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祁梦竹 通讯员 丁长青

　　上周六，在顺义区鲜花港，记者遇到了红寺村村民王海玲，她正在花团锦簇中工作，“种了一辈子地，如今，没离开地头儿，咱就成了工人，签合同，挣工资，有保险，老了能拿退休金。”

　　农民签合同、有“五险”？

　　王海玲的身份不再是农民，而是“一产工人”。

　　在顺义区，针对农民就业问题推出一项机制创新——“一产员工化”新模式，让散户农民在公司就业、季节工在公司长期就业，让农民“签合同、上保险、保工资甚至有分红”。

　　千百年来不变的农民身份，终于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农民组织、农业企业，甚至农业产业、区域发展，也都因之迎来了一次巨大变革。

　　窘境：收入不稳定，保障也低

　　王海玲的家就在如今单位的马路对面，“过去，这里全是农田，咱家就在这务农，多少辈子了？那谁说得清。”

　　曾经，没有什么手艺的她，就靠着种种地、打打零工挣点钱。

　　“就种些粮食，麦子、棒子，也挣不了啥钱，每年每亩也就七八百块钱儿。”王海玲说，打零工钱就更少，每天才二三十块钱，但因为是额外的收入，以至于农民们也都趋之若鹜。

　　于是，村里的壮年男人们大多都出去上班了，开车搞运输的、到工厂打工的，各谋各的出路。年轻人也都考出村，到城里念书、工作，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

　　种地一亩几百元，打零工最多十天半个月，一年闲个大半年。这种情况，并非只是红寺村独有。

　　如果搞设施农业、种大棚，收入不就高了？

　　记者走访红寺村，当地的村民给记者算账：建一亩高标准、永久性节能日光温室需资金12.82万元，土钢结构的低档日光温室每亩也需资金5.5万元，建一亩钢架大棚每亩需资金2万元，不论对农户还是对集体，前期的投资都是负担；

　　即使温室建成了，后期管护也是问题，设施农业是技术密集产业，但剩余在农村的劳动力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多在40岁以上，自己摸索种植技术确实困难；

　　同时，由于个体经济对市场的判断有盲目性和短视性，如果选不到行情好的作物就很难有好的收益，再加上农业本身受到天气、气候等条件制约，风险也是农民不敢面对的问题。

　　“就算你种大棚挣到了钱，你也是没有和职工一样的保险和退休金。”王海玲说。

　　随着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越来越高，随着各项针对农民的补贴、保险的推出，农民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好，“但是比工人还是比不了。”王海玲告诉记者，比如退休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给440元，而企业退休金至少也在千元以上，比如看病报销，农民的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于企业职工，“尤其是到市里大医院看病。”

　　农业生产风险高、收入相对较低且不稳定、福利相对较低、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农民该怎么办？

　　“穷”，则思变。

　　而这种变，须是触及根本的变，才能为农民带来一次“新生”。

　　突破：两千月工资再加五险

　　顺义区，在全国范围内首推“一产员工化”新模式。

　　何谓“一产员工化”？

　　记者走访顺义区人力社保局，该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一产从业人员员工化，即指通过有效运作，组建或利用一产生产经营企业，推动在一产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成为企业正式职工，依法建立劳动关系，享受稳定工资收入，并按城镇职工标准参加社会保险，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险待遇。

　　更加简单的概括就是：农民不离土地、就近就业，散户农民员工化，临时工正规化，让农民签合同、上保险、保工资甚至有分红。

　　王海玲就有幸成为了顺义区第一批签合同的“农民职工”。3000平方米、开满各色花朵的连栋温室就是他的“劳工车间”。

　　签合同好不好？“当然好！”王海玲说，“每月工资小两千，五险一金都全，老了还有退休金。看眼前，说以后，咱都有保障，稳定多了。”

　　与她签订合同的是顺义区国际鲜花港，“今年公司与工人们都签订了合同，月工资在1900元至2500元之间，享受五险。”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签合同，挣工资，“一产员工化”的好处仅有这些？

　　当然不。

　　在最偏远的龙湾屯镇，记者到该镇的“巧嫂合作社”果品公司走访。

　　社里的“员工”辛佰伶今年刚刚签订了正式的工作合同，更让她高兴的是，就在上个月月初，她拿到了新的“医保卡”。

　　“别看只是一张卡，可咱的身份不一样了。”辛佰伶把卡捏在手里，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要是在区内看病，拿这张卡能报销90%，原来没合同时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只能报70%。”

　　20%的比例，对农民不是小数字。“要是在区外看病，到城里的大医院，医保卡能报80%，农村合作医疗只能报30%。”辛佰伶说。

　　50%的看病费用，对农民，尤其是身患重大疾病或者慢性病的农民来说绝对就是大数字了。

　　再说退休金。

　　“原来村里上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以后每个月能拿440元，如今签了合同，15年以后退了休，每月退休金至少1800元。”辛佰伶给记者算账。

　　还有很多无形的好处。

　　在鲜花港的花房里，王海玲一边熟练地操作着各种设备，小心培育着高端花卉，一边给记者讲“养花经”：“穴盘里育苗，草炭土和黄土的比例是1∶1，生根后变成4∶6。其实什么花都能种好，难就难在控制花期，气温、养分必须严格控制。”

　　今天说得头头是道，而之前，她还是种花的门外汉。

　　签了合同的农民，得到了各种技能培训，“每次新品种来了，都得学习怎么栽培，怎么管理。”王海玲说，技能的提高也带来了工资的逐级增加。

　　“他们还能享受到区里提供的免费培训。”顺义区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出资、出场所，为区里所有劳动力提供贯穿职业生涯全过程的免费培训。

　　一产员工化，最大程度上地改变了农业生产者的身份，根本地解决了“一产农业工人保险谁来管”和“农业产业谁来管”这两个主要问题。

　　算清账：企业负担增加？

　　虽然好处多多，但，凡是变革，均有阻力，那么，“一产员工化”的阻力在何处？

　　同时，这些阻力又将如何破解？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和农民签合同，各方说得更多的受益方是农民，他们享受到了稳定的工资和相对优厚的保障政策。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否同样受益呢？

　　在“巧嫂合作社”果品公司，该社的负责人张亚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农民在合作社上班一天，挣工资60元。现在每个月的薪水是1900元。”

　　每天60元，按照每月31天、其中8个休息日计算，打零工的农民每个月应得工资1380元。比签合同的固定薪水企业少掏了520元。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差距。

　　除了基本工资，有正式合同的员工还享受到各种保险，这对企业又是另外一笔“增加的负担”。

　　如果按照辛佰伶每月1900元的收入，合作社要为她再付出700元用于交纳各项保险。

　　700元，再加上之前的月工资差额520元，每月合作社要多负担1220元，每年就是14640元的差距。

　　该合作社今年与9位社员签订了工作合同，合作社要为他们“额外负担”131760元。十多万，对于一个小型的合作社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负担。

　　无疑，签订合同增加了农业生产企业的用工成本，这就成为了“一产员工化”的最大阻力。

　　那么，这阻力是否可以突破？

　　张亚利继续给记者算账，“别看要为每个人多负担14640元，但是这确实保障。”她告诉记者，虽然农业生产相对安全，但劳动时发生意外也是在所难免，“剪枝时摔伤等情况也有发生。”

　　一旦出现意外，如果没有合同，企业就必须独自负担费用，动辄万元以上。

　　而有了保险，这些费用就不用企业负担了，“不但农民有了保险，企业也保险了，双赢。”张亚利说。

　　同时，政府也对企业有补贴。“用工年龄女35岁以上，男45岁以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农村3545人员’，如果企业雇用他们，实现员工制的每人政府会给企业补贴1万余元，作为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龙湾屯镇社保所所长房海林说。

　　这等于1万余元的企业“额外负担”由政府承担了。

　　“如果用人规模大，区政府还有更高的奖励，几万、几十万不等。”该区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说，在“一产员工化”之初，政府会大力引导，降低企业压力，“其实按照新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必须与工人签订合同，这是法律层面的要求。”

　　企业最大的阻力得以突破，农民呢？

　　“他们最大的不适应，就是一旦签订了合同，就需要遵守企业的一切规章制度，这对于习惯从事自由生产的农民来说，就是很大的不适应。”张亚利说。

　　以个人、或者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受约束，突然间“朝九晚五”，确实不习惯，而且用工单位多是家门口农企，企业里邻居街坊多，更加不好管理。

　　“我们也在探索，如果以规定硬来，农民们就很反感，现在更多的是用制度加感情来管理，”张亚利说，目前和她签订合同的“农民职工”都很遵守企业纪律，“毕竟工作得之不易，大家都很珍惜。”

　　阻力固然存在，但是作为新生事物的“一产员工化”，必将随着企业、农民的认识的不断加深，而不断适应、前进、完善。

　　局面：农民、企业、产业都受益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激起一片涟漪，“一产员工化”的变革，也引起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连锁变革。

　　而这些变革，带来的是一个多方受益的局面。

　　“上班以后，我的生活大变样了。”王海玲对记者说，不再是每天地里干完活，然后就街口聊天，“现在每天特别充实。”

　　王海玲每天一大早上班，除了完成本身的任务，她和姐妹们还积极学习新的技术，探讨温室的管理问题，“大家在一块儿学习的热情特高，咱也争取多考几个证儿。”

　　农民变成工人，他们的思维意识也逐渐“去农民化”，更多考虑的是职业的规划。

　　而更让王海玲们高兴的是，他们比过去眼界更开阔了，生活更加社会化了。“逢年过节给发过节费，过春节有团拜会，企业里我们还有各种兴趣小组，还组建了舞蹈队、合唱团。”除了工资，王海玲更加看重这些变化，她的生活内容比过去在村里更加充实。

　　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根本的是农民的城市化，而促进他们生活城市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生产的城市化。“一产员工化”正是为农民带来了这样一个契机，这种自内而外的城市化，远比简单的上楼、建设区更加触及根本。

　　对于农业企业，“一产员工化”更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

　　“虽说用零工省钱，但是不存在合同关系，农民也不用对企业负责。遇到业务忙碌的时候，想招个工人、尤其是有技术的工人，实在是难上加难。”张亚利说。

　　而一产员工化，使农业企业的生产者更加固定，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发展有了更加稳定的基础。“摆脱了过去作坊化的落后生产模式，也改变了过去初级合作社的松散管理制度。”张亚利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好的前景。“不仅产品质量提高了，而且合作方也多我们更加信任了，销路也更好了。”

　　对于农业生产，则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但目前阶段，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低回报，使得种地、务农的多是年纪稍长的农民，农村中年轻的劳动力大多出外工作。

　　“一产员工化”实行后，提高了农民待遇、稳定了农民收入、激发了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力，农企对于年轻人，尤其是有学历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加，引导新的一产生产力以“员工化”的模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

　　从更广大的层面看，“一产员工化”解决了农村地区长久以来的“后顾之忧”。由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一直是薄弱环节，一产员工化等于将由过去政府一家负责的农民利益保障，扩大到了社会层面，由企业、社会共同为农民提供服务。

　　“一产员工化”，提升了农村就业质量，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了一产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签合同、挣工资、有保险、拿退休金，王海玲和她的乡亲们，好日子刚开始，“职业生涯”刚起步。今后，更好。

　　采访手记

　　城乡一体化的

　　一次突破

　　祁梦竹

　　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让农民、农村、农业，实现彻底的改变？顺义区在全国范围内首创的“一产员工化”，成为了一次新的突破。

　　这种突破，触及根本。

　　城乡一体化，绝不仅仅是让农民住上楼房，也不是在农村进行简单的类社区化管理。更深层次的变化，是让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让农业生产向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转变。

　　一产员工化，就是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变革。

　　首先，它改变了农民千百年不变的身份，成了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为之提供的保险、津贴、补助等保障，为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

　　其次，它也解决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遇到的瓶颈。不再是由一家一户从事的农业生产，而是在农民员工化基础上的现代农业企业进行一产经营。以现代企业制度替代相对落后的个体生产，这无疑也是农业的一次飞跃。

　　农民有了保障、农业生产有了动力，更加深刻的变革，就是在农民、农业改变之上，一次自内而外的“自觉城市化进程”。

　　顺义区共有城乡劳动力24万余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3万余人。农村劳动力二三产业就业率91%。在目前的农村劳动力中，仍有1万人在一产就业，而且主要是以散户形式自主经营或以临时工、季节工形式在企业非正规就业。

　　这1万人多是“3545”人员，如果依靠他们自己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显然难度颇大，不仅在职业技术上，更主要是劳动观念上。

　　而一产员工化，就给了他们一个不离土、不离乡、就地就业变工人的契机。

　　于是，一个庞大的农民集体变成了员工集体，他们拿着稳定的工资、享受着保险和保障，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思维进步了，他们的生活无忧了，他们有了机会、时间、精力、思想来改变他们曾经一成不变的生活。

　　于是，农民变了，农村变了。

　　他们的“自觉城市化”，为城乡统筹发展、为农村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更加有力的推动。一产员工化，就是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最广大的源动力。

　　记者了解到，顺义区的这一创新，即将在全市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