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中国最牛校长，我是中国妥协最多的校长。”朱清时在羊城晚报专访时说

　　

　　南科大办公楼大厅里，等待面试学生的家长坐在地上

　　五年前，他就任南科大校长，扛起教改大旗

　　五年后，他即将离任，却留下了最大的遗憾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铮 沈婷婷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17日10时30分，深圳暖冬。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园的行政楼三楼，杂乱的茶叶罐，随处可见的文房四宝，一扇旧屏风遮挡不住半旧的架子床，枕头上放着一个飞机上附送的黑眼罩。这间完全不特别的办公室，主人被外界称为“中国最牛校长”。

　　他是朱清时。

　　从2009年开始，朱清时在短短5年内，从零筹建南科大，并力争把它打造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今年9月，他将离开学校，开始他的“68后人生”。

　　“我不是中国最牛校长，我是中国妥协最多的校长。”朱清时郑重纠正外界给他的标签；5年聘期将满，他一直在反思：“头几年把很多问题想得简单了一点，路走得很坎坷；如果从头再来，一定会做得更好、走得更平稳。”

　　当然，不会从头再来了。

　　朱清时搓了搓有些水肿的手，“毕竟年纪大了，肯定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做像南科大这么大、这么难的事。”办公室里放着输氧瓶，由于用脑过度，朱清时常常要在下午吸一会儿氧。

　　他已经买好了21日回合肥老家的机票，那里有老妻、儿孙等他过年。这位认同自己是“教育革命派”、“教育斗士”的老人，现在只想回家。

　　朱清时有无数头衔：化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先后两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

　　中国呼吁教改者甚众，但知行合一的人寥寥可数，朱清时算一个：1998年至2008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校长期间，坚持不扩招、不建分校、呼吁停止行政主导高校评估；2009年至今就任南科大校长，倡导“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书院制、改变“唯高考论”。

　　相比当年中科大的逆流独行，南科大的教改创新之路，堪称惊涛骇浪。朱清时说，自己几乎每个月就要遭遇一次“风口浪尖”。

　　5年将至，南科大经验获得中央高度肯定——

　　南科大在深圳市的支持下实施理事会主导的法人治理机构，以争取学校相对独立的办学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机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南科大倡导“去行政化”，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南科大首创 “6+3+1”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阶段的平时成绩占10%，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力行改革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创校之初，朱清时曾说，“我只想办一所能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学校。”5年将满，朱清时说：“我们有小成”。

　　“我们现在比较明确、清楚了‘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是什么，中国教育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措施，取得初步的成效。”

　　朱清时总结，这些措施包括：一，学生入学前两年接受通识教育，打下坚实的科研基础后再选专业；二，多门功课英语教学，让学生尽早习惯国际化教育学习模式；三，本科阶段就参加科研活动，在研究中自学知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四，书院制教育，入学前两年按宿舍分班，学生和老师课上课下朝夕相处，辅导更到位。

　　“现在这四点都开始见成效了。我对这批学生非常满意，他们天赋高、学习主动、有很强的创造力。”

　　而2014年，南科大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44名学生中，预计有37、38位学生将顺利毕业，其他4位学生早已退学、3至4位学生因学分未满要延迟毕业——18%的淘汰率，在中国高校闻所未闻。

　　“这还是一个偏低的淘汰率，在国外的大学像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高校，每年的淘汰率就有20%（4年累计达到60%）。只有靠淘汰才能使学生始终处于努力的巅峰状态。我认为或者不应该叫‘淘汰率’，而应该用更中性的词——‘退出率’。”

　　是否所有高校都应该推崇高“退出率”？朱清时认为，高等教育至少分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种。精英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领军人才，不需要多，但一定要精，“退出率”不可避免；大众教育就不一定要退出，它强调让每个人都学到一些本领和知识。但中国的高校，即使是“211”、“985”，对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定位都不明晰，所以造成了严进宽出、“退出率”低的毛病，即使北大、清华也是这样。

　　南科大的招生也备受争议，从最初的完全自主招生，到现在的“6+1+3”录取模式，有人说，60%的分数来自高考，朱清时和南科大“妥协”了。

　　朱清时澄清：“我从来没有否定高考，更不能说是对高考‘妥协’。相反，我认为高考有它的优点，它能够有效地考察出学生对高中知识的掌握情况。目前高考的缺点在于‘一刀切’，没有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

　　“南科大的‘6+3+1’克服了这个弊端，既纳入了高考因子，又通过自主测试考察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正因如此，虽然南科大在教改实验班之后的两届学生参加了高考，但实际上这三届学生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因为自主招生的那一届，同样也是参加闭卷笔试、同样也考察了他们对中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编辑： 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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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遗憾

　　除了招生制度的创新，南科大也想在管理体制上一马当先。但是在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政府给学校下放的权力太少。

　　朱清时一直旗帜鲜明地倡导“去行政化”。

　　朱清时多次表态，“中国高校要有希望的话，就必须要恢复高校本来面目。让高校是一个学术机构，这样的学术机构唯一推动力就是追求学术卓越，高校以追求学术卓越制定一切。”

　　去行政化成为南科大“持久战”中最艰辛的战役。

　　创校之初，朱清时提出用理事会制度保障“教授治校”的思想——教授在理事会中唱主角，指导学校重大决策。但当南科大首届理事会名单公布时，却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成员包括10名厅局级以上官员、4名企业董事长，6名大学校长。

　　显而易见，从人数的角力来看，学者们成了天生的“跛脚鸭”。

　　时至今日，朱清时坦承：“去行政化之路如果满分是100分，现在我们也就60分而已，这是我5年来最大的遗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行政化还走得不快，我们为了前进不得不迂回、斡旋。”

　　但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立场从未改变：“学校一定要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而不是谁的官大就谁说了算。欧美的名校就做得比较好。说一件真事：在英国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教授在面试后认为她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力潜质，拒绝招收。当地的社会人士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帮忙求情，但牛津大学还是拒绝。布莱尔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即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牛津大学的底气，就是严格的学校法制和规章制度，制度是避免被行政化的‘防火墙’。”

　　“目前南科大有一个学校暂行管理办法，但还未有属于本校的一部‘法律’。假如理事会中的官员强势，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利就很受限制。正因如此，学校虽然内部管理方面的‘去行政化’运行得还不错，但上级对学校管理的去行政化就和理想状态相差甚远。”

　　除了理事会的强势，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校内人员也在去行政化方面态度踌躇。假如彻底去行政化，政工人员、甚至包括教师，都要牺牲原有的事业编制福利，成为“体制外的人”，“除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和已经退休返聘的人员之外，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很少有人愿意砸掉这个‘铁饭碗’。”一位老师感叹。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这位老人坚定走下去的信心。全会《决定》要求：“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朱清时矢志不渝：“中央是鼓励改革、支持改革的，我依然认为高教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去行政化。如果南科大教改成功，变成可以推广的经验，就能形成更大规模的改革成果。”

　　我只是南科大的保姆

　　离任后，朱清时愿意到博物院研究考古

　　羊城晚报：即将离开，您对这所大学还有很多放不下吗？

　　朱清时：是，肯定有很多放不下，所以我离开学校之后一定会像现在一样关注这所大学，并且尽我所能帮助它发展。

　　羊城晚报：南科大就像您的孩子吗？

　　朱清时：南科大是深圳市的孩子，我只是一个保姆而已。但我是一个从孩子出生就一直照顾着他的保姆，所以依然很有感情。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可能在学校继续担任顾问或其他职位？

　　朱清时：那是后人决定的事情，南科大聘不聘我是后话。

　　羊城晚报：2008年，如果不是陈国良院士和刘盛纲院士的劝说，您原本想去故宫研究考古？现在还愿意去吗？

　　朱清时：会，如果故宫博物院还邀请我去工作的话。

　　羊城晚报：现在不少家长和老师都担心，您离开了，南科大可能会“变天”。

　　朱清时：我觉得这句话不正确。南科大要办好了的话，应该会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一个体制、一群教授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员都按照规律来办事，不应把学校的前途系于某一个人身上，如果那样，就说明学校办得还不成功。

　　羊城晚报：目前南科大的规章制度和人员制度已经强健到即使您撤出来也能正常运转吗？

　　朱清时：对，虽然现在南科大还没有这么完善和强健，但这已成为全校的共识和奋斗目标。

　　羊城晚报：假如说人的30岁是最强健的时候，南科大的规章制度和人才制度是多少岁？

　　朱清时：15岁吧。编辑： 邬嘉宏

　　南科大正靠近传统大学

　　在外界看来，朱清时的五年有贡献，也有不足

　　师生：校长很辛苦也很固执

　　说到朱清时即将离开，南科大校园无人不知。和羊城晚报记者的QQ聊天中，2013级学生晓岚发了一个哀伤的表情，“这些事情学生做不了主，只能听天由命。”2012级学生阿昌说起校长，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觉他真的太辛苦了。”

　　今年7月，首届教改班将从南科大毕业，其中一名学生谈及朱校长的离任，表达了自己的不舍，并认为校长提倡的“学院制”，取得了成效。谈到校长的缺点，这名学生笑了：“优点也是缺点。我们学校理工化太严重了，一流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希望以后学校多开些专业。”

　　“他承担的东西太多。”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他其实不愿意评价校长，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都会有自己要考虑的事情，“我们学校的学术氛围、师生氛围都非常不错，这应该是校长开的好头，功不可灭。校长绝对是为中国教改的先锋人物。”

　　另一位教授则有不同看法：“校长比较固执，也有点迂腐，很多事情他决定了就很难改变。”另外，他认为校长完全是文人做事的风格，缺乏管理的能力，“学生的课程设置、学校的规章制度都缺乏科学的设置，学校其实还没有走向正规。”但是他也认为，朱清时本人是非常实在的，“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很辛苦。”

　　学者：南科大偏离改革预期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朱清时担任南科大创校校长的五年，其最大的贡献是，为这所学校树立起“改革”的形象，并由此获得巨大的声誉。但总体而言，南科大改革的“说”，远大于“做”。朱清时校长提到的“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落实了多少，想必朱校长自己也十分清楚，尤其是他提到的要在任内完成制订南科大章程的目标，现在还没有影子，而这是保障一所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宪章。这不是朱校长不想为，而是环境困住了他的手脚。必须承认，教育改革确如朱校长所说，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必须做到循序渐进，而遗憾的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在南科大也很难寻觅，目前的南科大，正在向一所传统的体制内大学靠近。离公众的改革期待渐行渐远。

　　杨林柯：（曾著“万言书”《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被称作中国向“应试教育”、“功利教育”思想开炮的最著名的中学老师）

　　朱清时是一位教育实践者，一位教育改革家，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校长和有很多头衔的科学家。

　　他坚守自己的教育理想，在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十几年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退休后，他又挑起了改革的大旗，带领南方科技大学艰难前行，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鼓与呼，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懈努力。

　　在对中国教育一片众声喧哗的绝望叹息与批判中，我们不仅需要理性的声音，更希望看到有更多像他一样执著坚守内心的行动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还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不灭的教育希望。

　　（实习生 尹珏文）编辑： 邬嘉宏

　　（原标题：朱清时即将离任南科大校长留遗憾 正靠近传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