降下来？

　　黄建虹（女，企业职员）

　　黄建虹和刁晓晓的情况有些类似。她说：“从来没购票去看过任何形式的演唱会。上次周云蓬到昆明，朋友送了张票，也没去看。其实我非常喜欢周云蓬，但这和去不去看他的演唱会没关系。如果演唱会的票价等同于看一场电影的价格，也许我会考虑去看。”而对于昆明每年举办多少演唱会比较适中，黄建虹认为：“艺术这东西，百花齐放向来要比万马齐喑好。但一年举办几场演唱会比较合适，还真不好说。比如有人喜欢吃烤串，吃多少都不腻，但有人就受不了。可是有没有烤串卖，这就很关键了。所以我认为在不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干扰的情况下，演唱会越多越好，至于哪些人爱去哪些人不爱去，这是自由选择，自由万岁。”

　　原因

　　市场无秩序赔钱赚吆喝

　　对运作昆明演出的经纪公司和演出商来说，现在的昆明演出是有很多的无奈之处。一方面，只有不断地运作明星来昆才能撬动这块西南边域上还不成熟的市场；另外一方面，运作越多的明星到昆也就意味着亏钱的风险更大。在两者存在非常大的矛盾的同时，演出商和经纪公司同样也承受着不可承受之痛。

　　在外界看来，从1999年开始，落寞已久的昆明演唱会市场又开始复苏。随着很多大牌明星的到来，昆明演唱会市场开始爆发，昆明成了演出商赚钱的阵地。但在演出业内人士看来，始终没有看到市场火起来，而真正“火”起来的是歌迷那颗狂热的心。在演出业内人士看来，现在火爆的昆明演出市场完全就是“虚火”现象。一方面，几乎是做一场亏一场；另一方面，为了培育和保住这个市场又不得不去运作更多的演唱会。就现在昆明演出市场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记者采访了演出商、演出经纪公司、演出策划和参与人，这些业内人士都表示目前昆明的演出市场非常混乱，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大家都在无规范中不良竞争。

　　声音

　　演出商：为培育市场就算赔本也得办

　　云南大众联合传媒的董事副总经理金铮是演出行业里的后起之秀，2005年的Beyond昆明演唱会和2007年的张学友演唱会都是他运作的。对于目前昆明演出市场的现状，金总说：“昆明的演出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最火的，而2000年张国荣演唱会大败之后，就很少有演出商敢承接大型演唱会了，特别是个唱，艺人的出场费也高，张学友的出场费就是500多万。从2002年开始，文化市场就开始不景气了，我2005年做Beyond的时候也是亏本的，做一次亏一次，确实伤不起。不过，我感觉尽管做亏了，但是在这个行业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就算赚不到钱，但也有成就感。票价高的原因，是很多方面不够支持，各种费用导致演唱会落地成本太高，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我们的消费力没法和北京、江浙一带相比，还有信息量不对称，也会导致高票价。此外，艺人经纪公司不根据每个城市的消费力来调整艺人的出场费，到处都是一个价，因此成本就上去了，这样演出商做一次亏一次，都害怕了，也就不敢再去做了。像Beyond那场演唱会，尽管是一场高水准、高质量的演唱会，上座率爆满，但基本上赠票占多半，因此也就只有亏本。2006年和2007年做了几场大型的音乐节，像2006年的许巍、唐朝乐队的那场摇滚音乐会都亏了，而唯一赚了的就是2007年张学友的那场演唱会。”

　　[1]

　　声音

　　张曼：赠票太多，风险都压在投资商身上

　　张曼曾是昆明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后来北上了。在北京开了自己的公司，也成为了著名主持人、大型演出策划人。之前，记者罗列到的在昆明举办的这么多场演唱会中，如1998年齐秦在昆明的演唱会，就是张曼成全的。

　　弊端一：艺人出场费太高

　　对于为何昆明的演唱会票价高却还让商家赔本赚吆喝，张曼认为：“昆明是音像产品的发源地之一，云南音像出版社曾经在全国是很厉害的，王菲的首张专辑就是云南音像出版社出的。后来，唱片业和电台业发达了，举办演唱会，艺人的价格太高，当地承办方的成本费就高，除掉艺人的出场费、场地租用费、安保费、宣传、灯光、舞美、宣传等费用后，演出方、赞助方就很难赚钱。”

　　弊端二：没有形成市场秩序

　　张曼还说：“中国每年音乐产业的收入不止400亿，但是像张学友、王菲这样能赚钱的艺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一些大型的拼盘演唱会、大型电视晚会都赚不到钱。而艺人只管拿钱，观众也想方设法搞票，因此风险都压在投资商身上。于是，商家不做了，这对歌迷和市场来说都是损失，到目前为止，商业演出保护得最好的就是北京和上海。北京已经形成了一种秩序，它的城市地位、文化氛围、人群基础都摆在那里，同时商家来操盘也都能恪守规矩，观众也有规矩。而在云南举办一场演唱会，本身成本就高，赠票太多，一场演出如果有8000个座位，那么至少有3000张赠票。如果大家都能像北京、上海那么守规矩，就能形成一种秩序。”

　　曾克：昆明的演唱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资深音乐人、DJ、多场大型演唱会的幕后参与策划运作人曾克，对目前昆明的演唱会市场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

　　弊端一：关卡多赠票多

　　对于目前昆明的演唱会市场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曾克说：“我认为演唱会的种类和形式不够丰富，比如那些剧场的不插电音乐会以及一些商家的纪念性拼盘演唱会，都不是直接售票，而是采用存话费、买厂家的产品等促销形式来举办，这些都是无法促使市场形成良好秩序的关键原因，因为大家习惯性地认为不管谁的演唱会，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弄到门票，长久以来，自然就有一种依赖感。如果只有一个唐僧，大家都抢着吃唐僧肉，而有几个唐僧的话，你还吃吗？物以稀为贵。”

　　他说：“尽管很多演唱会都赔本，但是商家还孜孜不倦地做各种演唱会，是因为有商机在，同时也是这个城市的需要。而票价高，是因为昆明远，也不排除二道贩子加价，而赔本的原因就是票价比香港、北京贵。另外，关卡太多，各方面索票也是直接原因，票价压力就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去了，把票价转移，场馆受限制，因此难盈利。”

　　弊端二：低收入 高消费

　　曾克还认为：“云南人的经济水平在4000-5000元是相当高的收入了。因此，他们除了日常消费外，要来支付娱乐消费就很难。北京的收入都在一两万，演唱会容易销售，而云南对演出商来说是市场浩劫，而索票行为是让市场不景气的直接原因，当然也有经纪公司抬价。当然，这跟人的素质问题也有关系，越有钱、身份地位越高的人越是不买票，而那些平民百姓才是真正去买票的消费群体，而他们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弊端三：造假多 入座高

　　除了以上的弊端和缺憾，曾克认为对演唱会和商家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有造假多和入座高。曾克说：“去年张学友的那场演唱会，我们只提前了三四个小时给媒体发放记者证，但晚上依然出现了大量的假证，导致真记者被赶出演唱会现场。这些客观、主观、正当、不正当的原因，都证明了云南的演出市场不完善。”

　　另外，曾克还认为明星的信誉问题也是一个造成市场不景气和低迷的主要原因：“还有很多演唱会都是按照非市场经济去做的。去年，在临沧的一场拼盘演唱会中，遭遇明星耍大牌，直接不来，而且之前签了合约，付了艺人出场费全款，说实在的，这些质量不高的演唱会，就只有靠那些老实的观众买票消费，而这些观众也是最可怜的。另外，演唱会门票通常在1000左右，大家还能承受。王菲在香港才900多，在北京也就1000多，而来到昆明后由于各种成本增加，3000多一张的门票谁承受得了？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昆明的演唱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年举行个100场，如果王菲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唱了，你要不要来看？票价就在那里，不高不低。从此以后，我不唱了。’那你怎么想？”

　　解决

　　必须形成有效秩序

　　通过全方位对昆明演唱会市场的了解，昆明演唱会市场急需一个有效的秩序来让所有的演唱会参与者遵守。在很多硬件和软件方面，昆明的演唱会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也需要媒体的参与和维护。

　　汪峰：昆明的场地很尴尬

　　“我去昆明都是做歌友会，但我觉得都不是太满意，主要是场地的原因。我觉得昆明的场地很尴尬，要么就是很大的体育场，要么就是很小的场馆，没有较为适中的场地。我们做音乐的人，对场地和歌迷人数也是很注重的，因为它能够决定你的演出品质，好的场地可以有更好的效果。我觉得昆明的演出场地需要更多的有关人士去想想办法。”

　　演出商：培养购票习惯 从小剧场抓起

　　金总表示：“我之前做亏了好几场之后都不敢做大型演唱会了，风险太大，现在改做小众的剧场演出，这种演出成本低，运作简单，也不需要那么多程序和关卡。我去年在微博里提出了‘购票为荣，讨票为耻’的口号，得到了一些网友和博友的响应和支持。我觉得，要培养大家的购票习惯，就得从小剧场的演出抓起，他们既然有小支出的精神消费，那么这个市场就会慢慢被培养起来，大家都自觉购票看演出了，市场秩序也就好了。”

　　说到观众反映的演唱会场地太差的问题，金总称：“据可靠消息，有关方面已经把昆明市体育场的改造计划递交了，我觉得如果这个得以实施的话，那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对以后的演唱会市场是个大大的促进。”

　　张曼：必须自己买票

　　对于目前昆明的演唱会市场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解决，张曼说：“我觉得投资方要认真考虑市场，而有关方面和部门必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媒体也应当起到倡导作用。我这个月要去香港看刀郎在红勘体育馆的演唱会，这是内地第一个到红勘体育馆开演唱会的男艺人，当然我也是自掏腰包买票去看五月份，我也要去香港看lady gaga的演唱会，尽管票价很高，但我还是会自己买票。”谈到香港，张曼说：“香港是一个小城市，为什么一年能有那么多场演唱会，而且基本上都不赔？原因是，他们收入很高，但是票价很低，把市场维护得很好，所以演唱会市场秩序要好，就需要政府、赞助商和媒体一起来维护、协调，要票部门不能太多，你看纽约、东京的明星都自己排队去买票。”

　　虽然曾经带很多艺人来昆明举办过演唱会，但对于现状，张曼说：“我这几年没带艺人去昆明开演唱会了，一是没空，二是害怕。我认为每次做演唱会都必须要有一个公益的点，赚钱要用良好的方式，别玩虚的。其实，这就像一个食物链，很多人都想花最适合的价格去看演唱会。这样，商家投资也爽，歌手唱得也高兴，观众看得也开心。不过，昆明的文化氛围和其他城市不一样，昆明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混合城市，现在在这个方面很脱节，感觉是各玩各的，我觉得需要融合，寻找一条不一样的出路，比如有关部门可以举办大型的研讨会来为文化宣传出谋划策。”

　　曾克：必须学会雁过拔毛

　　谈及昆明演出市场的未来，曾克认为：“我们要学会雁过拔毛，去年唯一赚钱的张学友演唱会，门票离演唱会举办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已经卖光了，而组委会仅仅只是设在酒店的客房，还不能刷卡，大家买多少都直接付现，而且不打折，大家还是一样去抢，要多举办这种类型的演唱会，我们有文化消费需求，商家举办一场演唱会门票定在800，挣个10万，20万就走了，每年办100场，像香港、北京一晚上同时有几场，你可以选择性地去买票观看你喜欢的。这样的竞争通过市场来调节，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多用这样的方式把沟填平。”

　　生活新报 记者 露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