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 （1 ／6张）

　　“清明节前后，重庆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会结队到位于城市西边的沙坪公园扫墓。

　　45年前，重庆跟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当年武斗的部分死难者被掩埋在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缓坡上，成为墓群，留存至今。2009年，墓园被正式命名为“红卫兵墓园”，并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称国内绝无仅有。

　　来墓园祭奠的老人大多都是那时的参与者、经历者。在这座“红卫兵墓园”里，当年生死相搏的双方早已冤恨冰释，平静祭奠曾经互为敌我双方的死难者。

　　这段抹不掉的血色记忆之所以得以留存，其间往复约二十年，颇费周折。这留存本身，关乎生者的记忆，关乎历史的痕迹，更关乎如何去直面。”

　　冰释的记忆

　　在墓碑前摆好花圈和遗像，然后是默哀、三鞠躬、回忆死难经过、献诗献花，重庆18中当年的30多位老同学，在墓园的西北角祭奠三位死难的同学。

　　这是4月4日，清明节的上午，整个过程气氛平和。一位姓徐的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同学们基本上每年都来。这个两米多高的墓碑，当年他亲自参加了修建，现在还是原样。墓里埋的只有同学的衣物，没有遗体。

　　墓园西北角的一座墓碑上摆着一块特别制作的彩牌，上面是12位年轻学生的肖像，四女八男。牌子上方写着“重庆市第29中学文革罹难校友”。

　　当年的校友蔡凯先生告诉记者，牌子在清明节前就放到了墓碑上，当天来了很多老同学。墓里其实只埋着8位同学，另外4位同学当年是另一派的死难者，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都是死难者，都是同学，就一起祭奠了。”

　　18中、29中的这些老同学说，早在1969年他们“上山下乡”后，互相对立的双方就不再对立了，还有曾经观点对立的男女同学结为了夫妻。扫墓，同学们也都是一起来，不论当年是哪方哪派。当年生死一道，同学之间的纯洁无私才是他们最深的记忆。

　　被否认的开放

　　沙坪公园是个免费公园，平日里早晚会有很多人在园内游玩。但墓园门口有两位老人24小时值班，大门紧锁，平常来墓园的人绝少。

　　今年清明节前，突然传出消息说重庆“红卫兵墓园”清明节将开放。随后，重庆沙坪坝公园管理处否认“开放”一说，“因墓园存在多处安全隐患，目前未对公众开放。”公园管理处周女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清明节当天，墓园门口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园门口临时设了一个祭奠接待处。当天来扫墓的大多是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当地的游客，年轻人极少，偶尔有带着孩子的家长想到墓园参观。但进入墓园必须登记，只有死者的亲属、同学、同事等才可以入园。游客则不得入内。

　　“红卫兵墓园”2009年能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大约十几年的波折，有很多人的努力。

　　墓园的《素描》

　　“我最早系统收集整理墓园史料”，57岁的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4月1日在他家中这样对记者说。

　　他的说法尚难佐证，但是记者收集到的公开资料中，有篇题为《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文章，署名就是陈晓文。

　　这篇日后被媒体广为传播和引用的文章中介绍了“红卫兵墓园”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墓园实况、埋葬的死者身份和数目等情况。其中还记录有陈晓文当年采访到的一些死难者亲属。

　　多年研究重庆“文革”历史的作家何蜀，在“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文保单位后，写过一篇题为《墓群的记忆》的文章，其中就引用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资料。或许，“红卫兵墓园”这个概念出处也就在此。

　　早年，陈晓文在重庆一个区文化馆工作时接触过文物保护方面工作，接受过短期培训，了解文物保护“田野调查”的一些基本程序知识。

　　1984年在重庆职工大学毕业时，曾想写一篇“文革语言”的论文，没写成。但当年28岁的他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兴趣。毕业后进入重庆出版社，利用周日时间开始收集“文革”方面的资料，想做一本“文革辞典”方面的书。

　　当时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做这件事，经常到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商量事情。看到当年的墓地风化得很厉害，认为墓地资料很值得收集，于是有了紧迫感：几位同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墓地资料，先绘制了墓地平面图，再给每个墓编上号，然后根据编号抄写碑文。

　　1995年时，陈晓文的高中同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刘小枫知道他在做这件事后，约他写了《素描》一文，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

　　渡过拆除危机

　　多年从事重庆“文革”史料收集的作家、重庆《红岩春秋》原副主编何蜀告诉记者，“红卫兵墓园”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很长，其间经历反反复复。

　　“文革”后有的墓被毁了。重庆机械学校死难者的墓，大约埋有十几个人，碑本来很高。否定“文革”时，学校有领导对这个碑看着很不顺眼，曾气愤地说，他们是什么“烈士”，就派工人去毁了。

　　重庆大学“文革”时建的死难者的墓碑，这个时候也被平掉了。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该墓园的去留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它炸掉，清除“文革”遗迹与记忆；一种是保留，警示后人。何蜀回忆说，很多人写信给重庆和中央的领导，说重庆否定“文革”还不彻底，标志就是这个“红卫兵墓园”的存在。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文革”前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被打倒，“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有一天，此前从未去过“红卫兵墓园”的廖伯康亲自去考察了一番。其中一个墓碑上写着：“我兵团战士、女、终年十四岁”，名字看不清了。廖伯康非常感慨，专门开市委常委会，拨款两万元，给墓地修了一道围墙，并提出“不宣传、不开放、不销毁”的三不原则。

　　墓园得以渡过一次危机。

　　第二次拆除危机发生在1993年。重庆当地媒体报道称，当时，某港商要投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不知何故，整个规划不了了之。

　　2005年12月时，再次传出重庆“文革”墓群将被拆除。其后有关部门证实“这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前，重庆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议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强“红卫兵墓园”的保护。

　　从“半公开”到“没质疑”

　　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按重庆当地媒体的报道，许多部门、许多人都做出了努力。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公园管理处成立了三人调查组，9月开始工作，半公开收集墓园史料。据称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最终，形成30万字的文本。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处在了公开状态。当地人大、政协也敢说这事了。区和市文物局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据称，当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有媒体报道说，2009年重庆市首次将“文革”墓群纳入该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候选名单。在当年9月14日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上，获得了参会的近20位专家的评审通过。报道称：“没有一人提出质疑。”

　　关于武斗的死难记忆

　　“红卫兵墓园”里埋有多少死难者？

　　在重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媒体的报道中也有差异。

　　陈晓文的文章里的计算是，墓园的113座墓里，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二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达58.9%；26岁以上者达46.5%。陈晓文说，以后的工作是补充完善墓园里死难者名单。他认为，意义就是“拯救史料”，无史料即无历史。

　　根据何蜀的研究，墓园里埋得最多的是工厂企业里的职工造反派，如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每个厂死的人都不少，有的大墓里埋着几十个人。埋在墓园里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何蜀说，重庆大学是全国大学中因武斗死亡大学生最多的，一共死了27人。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在1967年到1968年间参加武斗死亡的，还有少部分是被乱枪、流弹打死的无辜者，或枪走火及试制武器中发生事故死亡的。

　　当年，重庆的造反派分成“815”和“反到底”两派。

　　起初双方武斗是用棍棒、钢钎、刀、石块等。1967年7月25日，“815”率先拿枪攻打“反到底”的一个据点。“反到底”当时控制了建设机床厂。这个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是最新式的，号称全国第一步枪厂。听说对方用枪，这边也马上发枪。此后“815”又到军队抢枪。但抢来的枪比较落后，有的还是抗战时期的老枪。

　　武斗最厉害发生在1967年8月。

　　从8月初到8月20日前后的日子，双方在为争夺重庆市内的两个制高点，发生了两次最大的武斗。武斗中，“反到底”派曾用三七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平射，“815”进攻的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直到9月中央调查组到现场调查，还有几十具尸体没有人收殓。双方的死难者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和学生。

　　当年9月5日，中央发了“95命令”，双方把枪交了，大规模武斗才告一段落。

　　1968年4月后，因双方各自支持不同的四川领导，武斗重新开始。这次“815”再次首先动枪，一下就把没有武器的“反到底”派打散了。

　　这次更冷血。

　　何蜀记得，武斗中当年重庆大学一位姓段的大学生，被对方俘虏。对方要他投降。段说了一句“815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当场被打死。

　　重庆大学还有一位姓辜的大学生，帮“反到底”派守工厂，最后独自一个留下用机枪掩护同伴撤退，被攻上来的“815”派乱枪打死，身中七弹。

　　蔡凯回忆，29中死难的“815”派的同学，有几位是帮学校搬家，赤手空拳，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围上来的对立派乱枪打死的。

　　“我是‘尸长’郑志胜”

　　郑志胜逢人常会如此自我介绍：“我是‘尸长’郑志胜”。

　　今年71岁的郑志胜与其他收集“文革”史料的人不同，他自己写了本还没有出版的书，其中记录了他在“文革”中埋葬死难者的传奇经历。

　　郑志胜告诉过很多人、很多媒体，“文革”中他处理过300多具尸体，埋在墓园里的有200多具。起初，他被称作“殡葬连长”。后来带着俘虏处理尸体，又被叫作“俘虏营长”。后来同学聚会时，有个女同学说你叫“尸长”好了。

　　郑志胜说他是被迫干上处理尸体这件事的。

　　“文革”前，郑志胜进入重庆大学。郑说，当时他是光着脚到学校的，校长给他解决了一双鞋。“文革”开始后，他就站在了校长一边，校长被打倒后，郑志胜说他就失势了。一天“815”派的人找到他说，你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死人你来处理吧。

　　当时，尸体越来越多，先是埋在重庆大学，后来埋不下了。郑建议把死者埋到沙坪公园，也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当时沙坪坝区主要是“815”派控制。公园则是“815”腹地的腹地。

　　这个地方早年就是块墓地，埋有为数不多的军人烈士。

　　郑志胜回忆说，尸体运来，好一点的不分男女他要和“俘虏”们一起擦洗。开始是用丝绸把尸体裹起来，后来用过化纤绸，最后用白布。当时白布比丝绸贵。他们还买来圆木，再锯成薄板，做棺材。

　　有的死难者下葬会举行仪式。棺材抬来，放到挖好的坑里，亲属们都围站在坑边。然后有人宣读，某某为革命路线，献出宝贵生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语。然后鸣枪。枪声中有人大喊：“落葬”！大家就往棺材上盖土。

　　武斗停止后，郑志胜被分配到了新疆。后来又因为“文革”中曾纵容他人打死过人，坐了13年牢，1983年6月25日出狱。这个日子郑志胜随口就能说出。

　　郑志胜记得，坐牢时，孩子来看他，不叫他爸爸。直到离开时才喊了一声：“爸爸，妈妈在家等你回来。”

　　怎样记住？

　　“这毕竟是一段历史，不管你怎么看，它都摆在那里。”陈晓文说，他编的“文革辞典”已有700多条，这花费了他近三十年的生命。编这个辞典，就是想让未曾经历“文革”的人们对“文革”有感观的认知。一个词当时怎么用？背后有什么含义？同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词典更注重生活史、文化史，理性和感性并重，还采用了一般词典不用的加注的方式。

　　他还提过建议，公开征集“文革”文物，建一个与墓园相连的博物馆。他说，作家漆园子曾提过很动人的设想，像耶路撒冷一样建一个“哭墙”，把死难者的名字（重庆乃至全国）都刻在上面。

　　4月4日将近中午，一位少妇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到墓园献花。女儿突然问道：“妈妈，红卫兵是什么？”

　　采访郑志胜那天，在墓园门外，一对年轻男女大学生也站在一旁听，两眼茫然。女生是重庆人，男生是山东人，想进园参观，未获许可。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年轻的大学生没人知道这个校园里曾经有一个“红卫兵墓园”。就是老年人，只是偶尔会有人告诉你大概的位置，说的地点会完全不一样。

　　29中的老校友说，在家从来不跟孩子们提“文革”的事，孩子们也不感兴趣。说急了，孩子们就会蹦出一句：“疯子，都是疯子！”

　　在何蜀看来，“文革”的死难者都很冤枉。当时很多人喊着“头断西南，血染四川”去死的。但是，很多资料还都不开放，只能在民间收集，何蜀认为，这很难得到准确的信息。

　　何蜀直言，“红卫兵墓园”的名字是不准确的。他认为更准确的名字应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据了解，墓园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记者在墓园正门外墙上看到，上面仍有“文革墓园”字样的痕迹。

　　文并摄/本报记者王进

　　（原标题：红卫兵墓园的死难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