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发掘日本士兵与“慰安妇”配备比例的日本官方数据

　　在此次发掘的89件档案中，反映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有25件，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包括两件电话记录，两件《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21件《通信检阅月报》和《军人犯罪调查表》等。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但之前却苦于缺乏有力证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说：“这次的证据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在日本也很难找到了。”

　　“我们现在不在意赔多少钱，而是要承认。”前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吉林省新发掘的这一批出自侵华日军之手的档案“姗姗来迟”。虽然日本法院已经关闭了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的通道，“但这次，档案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慰安妇’性奴隶制度是日本政府国家行为的铁证，这种暴行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首次发掘

　　“慰安妇”与士兵比例数据

　　“我抄下了其中一份档案：1938年2月19日的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这份报告明晰地显示了13项内容，其中第11项内容记载了1938年2月1日至10日，包括南京、下关、句容、镇江、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宁国等地日军驻扎数量、‘慰安妇’人数、‘慰安妇’一人所应对士兵数、‘慰安妇’构成、十日内利用慰安所士兵人数等情况。”作为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第一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在看到这些数字后，非常惊讶：“比如在南京，10日内一名‘慰安妇’接待了178人次。也就是说一个‘慰安妇’一天就遭受17.8次蹂躏。”

　　“关东军当时有一个传统，提出‘慰安妇’和士兵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慰安妇’太少不能满足士兵要求，太多又浪费军粮，它们认为比例最好是1:29或1:33。”苏智良虽然知道有这个说法：“但由于一直缺乏相关的研究证据，现在可以根据这批档案来分析。”

　　在档案中看到，日军为侵略军队有比例地配备了“慰安妇”：1938年2月1日至10日，当时下关驻扎日军1200人，“慰安妇”人数为6人，“慰安妇”与士兵数的比例为1∶200。档案还记载，丹阳二月中旬“慰安妇”一人所应对士兵数为267人，因“慰安妇”人数不够，要在当地招募“慰安妇”。

　　“以前，我们只能通过口述了解到，具体某一个‘慰安妇’一段时间内接待多少士兵，没法做整体全面的统计。”在之前“慰安妇”的研究中，数据证据最让他头疼。

　　这份“慰安妇”的档案如此珍贵，苏智良甚至对这些报告全部手抄了一份。

　　“慰安妇”制度

　　被证明是日本国家行为

　　“此次还有一些重要证据，证明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行为。”苏智良说。

　　“这次公布了两件伪满洲银行电话记录，清楚地记载了日军以军用公款科目转账划拨给日军部队，作为‘购买’‘慰安妇’专项资金。”苏智良介绍：记录显示，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先后4次用于采购“慰安妇”的资金为53.2万日元，并“需持关东军第四课证明办理”。

　　日军不仅在资金上支持“慰安妇”制度，还给予政策鼓励。在一份北安地方检阅部《邮检月报》的档案中，记载了1941年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写给秋田市大町四村上英子雄的信件摘抄，反映了黑河陆军官舍一角开设慰安所的情况。

　　档案记载，有20名“慰安妇”受“国家总动员法”约束来到这里，她们全是朝鲜人。“国家总动员法”正是日本1938年制定，规定日本政府在国家发生战争时，可以依法征用国民服务国家，朝鲜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依此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些内容在以往发现的档案中鲜见记载”，苏智良说。

　　暴行——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

　　军队花巨资推行“慰安妇”制度

　　记者：档案在“慰安妇”问题上是否提供了新史料？

　　苏智良：这次提出的证据非常有价值，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日军一个部队，在四个月之内花了53.2万日元，建立慰安所。这个是国内外第一次发现。二、发现只要有日军的地方就有慰安所。集中反映在三个地方。三、这些慰安所基本上都是军队慰安所，这说明了日军建慰安所是国家行为。

　　记者：哪些材料证明了“慰安妇”制度是国家行为？

　　苏智良：比如军队花了巨资来推行“慰安妇”制度，高层是知道的，银行还帮助支持汇款业务。大部分慰安所写明是军队慰安所，由军队直接管理，这绝不是民间行为。

　　记者：在历史来看，“慰安妇”是不是普遍现象？

　　苏智良：我的回答是唯一的。日本的一些右翼学者经常混淆军妓和“慰安妇”。

　　我们早期的一些媒体也弄错了，实际上不能用这个词。“慰安妇”简单解释就是性奴隶，长期受虐待奴役，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唯一的，这是在世界战争史和文明史上从来没有的暴行。

　　中韩拟共同申请世界遗产记忆名录

　　记者：中国与韩国受害的“慰安妇”是最多的，有没有联合起来维权的可能性？

　　苏智良：中韩在历史问题上有很多共同语言，特别是去年朴槿惠总统访问北京，提出要合作研究。今年2月份在上海曾经召开一个叫做亚洲“慰安妇”工作会议。现在正在合作当中，我们也在搜集一些韩国的“慰安妇”的受害情况。

　　这些朝鲜的受害者主要在中国受害，在这批档案当中就有朝鲜“慰安妇”的明确记载。目前，中韩两国打算共同申请世界遗产记忆名录，还正在探讨做一些资料交换。

　　记者：还有没有联合其他国家受害的“慰安妇”？

　　苏智良：实际上，在战争的受害者方面，我们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包括和东南亚、朝鲜、韩国，甚至还有日本。

　　新发现东北20多个市县有慰安所

　　记者：目前估计“慰安妇”总人数有多少？

　　苏智良：日本一直想掩盖这种性奴隶制度暴行，想掩盖他们运用国家力量来建立“慰安妇”制度。“慰安妇”到底总共有多少人，只能根据关东军的文献来推测。

　　现在一般的观点是日军“慰安妇”总共有40万人，其中一半是中国妇女，朝鲜半岛妇女有14万～16万，还有东南亚地区的妇女，也有一些白人。

　　记者：目前能统计到的慰安所的数量有多少？

　　苏智良：20多年来，我们过去所掌握的材料，比现在发现的要少得多。实际上这个性奴隶制度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是东北地区，几乎有日军的地方都有慰安所。

　　这次，在东北地区又发现了20多个市县有慰安所。

　　“慰安妇”诉讼之路能否重启？

　　记者：有一点疑问，比如档案中说到拨款53.2万日元作为慰安所建设花费，这些钱是否给了“慰安妇”？

　　苏智良：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是“慰安妇”都没有拿到钱，当然，日本兵会给小费。这些钱主要给当地的宪兵队作为“关照”费用，去采购物资，建房屋。如果有人说支付给了“慰安妇”，那么请举证。

　　还有很多民间慰安所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我找到一个慰安所老板的儿子写的回忆录，书中叙述，他的父亲是退役的海军士兵，政府找到他父亲，给他提供中国人的房子，要求他建立一个海军慰安所。

　　记者：这次材料公布对“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有用么？

　　苏智良：现在不行了，我们有四件起诉案全部败诉，三审全部结束，而且日本高院做了一个“了断”，他们说，中日两国联合声明文献已经表明，中国放弃赔偿，因此，今后不再接受中国人的赔偿起诉。

　　我们现在不在意赔多少钱，而是要承认。将来取决于日本朝野怎么看待这场战场，如果持不承认的态度，就没法解决。

　　4月10日，我去山西盂县见李秀梅老人最后一面，她是1995年中国第一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四名“慰安妇”之一。像她这样到死都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的“慰安妇”太多了。

　　档案背后的故事

　　就在4月23日，将这89件新发掘的侵华档案集结成册，完成的新书《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进行了首发。

　　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历经60多年，这十万卷(件)尘封的侵华档案能走向大众视野，并非一朝一夕，个中滋味，亲历者们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档案挖掘：

　　日军企图销毁侵略罪证

　　“走就走了，还要去把这些资料烧了、埋掉”，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赵素娟老人，是吉林省档案馆离休干部，也是最早接触到这批档案的人员，说起上世纪50年代找到这批档案的过程，她仍然义愤填膺。

　　1953年11月，吉林在修理地下电线，寻找铺设管路时，在伪满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的旧址(今址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找到埋藏在地下的这批档案。

　　根据后来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伪新京宪兵队警戒系弘田利光供述证实，这些档案正是当年关东军宪兵队来不及销毁的档案。

　　赵素娟当年在挖掘现场看到挖出了一大卡车：“由于1945年就埋藏了，挖掘的时候已经过了8年，大部分纸张都粘在一起的，有的成了‘档案砖’，有的乱成一团。”

　　这些档案从1955年9月开始清理，长春市公安局将保存的档案移交到了吉林省公安厅。“那时从全省抽50～60人，对档案进行系统整理”，赵素娟记得，直到1982年5月，吉林省公安厅将档案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修复工程一直在进行中。

　　“当时整理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们请了很多专家、翻译。把这些材料用锅蒸，蒸完了再一张张揭开，揭不下来的再蒸。” 她说：“整理好的就给专家分类，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

　　谈及往事，赵素娟情绪愤慨：“我们这一代人在伪满洲生活过，当时每天要向日本天皇遥拜，向溥仪的皇宫遥拜。在档案馆工作50多年，我啥也不愿意干，就愿意整理档案。”

　　文本翻译：

　　是对内心折磨的过程

　　说到后续的翻译工作，档案馆的第二代工作人员、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谈到内心的苦楚。

　　她是1990年到吉林省档案馆工作，当年20多岁的她，是作为日语的专业人才被引进的。她说：“那时专业人才还很少，翻译人手不够”。

　　除了语言障碍，档案馆的翻译人员还要克服心理折磨。

　　赵玉洁对第一次看到档案中杀人过程的描写记忆犹新。“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在库房，这是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每天看到的档案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内心有很多的苦楚。”她说，整理过程是对内心的折磨，“我的同事里面，有一些年轻人都有过抑郁的过程。不想与人说话，吃不下饭，尤其是女同志。”

　　她介绍，现在在馆的翻译人员有17位，还有一些翻译人员，是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负责翻译，也是一种多学科的合作。因为这些档案本身是古日文，一定要有语言方面的专业培训。如果本科阶段没有对古日文进行系统学习的，就会有困难。”

　　由于有新的翻译力量，新公开的89份档案进展相对较快，“我们是从2012年末开始进行翻译的，一年时间翻译了400万字。”赵玉洁说。

　　档案研究：

　　让专家驻馆进行研究

　　对于档案的管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他两年前第一次在吉林档案馆看到这批日本侵华档案，非常吃惊。

　　“一方面是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就是档案馆管理有序，10万卷件档案分门别类整理好。”

　　他说，十几年前，他们开始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初衷就是为了同日本的右翼思潮斗争，“因为从1995年开始，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历史回潮。为军国主义翻案、唱赞歌的东西多了起来。”

　　“吉林档案馆的这些档案都是日本人自己形成的，而且是在本地形成的。”蒋立峰说这些档案将对学术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蒋立峰说：“日本年轻人看到这些史料，很容易明白这些历史。”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穆占一坦诚：“过去只是管理档案，整理档案，对历史研究开发比较薄弱。了解到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对资料查阅存在困难，我们让这些专家驻馆研究，这是一种创新。”

　　未来管理：

　　将抓紧时间继续整理

　　穆占一介绍：“目前，吉林省档案馆这次公布的新发掘的侵华档案，只是十万卷中的一部分，数量不到百分之一，可以说是冰山一角。”

　　他们目前已经形成了很详细操作的研究计划。“吉林省档案馆，向学者和高等院校敞开公布了自己的馆藏，让存封的档案得以重见天日，发挥应有的价值。”

　　“以史为鉴，以日军遗留的档案为支撑，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是给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史实的有力回应，这是档案人的历史责任。”穆占一说。

　　他说，“目前，中国社科办已经把侵华档案整理研究工作作为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我们也在抓紧时间，集合力量进行整理。《铁证如山》还会连续出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