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
改革开放以来,富裕的珠三角农村引来外界颇多的关注乃至向往,洗脚上田的农民开着宝马兜风,甚至买直升机者也并不鲜见。这里的富裕,让很多内地农村望尘莫及。
然而,天时地利带来的富裕背后,隐忧从未消失甚至加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额的分红,如同一柄“双刃剑”,考验着农村,也考验着其中的村民。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在点评东莞时指出:“靠借债分红,不愿意忍受转型的阵痛,不下决心转型,再这样发展下去,有些村可能会变成东莞的‘希腊’。”佛山,同样面临“希腊村”的困境。
观察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农村变迁,南海的夏西村、夏北村可谓是两个典型案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这两个村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景象引人深思:前者有过集体经济辉煌,如今陷入“借债分红”困局;后者则是凭借拆迁补偿,一夜迈入“富人村”,但闲散之风由此蔓延。
上世纪90年代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以来,佛山的农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富裕村”的股份分红,动辄上万元,村民还有着城里人都羡慕的二次医疗报销等高福利;近年来,伴随城市建设的大推进,拆迁补偿造出的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也不少见。在佛山周边的广州、深圳,拆迁更是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巨额财富,如同天降。
对地租经济的过度依赖,让农村产生了一批人数众多的“食利阶层”,其对生产性经营活动的激情大为减弱;“食利”所带来的人为惰性,也让村民逐渐在城市化中被边缘化。如此一来,村民就业和创业的激情逐渐消退,对集体股份分红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在利益驱使下,分红等甚至成为“绑架”村中选举票数的关键因素,上述依赖也被进一步固化。
夏西正是经历过以上种种,才走到“借债分红”这一步。但应当看到,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积累的过程。正如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便如同“温水煮青蛙”,待到痛时,为时已晚。如果安于当下拆迁带来的高额分配,安于对高额集体分红的依赖,夏西的今天或许就是夏北的明天,这绝非危言耸听!
有所欣慰的是,夏西已经在行动,其村官明确表示,“借债分红”肯定不能再继续。而包括夏北在内的其他农村,若早一点行动,完全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一个毋庸置疑的共识是,“更乡村”才能“更城市”,农村若不发展,城市亦无希望。破解“希腊村”困局,是佛山乃至中国城市化的应有之义,其中有三个关键环节值得重视。一是集体经济开源与节流,即促使集体经济规范运营,提升收益,减少乡村贪腐、层级管理等带来的资源消耗,以此清偿现有债务,并保障村民分配和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二是调整分配结构,即适度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开展的投入,拉近与城区的差距,并适度减少直接分红所得,增加劳动和投资分配所得的比重;三是注重人的城市化,通过政策引导、扶持,以及产业载体的支撑,提高村民就业、创业的能力和意愿以及综合素质,在产业基础较好的村,引导村民转变为有一定产业技能的产业工人。
以上三点,都需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政府等多方合力而为。从村民角度讲,不转变观念、安于现状,最终都要自食“温水煮青蛙”的苦果;从政府决策角度看,解决包括“希腊村”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其实就是解决城市化的问题。一言概之,要预防和破解“希腊村”困局,重在居安思危、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