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大同，寻觅“希腊村”破解术

　　广佛地铁金融高新区站旁，夏北村，永胜桥，桥的一边是被拆迁过的空地，这里是广东金融高新区C区的工地；桥的另一边则是永胜村小组——如今夏北最富裕的一个村小组。

　　走过永胜桥，一座祠堂出现在眼前，大门紧锁，肃穆如旧。大门旁，20余村民团团围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嬉闹异常。他们在玩一种叫“三公”的纸牌游戏。

　　夏西村的黎伯经过此地，看到此景，连连摇头；夏北的何伯与其同行，则对此见怪不怪：“现在分这么多钱，吃饱了没事做，不玩牌，还能做什么？”言毕，俩人相视一笑。

　　数年之前，黎伯所在的夏西，发展如日中天，类似场景，也时常可见。然而时过境迁，夏西今日陷入发展困局，村民闲心已少，前年的村中股份分红，甚至还依靠借债来维持。而与其相邻的夏北，则借着金融高新区C区拆迁的高额补偿，村中“游手好闲”者渐众，其中，尤以年轻人为甚。

　　历史上，夏西、夏北、夏东、夏南一、夏南二几个村被并称为“五夏”，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南海农村集体经济盛景中，都曾有一席之地。而如今，周边虽坐拥广佛地铁数个站口，但城市化的利好，却让两个村各有迷失：夏西欲从“借债分红”的泥沼中挣脱而出；夏北则可能滑入又一个“希腊村”的困局。

　　赵进 黄伟胜 黎诚

　　富足的生活 消退的热情

　　年仅35岁的他，便对一般工作提不起兴趣，又不愿创业打拼，更不愿离开夏西。凭借房屋出租以及每年村内分红等收入，他衣食无忧。对于村内事务同样也不热心。

　　8月2日早上，35岁的黎化，在夏西的家中吃过早餐。随后，他出现在离家不远的一处简陋教练场。这里有驾校的学员，在等他教车。

　　工作清闲，地点离家也很近，黎化却很难提起精神。闲暇时，他会想起6年前的生活。

　　6年前，他20多岁，在澳门有着一份不错的厨师工作，但他赌徒心态颇重，数年下来，几无积蓄。2006年，在父亲等家人的劝说下，他回到了夏西。

　　回到夏西，家中早已无田可种。他一度没有固定收入，仅靠家中房屋出租，每月收取不到1000元的房租，除了与村里人闲聊，他偶尔也会上牌桌试试运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已没了20多岁时的赌博心态。

　　这并非孤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传统种植农业在夏西逐渐消失，大片的厂房、市场取而代之。原属夏西的一些土地，分割出去后，如今也变成了城市社区。

　　无田可种，但生活要继续。在朋友的牵线下，黎化做起了驾校教练。

　　对于目前的教练工作，他谈不上满意，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他认为村中治安队不作为，但自己又对治安队员的生活心生向往。在他看来，治安队的工作舒适，还有点小特权。然而，他认为自己一非退伍军人，二无关系，“想进治安队也进不了”。

　　即便做不了治安队员，其实村中还有不少工作可供黎化选择。夏西人内部的就业，就有相当一部分由村内解决，包括治安队、清洁工、护村（厂）队等多种岗位。数据显示，2007年夏西自行安排和解决的村民就业人数达482人，占全村全部就业人数的1/10还多；但2007年之后，随着股份分红的上升和房屋出租等收入来源的拓展，夏西人的就业热情反而呈下滑趋势。

　　黎化亦属于缺乏就业热情之列。年仅35岁的他，对一般工作提不起兴趣，又不愿创业打拼，更不愿离开夏西。凭借做教练的收入、房屋出租以及每年村内分红，他衣食无忧。对于村内事务，他同样不热心。今年7月，夏西举行声势浩大的经联社选举，他连选票都没去投。

　　黎化并非抱负远大，也不能说是甘于平庸，他只是千千万万佛山农村居民中的一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土地上的厂房和出租屋等收益，加上股份分红，已足以满足其正常生活所需。物质生活的逐渐充裕，在夏西这样的农村，并未带来精神生活的同等提升，像黎化父辈在十几、二十年前的谋生激情，也在逐渐消退。

　　留下，还是离开？

　　在桂城街道政府部门上班的范炎芬，虽然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与祖辈有很大区别，但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人际关系也多在夏西。她说，她还是喜欢那种在大树下跟熟人聊天的感觉。

　　与黎化有着类似状态的人，在夏西并不少见。

　　一条佛平路，车流不息，路的北面是夏西村，南面便是桂城城区，包括颐景园等高档住宅小区，便与夏西隔路相望；而在夏西内部，也有数栋商品楼建成。但对于近在咫尺的城市生活，许多夏西人，仍然选择坚守。

　　据夏西的村官阿其观察，夏西5000多位村民，真正想离开夏西、住进城市小区的，仅有几百人。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阿其一位村中好友，家境颇丰，数年前在城区某高档住宅置业，如今多数时候，则仍回村中居住。

　　也许，留下还是离开，夏西人在潜意识中就选择了前者。

　　然而，城市生活的诱惑，依然客观存在，夏西人的“外出”现象，也一直在发生，年轻一辈身上，则尤为明显。20多岁的范炎芬，就是“外出者”之一。

　　华南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范炎芬，并不推崇黎化式的生活，她热衷村内公共事务，也有“闯劲”。在去年的夏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初出象牙塔的她，就参与了竞选，虽然失利，但她其后进入桂城街道的政府部门工作。

　　如今，范炎芬住在夏西一处商品住宅小区。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她就开着车，前往桂城三山上班。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已与祖辈有了很大区别，但她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人际关系也多在夏西。她说，她还是喜欢那种在大树下跟熟人聊天的感觉。

　　在她看来，老人们才是夏西集体经济的主人翁。如果年轻人坐等分红、依赖收租，那是对祖辈劳动的不尊重，村内那些二三十岁就不想干活的年青一代，她认为是人生追求过低。至于邻村夏北的慵懒之风，一样让她反感。

　　范炎芬自身也在努力跳出前辈们容易陷入的那种“怪圈”。如今并不依赖村集体经济的她，却对包括集体经济发展在内的村中事务，抱有很高的热情。当夏北很多年轻人流连于牌桌时，范炎芬则与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时结识的志同道合者相聚，探讨村内公共事务。

　　范炎芬认为，城区包括环境、治安等都较好，公共设施也较为完善，今后夏西可能会有更多年轻人“进城”，甚至夏西本身，今后也可能被城市同化。在她看来，自己“外出”后，尽管还住在夏西，但自己的生活，已经逐渐超出了夏西村民传统的范围，像自己这一辈的年轻人，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她会参与桂城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为夏西做做义务清洁、家电维修之类的事。

　　夏西外面的城区日新月异，范炎芬这份看似有些刻意的坚持，却是“离开”之后的另一种坚守。走出去，心还留在这里。

　　“二世祖”内心的隐忧

　　“自己并无一技之长，更不擅长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补偿款到手后，未来怎么办？”阿辉的心中不无担忧。

　　当范炎芬下午上班时，夏北的阿辉刚从永胜桥旁的祠堂边玩牌离开。短短1个小时，他就在“三公”的牌桌上输了400多元，但输赢在看他看来，却很轻松。

　　作为夏北永胜村小组的村民，阿辉确实不在乎几百元的输赢。因为广东金融高新区C区开发，仅去年就让他分到了20多万元，一家五口，则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此外，村中人均年股份分红，也达数千元甚至近万元。

　　对待这笔“飞来”的财富，夏北永胜的年长者和年轻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老人们基本将钱存进了银行，年轻人则买车、玩乐居多。据永胜的老人反映，在村中玩牌的年轻人，一天输赢几百上千元并不少见，极个别的人，甚至将去年分到的20多万元，输得所剩无几，从“一夜暴富”，重新回到此前，甚至是比以前更差的“赤贫”状态。

　　近年来，佛山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大拆大建的背后，此般情景，并不鲜见。

　　阿辉虽不像“极个别人”那般极端，但他目前确实不时流连于牌桌，只是输赢自己心中有谱，一般不会玩得太大。平日，他则帮一家公司拉货跑运输，有货就出车，没货就在村内闲逛，或者上夏西村的朋友家串门。

　　戏剧和反差，由此而来。

　　阿辉从夏西的朋友口中听说过范炎芬。在大人的口中，范炎芬年轻、上进、有想法，是阿辉和他朋友学习的榜样。

　　每每听及此，阿辉便隐有不快。同为年轻人，对方似乎与自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他有时也会跟朋友的母亲用玩笑的口气说，自己有钱，夏西现在发展不好，范炎芬没准还会羡慕自己。

　　当然，范炎芬不会羡慕阿辉，接受过大学教育、也经历过村中选举磨炼的她，知道拆迁补偿，只是一时的收入。未来夏西和夏北的发展，要靠村民自己去创造。

　　对此，阿辉其实很认同。与记者接触数次后，他便向记者坦言担忧：自己并无一技之长，更不擅长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补偿到手后，未来怎么办？旁人笑言他可以打牌赢钱，他则挂着苦脸：“赌点小钱还可以，当赌徒我没那个技术，更没那个胆量，要有那个胆量，我早拿着钱去做生意了。”从这一点来说，他其实有点羡慕范炎芬那种上进、有目标的生活状态。

　　拿什么赢未来？

　　在失地后，若习惯了高额分红及福利，却并无就业之长与创业激情，这群人如何避免在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沦为“失落的一代”？

　　不论是夏西的黎化还是范炎芬，或者夏北的阿辉，虽然各自的生活状态迥异，但他们都明白，要有更好的未来，夏西和夏北或许都需要一场变革。

　　今日夏西，周边已高楼林立，除了西北面金融高新区的日新月异，还有南边高端商住区的逐渐成形。而夏西却因前几年村内的集体经济纠葛，矛盾丛生，发展陷入几近停滞的困境，村内建设和服务，与城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更让人忧心的是，集体经济的乏力，已无力支撑高额股份分红及福利，但村民的期盼并未降低。前年，夏西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借债分红”。可以说，作为昔日乡村标兵，夏西亟待浴血突围。

　　今日夏北，却上演着另一个极端。

　　金融高新区C区的开发建设，让夏北突然身份暴涨，高额的征地拆迁补偿和分红，也让夏北人在一夜之间，迈入“富人”行列。然而，伴随“一夜暴富”而来的，是夏北人的迷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事事、坐吃山空的乡村怪相。更令人堪忧的，则是夏北人在失地后，若习惯了高额分红及福利，却并无就业之长，又丧失创业激情，如何避免在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沦为“失落的一代”？

　　佛山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现实中高额的拆迁补偿，以及高分红的农村集体经济福利，村民就业和创业心态发生变化在所难免。不论是希望走出“借债分红”泥沼的夏西，还是避免滑入“希腊村”困境的夏北，都必然要增强危机意识，弱化对集体经济的过度依赖。

　　值得庆幸的是，从政府决策者和农村当家人的层面，都已对该问题给予了重视。2004年起，桂城就已开展就业培训计划，去年又投入700万元实施全民就业计划，重点帮助农村居民提升就业、创业技能和意识，并取得一定成效；南海的农村股份章程，同样对股份分红比例进行了规定，以避免分红过高产生过度依赖；而夏西的村官也明确表示，不能再继续“借债分红”，包括发展集体经济、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等一系列工作，也将被提上日程。

　　今年3月，社科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将有1400万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不论是夏西人还是夏北人，都会成为佛山、广东、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者”，从农民转变为居民甚至市民，并非简单的身份变化，若人的意识和技能不能同步提升，农村城市化，也终将沦为空谈。

　　早一步谋变，或许就意味着早一步突围。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专家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不仅要产业城市化

　　还需要人口城市化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表述的本意应该是强调城乡公共服务在体制上的统一性，而不是指城市和乡村人口所获得的公共品在数量上完全相等。有了制度的一体化，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可以有差异。城乡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的方向是土地市场的一体化、劳动市场的一体化以及公共财政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就应当处理好“普惠”与“效率”的关系。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至少有两个标准，一是产业的城市化，二是人口的城市化。目前，佛山的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农村的产业也很多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可以说产业的城市化已经有了，那么关键就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推动村民向城市生活转变，但要让他们能融入城市，不仅是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看齐，还有人的生活方式、素质甚至技能等方面的改变和提升。

　　监制：姚燕永

　　策划：龙建刚 胡智勇

　　统筹：何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