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道之争 反兴奋剂没有尽头

　　伦敦奥运刚刚落幕。期间，由兴奋剂引发的讨论热度不亚于奖牌，还一度让大名鼎鼎的英国《自然》杂志“引火烧身”——该杂志公开质疑中国16岁游泳选手叶诗文的成绩，招致读者批评。

　　向来敢言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致信《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抗议这份世界顶级科学期刊对叶诗文的最新报道存在偏见和不实之处，迫使杂志公开道歉。

　　这一事件再次将兴奋剂推向风口浪尖。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便开始服用植物提取的致幻剂，提高成绩。如今，兴奋剂目录共涵括七大类200余种。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关系，如“老鼠和猫”。在几十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猫”似乎只能一直在后面追，有时候甚至被“老鼠”远远地甩在身后。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赵兵辉

　　通讯员 吴剑鹏 黄治才 实习生 钟阳英

　　策划统筹：赵威 徐林

　　内涵

　　竞技体育的衍生物

　　随着人们对竞技体育重要性的认识加深，更多运动员开始借助药力提高比赛成绩

　　“Dope”是兴奋剂的国际通用名，源自南非祖鲁人用葡萄皮制成的一种叫“Dop”的酒精饮料。人们发现，这种饮料可以振奋精神甚至提高战斗力，“Dope”取的就是这个意思。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李国锋，是广州亚运会兴奋剂检测官，长期从事相关研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人们就服用从蘑菇、仙人掌中提取出的致幻物质，或者喝白兰地、葡萄酒，或者将士的宁一类生物碱与酒精混合饮用，从而提高体能，获取好成绩。”他告诉记者，自古以来，兴奋剂都伴随着运动会存在。

　　19世纪中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竞技体育的重要性，更多运动员从化学合成药物的作用中受到启发，开始借助药力提高比赛成绩。比如，1879年在欧洲自行车比赛中，运动员就开始服用吗啡，距今已有133年。

　　25年后，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举行。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西柯斯在一片欢呼声中第一个冲到终点，却突然无意识倒下。经查，他服用了大量混合了鸡蛋清的“士的宁”。不过，奥组委并没有处罚他，也没有取消他的金牌。这件事成了国际上第一例有案可查的兴奋剂使用事件。

　　然而，无论是从回归体育精神的本质，还是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考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在体育运动中限制兴奋剂的使用。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人们始终缺乏有效检测手段，使用兴奋剂的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人工合成激素的问世，滥用兴奋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酿成血的教训。

　　那是在1960年，第17届罗马奥运会自行车赛场上，距离终点仅13英里时，丹麦运动员埃尼马克·詹森突然晕厥，被紧急送往医院，2小时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检查发现，他服用了一种叫苯丙胺的兴奋剂，使其血管扩张。这也成为了奥运史上有据可考的首例兴奋剂死亡案。

　　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聚集了全球关注，加拿大人本·约翰逊一举击败名将卡尔·刘易斯，并将世界纪录大幅提高。然而，因为被查出服用禁药康力龙，他的金牌仅仅在脖子上挂了数小时就被摘走。屈居第二的刘易斯曾一度被视作“受害者”，不过在多年后，刘易斯却站出来勇敢地承认，赛前他也曾服用违禁药物。

　　外延

　　禁药名单越来越长

　　从第一例有证可查的兴奋剂案至今，时间已走过108年。在这期间，兴奋剂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

　　“IOC（国际奥委会）在1968年制定的违禁药物种类只有8种，而2010年最新兴奋剂目录则列举了七大类219种药物。”李国锋介绍，这七大类包括刺激剂、麻醉止痛剂、合成类固醇类、利尿剂、β-阻断剂、内源性肽类激素和血液兴奋剂。此外，三种违禁方法分别是：提高输氧能力；药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篡改手段；基因兴奋剂。“每当从运动员身上发现使用了新的兴奋剂，或研究团队发现某些药物具有这种功能，在反复研究后，这些药物会被加入到兴奋剂目录中，因此，名单还会越来越长。”

　　刺激剂是最早使用的兴奋剂，也是最原始的兴奋剂。“这一类兴奋剂对神经肌肉的药理作用是真正的‘兴奋作用’。”李国锋表示，在20世纪70年代前，运动员所使用的兴奋剂几乎都是刺激剂。

　　1967年，英国著名自行车运动员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海拔1912米高的旺图山峰。人们在调查死因时，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苯丙胺，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和旅馆房间里也发现了没有服用完的苯丙胺，苯丙胺就是刺激剂的一种。正是这一罪魁祸首使其过于亢奋，忽视了身体的实际情况，最终导致死亡。

　　作为目前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度最高的一类兴奋剂，合成类固醇类兴奋剂是药检的重点。世界体坛最大的兴奋剂使用丑闻之一就与其有关。

　　2003年，美国女飞人琼斯被举报使用了一种当时还无法检测出来的合成类固醇THG（四氢孕三烯酮）。3年前，她在悉尼奥运会上获得5块奖牌（3金2铜）。最终，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亲自“动手”没收了她的奖牌，她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田径梦。

　　属于内源性肽类激素这一门类的EPO（促红血球生成素）的出现，一度让反兴奋剂组织陷入检测困境。它能促进肌肉中氧气生成，从而使肌肉更有劲、工作时间更长。纽约血液中心主任约翰·亚当森博士解释：“你的红细胞越多，你快速奔跑的距离就越长。”这种兴奋剂就是通过提高红血球携氧能力，来提升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EPO诞生后，通过输血来“兴奋”血液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体育界公开的秘密。在自行车等耐力性体育比赛中，许多运动员常常为提高运动成绩而违规注射人工合成的EPO，如芬兰人卡洛·马宁克就曾公开承认输血使他赢得了1980年奥运会5000米和10000米的奖牌。

　　除了传统意义的兴奋作用外，某些起镇静作用的药物也被划入兴奋剂范畴。“以β-阻断剂为例，它就以抑制性为主，有安心宁神等作用，这类药物同样是不被允许的。”李国锋介绍。

　　目前，讨论最多的是新型的基因兴奋剂。据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勇介绍，“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正全力以赴抓紧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基因兴奋剂进行研究。反兴奋剂专家们正在抓紧研究‘生物护照’技术，它寻找的不再是违禁物质本身，而是通过检测运动员生理数据的变化，发现非正常性的突变，进而找寻兴奋剂的线索。”

　　“猫鼠”博弈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斗争被形象地比喻为“猫捉老鼠”的游戏，为了躲避“猫”的追捕，“老鼠”在拼命奔跑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掩体保护。

　　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现在广东省体育局负责科技工作的教授李捷，曾在第九届全运会担任组委会反兴奋剂部副部长，在广州亚运会担任反兴奋剂中心主任。在他看来，在50多年的反兴奋剂“猫捉老鼠”游戏中，“猫”一直在后面追，有时候甚至被“老鼠”远远地甩在身后。

　　“这就好比警察抓小偷，你必须要弄清楚是否偷了东西、偷了什么，才能抓人。”李捷坦言，“猫”难以跑到“老鼠”前面预先准备，“很多兴奋剂物质在被运动员使用之前都是临床用来治疗某类疾病的，检测人员不可能完全预知哪类物质会被当作兴奋剂使用。因此，‘猫’不是跑不赢‘老鼠’，是只有‘老鼠’先跑，‘猫’才能找准追的方向。”

　　从较早的刺激类物质，到类固醇，再到EPO……“对反兴奋剂组织而言，每增加一个新的兴奋剂种类，每进行一次检测，都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李国锋坦言，每种新的检测方法都可能会激发新对策，因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必须分秒必争，不断完善名录、检测程序和检测方法。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兴奋剂更新换代的速度，反兴奋剂组织使出了另一招“杀手锏”——赛外兴奋剂检查制度。其规定运动员必须通过互联网或智能手机告知反兴奋剂机构他们的位置，测试者在运动员最容易服用禁药的时期，如赛前训练阶段、比赛前的几周进行抽查，填补单一赛内检查存在的漏洞。

　　不可否认的是，最理想的状态是反兴奋剂走在兴奋剂的前面。“过去，反兴奋剂的策略是应对式的。也就是等一种药物上市之后，反兴奋剂专家们才会思考，也许有运动员在使用它，然后才公布禁令，研究检测方法。”反兴奋剂研究专家艾克纳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专家们正尝试主动出击。迄今为止，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已花费超过5400万美元，专门研究可能被用于提高运动成绩的新药，以应对作弊者服用依然在实验阶段、从黑市获得的药物；反兴奋剂组织也已经开始和制药业联手，研究检测药物的方法。

　　未来，“猫”和“老鼠”谁将更胜一筹？李捷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对于新出现的兴奋剂，反兴奋剂组织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即使不能马上检测出来，但终究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他看来，兴奋剂不可能凭空造出来，肯定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只要是自然界存在的，就一定能被找出来，“所以，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会将运动员的抽检样本储存8年，以便新的检测方法出现后对其进行复查，过去检测中漏网的作弊者同样可能被抓住。”

　　链接

　　反兴奋剂组织

　　每年发布禁药名单

　　在伦敦奥运会上，女子铅球冠军、白俄罗斯名将奥斯塔普丘克因兴奋剂检测阳性，金牌被剥夺。原本排名第四位的中国选手巩立姣递补获得一枚铜牌。

　　据了解，为了办一届干净的奥运会，伦敦奥组委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反兴奋剂队伍，伦敦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达1000多人，其中参加检测的专家达150人。

　　但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老鼠”并非人人喊打，服用药物提高运动成绩在当时不被认为是欺诈。直到1960年奥运会，出现有选手服用兴奋剂致死案例，才促使反兴奋剂规则出台。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药物检测。1968年奥运会上，这一组织对所有项目的运动员均进行了检测。而在刚刚结束的伦敦奥运会上，兴奋剂检测数量为历届之最，共进行了6000多例检测，参加比赛的1.4万名运动员中近一半被抽查。

　　在比赛结果宣布后，全部奖牌获得者还会被邀请到一个单独房间提供尿样、血样，样本将被送到实验室检测。目前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实验室共有20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个与兴奋剂作战多年的机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这个靠联合基金建立的独立实体化机构于1999年11月在洛桑正式成立，2002年4月，其总部迁往永驻地——加拿大蒙特利尔。

　　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定和调整违禁药物的名单，确定药检实验室，以及从事反兴奋剂的研究、教育和预防工作。每年的1月1日，该机构都会向全世界发布最新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

　　兴奋剂检查

　　中国每年超万例

　　1986年韩国汉城亚运会，中国游泳队11人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是中国体育界最早的一起大范围兴奋剂事件。

　　1994年第十二届广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11人(其中7人为游泳队)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吕彬、杨爱华、熊国鸣等著名选手被禁赛。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大型运动会上发生集体兴奋剂丑闻，也成为了迄今中国体坛影响最恶劣、波及面最广的兴奋剂事件。

　　在奥运赛场亦然。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因为7位赛艇选手被测出兴奋剂阳性，中国有30多位选手、教练和官员下马。2004年，更有40位选手、教练和官员因使用兴奋剂被除名。

　　作为《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缔约方，目前，中国每年兴奋剂检查数量超过10000例，其中约70％是无通知的赛外检查。最近，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又引入了最新的“生物护照”，充分体现了“不会回到过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