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天文学家叶叔华 65米望远镜看星空

　　1997年，“叶叔华星”命名典礼在上海举行

　　1964年，叶叔华在丹容等高仪上观测

　　1987年，叶叔华在佘山25米射电望远镜前留影

　　叶叔华、程极泰夫妇是公认的恩爱夫妻

　　东方网8月13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钟表计时。对于上班、下班、开会、外出，如果存在百分之一秒、一秒、甚至半分钟的误差，都不会出现问题。但在有些领域，这百分之一秒的误差，就有可能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失败。

　　地球自转一周就是24小时，赤道周长是四万多公里，根据地球自转确定的时间如果差了百分之一秒，在赤道上就对应于4.63米左右。这看似微小的误差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测绘人员各自负责的区域地图就可能因此而没法拼接；工程队挖掘海底隧道从两端相向开挖，最后却可能没法对接……

　　我们这次专访的主人公，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走上天文之路，就是从测算、发布精准的时间开始的。

　　6月12日上午9：15，南丹路80号上海天文台的大门口。

　　当记者将填好的会客单交给门口保安时，保安很热情地说：要采访叶先生啊？我刚看到她已经到了。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起，天文台内外的天文界同事都开始称叶叔华为“叶先生”，国外的同行则称她“MadamYe”，以表达对她的尊重。当然，也有像韩天芑这样交往长达半个世纪的老朋友，干脆利落地叫她“老叶”。

　　在办公室里笑着欢迎我们的叶叔华，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穿一件暗红色黑条纹的上衣，丝毫看不出已届85岁高龄。我们的摄影记者一边拍照一边说：叶先生，您今天发带的颜色很好看，跟你的衣服很配。叶叔华笑起来：哦，这个啊，这是我买面包还是蛋糕时人家拿来捆盒子的带子，我觉得挺好看，就拿过来当发带了。

　　这还真是典型的叶叔华风格！在谈到往事时，她不止一次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做事情，只要认准了那个方向是对的，其他细枝末节，多难，多苦，多窘，都可以不去理它。年轻的时候，说得难听点，这就是“愣头愣脑”；现在老了，评价就能说得好听点了，也就变成“锲而不舍”了。

　　“少女小叶”为大学选什么专业争

　　为什么大家都不读古文？我就要做人家都不肯做的事

　　对叶叔华的采访，是从她的“小叶”时代开始的。

　　1927年叶叔华生于广州，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是以取名“叔华”。小时候的叶叔华是个“文学少女”，“我还不怎么认字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书，慢慢就能看懂一点。我们家书也不算很多，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这些，都是小时候看的。”

　　九岁时，除了哥哥姐姐在广州读寄宿学校，叶叔华全家都搬到香港。年纪最大的小叶充当起父母的小帮手，帮母亲记账、写信，并管理底下的三个弟弟。“我因为书看得多，自己能编故事，就每天晚上开‘书场’，讲给三个弟弟和邻家的小孩听。这样连讲了三四年，现在回想起来，既练习了中文，也练习了口才。”中文之外，香港的英语环境，也为叶叔华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底子。

　　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成绩优秀的叶叔华本想读古文，“在香港，很多时髦的女孩都去学英文，或者学医，我就觉得，古文这么美，为什么大家都不读呢？那我就要做一些人家都不肯做的事情。但父亲找我谈话，说你应该去学医。我很怕血，所以绝对不能学医，当时想在学医和学文当中找一个平衡点，于是就报考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到二年级分科的时候，我想数学跟天文比起来，还是天文比较美妙一些，于是就选择了天文专业。”

　　这一选择，对叶叔华的影响至少有两样：一是成为当时国内天文界寥寥无几的女大学生之一，二是结识了后来的先生程极泰。

　　“老叶”为被批评工作没做好争

　　那么用心还挨骂，究竟是哪里不好，一定要把它做好

　　记者问叶叔华：你觉得自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吗？她笑了：那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我就想做点事情，总得有人去说，去争取啊。再说，争强和好胜，都必须有点底气，什么都不做，凭什么人家会认可你？

　　从当年的小叶到现在的 “叶先生”，叶叔华当然是有底气的。因为她努力过。

　　1951年，年轻的叶叔华从香港回到内地，走进徐家汇观象台（1962年才与佘山观象台合并建立了上海天文台），从事天文授时工作。“当时办公室一张大桌子都没有，也没有食堂，吃饭就拿报废的汽油桶当桌子。从香港回来之前老伴问过我，我们回去可是要吃苦的，要穿草鞋、住草房的，你受得了吗？我说受得了，我高中三年就是‘流亡学生’，什么苦没吃过？”

　　天文授时，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天文观测来确定时间。通过叶叔华和同事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工作虽然颇有进步，但距航空、航海、大地测量等领域的要求还差一截。一次会议上，韩天芑就对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工作发了一通火。说起这段往事，叶叔华好像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做时间工作的常常要跟测绘界接触，韩天芑当时是测绘界的。有一次开会，韩在会上说：‘我们不用你们的工作结果还好一些，用了你们的反而把事情搞糟糕了。’我听了气死了，心想我们那么用心工作，你还说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于是就想一定要找出原因，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好，一定要把它做好。”这件事给叶叔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她七十岁、八十岁生日庆典上回首当年，都曾说过：“啊呀，老韩同志的一声吼啊！ ”

　　1957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国务院指示，要做一个精确的世界时系统，叶叔华受命担任该项目负责人。经过两年的人力、仪器、技术方面的筹备，在1959年正式投入使用。“在航海、航天领域，还有现在的人造卫星、GPS，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要靠观测天上的星来定位。这些星星就跟地面上的建筑物一样，谁住在哪里，是比较固定的，它们和地球自转之间的位置关系，就是确定天文时间的最终依据。所以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观星，只要晚上是晴天，大家就轮流值班，通过天文望远镜，记录下某颗星经过这个望远镜的时间。”

　　观星是一件浪漫的事吗？叶叔华又笑了：“才不！一点都不浪漫，而且非常呆板。有一点疏忽，不准，数据就差了很多，自己看了都很遗憾。 ”

　　但对这份呆板的工作，叶叔华和同事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国家需要这些，交给你做，你当然要努力把它做好。”

　　1965年，叶叔华主持的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项目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国家鉴定，确认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系统已进入国际先进水平，同年的12月，国家科委批准我国综合时号改正数作为我国世界时的基准，并自1966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