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孟母”

　　都说杜甫很忙，其实孟母也很忙。杜甫忙得悲催，孟母忙得风光。

　　5月份，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有专家学者提出，不要过美国的母亲节，呼吁尽快确立自己的“中华母亲节”，“中华母亲”的代表，就是孟母。近日，河南卫视在北京举行仪式，发起了“寻找当代孟母”活动。经报名、推荐、拍片播放等程序，届时将评选出“当代十大孟母”，并予以表彰。

　　在河南电视台的网站上，没有找到具体的评选标准，新闻稿中倒有“栏目组面向全国征集教子有方、有感人故事的伟大母亲”。孟母的“教子有方”，表现在“三迁”中：从墓地搬家到集市，再到迁居学校、文庙附近，让儿子远离那些贫穷的邻居，顽劣的儿童，摆脱“坏影响”，接近上层精英，接受“好影响”，培养进取心，上进心。孟母的做法，就是无数中国母亲几千年来共同的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其实是不用鼓励、表彰，人们就会“自动”采取的。既然做普通百姓要被人看不起，过穷日子，那就要想方设法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底层向上流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社会被分成了“上品”和“下品”。上下之别，决定了资源占有的多寡，也决定了荣辱。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就主观努力而言，天下母亲都是当代孟母，何用“寻找”？她们的区别仅仅是有的子女很平凡，有的很成功。

　　据报道，女航天员刘洋的母亲牛喜云也被请到北京，出现在“寻找当代孟母”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她是活动组委会提名的“当代孟母”候选人。奥运会刚刚开过，奥运冠军的母亲，肯定是“当代孟母”称号的有力竞争者。可以预料，“当代孟母”的门槛不低。如果说女航天员，奥运冠军是人里头的尖子，他们的母亲，就是母亲里头的尖子了。有顶尖，那就有底层，底层母亲是谁呢？城市里的低收入者还不能算，有比他们更底层的，比如留守母亲。

　　最近有一篇报道说，在崔永元的乡村教师培训中的一堂心理课后，来自湖南安仁安平中学的段海涛老师哭了起来。段海涛的女儿15岁，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三五年回来一次，父女俩相依为命。平时父女都住在学校，一到周末放假回家，两人的情绪都降到冰点，彼此不说话，心里特别孤单。“我们缺少的是家庭的温暖，这些是外人看不到的。”

　　报道说，每年“爱飞翔”选拔乡村教师参与培训时，志愿者们都会提前几个月到乡村实地考察。他们会碰到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有的孩子会问，“你们城里有没有卖小孩的？”

　　“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上海站活动负责人査建渝告诉记者：“百分之七八十的留守儿童是没有父母在身边长大的，这些事情我们无力解决。”志愿者除了热情，手中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当然无力解决。掌握资源的人或机构，也不是都愿意关注底层的。愿意锦上添花者，总多于雪中送炭者。

　　很多乡村贫困家庭已经失去了——或者说本来就不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很多贫困母亲，想当孟母也当不了。如果这些留守母亲在电视上看到表彰“当代孟母”的热闹场景，她们肯定会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