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观察

　　一波三折，两度延期的大市区水价调整方案听证会上周举行，22名与会代表中，仅有一人反对涨水价，大部分代表在会上畅谈涨价合理。

　　笔者在该报道听证会的新闻稿中，较少提及代表对水价方案的建议，更多地着眼于他的会上表现。之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报道新闻，是因为笔者认为，关注代表的观点之前提，是他们的观点具备起码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但遗憾的是，在近两个小时的听证会上，笔者在大多数代表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两点。

　　有些听证代表甚至说出挑战常识的雷人语录。比如，有人莫名其妙地说：“过低的水价会影响供水安全。”有人“形象地”比喻：“涨水价就像水涨船高。水价就是船，用水多了水价自然要涨，否则，船就会翻掉。”有人干脆断言：“涨价是一定要支持的。”

　　在这次听证会上，最有专业性的代表来自供水企业。一位代表准备了7页纸的发言材料，对涨价理由和备选方案提出了详细建议。他认为，两套涨价方案的上涨幅度都偏低，不足以覆盖供水成本。因此，目前的涨价方案倒显得十分“温和”了。

　　听证会唯一的反对声音，来自于一位退休老工人。巧合的是，上一次听证会上，反对涨水价的代表，也是一位七旬老人。

　　我们倒不是说，赞成涨价就一定不对，反对涨价就一定对。客观而言，供水企业要求涨价当然有其合理性，赞同涨价的声音也应该尊重，这都不在话下。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而在于听证代表对待听证会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听证会上是否表现出了足够的、作为利益受托人的自觉与认真。

　　也就是说，听证会的目的是让民众对公共政策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让各种声音都有理有据地充分表达出来，听证代表须站在各自立场对听证内容进行辩论和博弈。就水价方案而言，代表理应围绕涨价的理由——供水企业经营压力大——展开充分的争论，这是听证的前提，也是焦点。

　　可惜，此次听证会上，没有一位代表要求供水企业公布经营成本。无此辩论之基，听证意义何在？

　　进一步而言，即便先设定“供水企业经营压力大”这一前提条件，代表仍然有辩论的空间。比如，所谓“经营压力”到底包含哪些部分？是否每一部分都合理？尤其是，经营压力究竟是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还是企业内部缺乏科学的管理模式和高效的经营方式？如果是后者，企业就更该在内部管理上下工夫，着力提升经营效益，而不能动辄将经营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再比如，供水企业涉及公共利益，其经营压力是否应该全由消费者埋单，政府财政能否置身事外？

　　听证会缺乏核心议题，代表发言流于形式，松松垮垮，甚至近于胡言乱语，这就使严肃的听证会更像一场乱哄哄的闹剧，外在形式很完整，但缺乏实际意义。

　　难怪这些年公众对听证会越来越冷漠，连讽刺一下的意愿都没有多少了。

　　听证会为什么会开成这样？目前的价格听证制度，既缺乏成本监审环节，在行政程序上又缺乏约束力。在听证会之前，缺少大量的成本调查和信息公开；在听证会之后，民众的意见未必能够对决策者形成有效的硬性约束。此外，在实际操作中，价格管理部门往往既是价格制定者，又是听证会的组织者，使听证过程缺乏有效监督，进而加大通过听证制度来维护公众利益的难度。

　　不过，将问题全部归结于机制也不公平。民众通过听证会与行政主体直接对话，这本身已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诉求的渠道。但如果听证代表出于种种原因，主动放弃表达真实诉求的权利，主动迎合权力部门，或者，主动吊儿郎当，不把听证当回事，这个责任又该向谁问责？这些人，何不干脆放弃代表身份，让真正想说话、能说话的人来说？

　　水价调整等公共政策，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听证代表不仅是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争权益，同时也是为自己争面子。一个听证代表首先应该是一个能够被人信得过的人，应该具备最起码的自觉意识，有勇气在听证会上讲出真实的诉求——不论这些诉求最终是否被采纳。

　　李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