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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新地图》中的《琉球诸岛》放大图。图中并未标绘钓鱼岛。(供图 胡恒)

　　参考消息网8月7日报道 我国有着漫长的国界线，这些国界的走向和确立毫无疑问是历史形成的。在解决边界争端时，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古地图资料业已提供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证据，如关于钓鱼岛问题，明代文献《筹海图编》中收录的《福建沿海山沙图》已被视作是支持中国对钓鱼岛实施管辖的有力证据。另外，明清两代数量众多的古地图中明确标示的“钓鱼屿”、“赤尾屿”、“黄尾屿”也为我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提供了证据。

　　目前，学术界对涉及钓鱼岛的古旧地图搜集可谓不遗余力，尤其是海外地图中有关钓鱼岛的资料，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毋庸置疑的是，海外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甚至极有说服力的古旧地图还在学术界的视野之外。近些年，海外各大图书馆纷纷开始了“数字人文”等建设工作，一大批深藏于图书馆中未被知晓或利用过的古地图以电子化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并且在持续更新之中。笔者在海外各大图书馆已公开的信息中寻找有关钓鱼岛的中外文地图，发现其中一些与钓鱼岛有关的地图在以往的研究中似未曾利用过，其中一份1895年日本在海洋上绘有国界的地图更是极为罕见，为钓鱼岛归属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

　　1895年末日本地图未编入钓鱼岛

　　众所周知，日本论证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逻辑是钓鱼岛原本属于“无主地”，1885年日本首次派人勘察并登岛，确认属于“无主地”，故1895年1月14日由内阁秘密会议将其编入日本领土。而《马关条约》是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故钓鱼岛不在《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的范围之内，战后亦无需依据《开罗宣言》之精神予以归还。

　　事实上，《马关条约》关于割让领土范围的表述，无论是辽东半岛还是澎湖列岛都是极为精确的，但关于台湾岛的部分，则只是模糊地表述为“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具体包含哪些岛屿，则未一一列明。按照日本人一向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侵略手段而言，这显得尤为“不可思议”。它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试图在需要时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含的范围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任意解释而已。而钓鱼岛问题正是当年日本模糊处理留下的“后遗症”。

　　“无主地”的前提当然更是不成立的，中国众多古地图及西文地图中关于钓鱼岛的标示如此之多，明清两代出使琉球使者频繁造访，又岂能“无主”？此点暂且不论。关于钓鱼岛与《马关条约》签订时所规定的割让范围之间的关系，日本政府与学界故意打了一个时间差：一个是日本内阁会议于1895年1月秘密非法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县下，对此清政府事实上是一无所知；一个是1895年4月，即《马关条约》签订时间。两者之间存在约三个月的间隔，故日本政府有意将两者予以切割，刻意强调钓鱼岛与《马关条约》不存在任何关系，故而二战以后不需根据《开罗宣言》等法律文件将钓鱼岛归还中国，从而达到逃避二战之后的责任清算的目的。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出要认识到“关键日期”的重要性。国际法上的所谓关键日期，是指争端领土正式产生的日期，是法律上为确定当事者要求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参照的日期。也就是说，一旦确认在关键日期之前领土归属的状况，那么关键日期之后的行为将不起作用。

　　为此，刘教授找到一份日本1894年3月5日发行、1895年5月19日修订后再版发行的《大日本管辖分地图》中的《冲绳县管辖全图》，其中钓鱼岛所在位置在这幅地图处于中国台湾范围，与琉球诸岛相连，但并非冲绳管辖领土，由此可知日本1895年1月窃占钓鱼岛之后既未公开占有，也没有把钓鱼岛写入1896年第十三号敕令或画入冲绳管辖全图，更未在钓鱼岛上建立日本界标。也就是说，无论从国际法还是日本国内法看，日本1895年窃占钓鱼岛都未经过任何必要的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图可以证明，中日之间钓鱼岛争议的关键日期正是甲午战争前后。

　　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也查到另外一份类似的地图，可以为上述见解提供新的证据。这份地图是1895年3月份日本发行的《帝国新地图》，其中有两幅小的插图，即《大隅及琉球诸岛》《琉球诸岛》，其中后者又是前者的再放大图。在图中根本未显示任何与钓鱼岛相关的信息，琉球诸岛最西端只列到“八重山列岛”而已。可见，日本宣称的1895年1月内阁会议所谓把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的决议根本就没有被公众知晓，在地图上也未予以体现，自然不能构成日方领土占有的合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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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日清韩军用精图》局部放大。图中同样未标绘钓鱼岛，而且日本国界走向经琉球的“先岛群岛”中的“与那国岛”后迅速折向东北。(供图 胡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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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5月修订再版的《冲绳县管辖全图》之局部图，图中并未标绘出钓鱼岛。(供图 刘江永)

　　此外，1895年1月林信广编、成美堂出版的《新撰日本地图》“琉球诸屿之图”中所列“冲绳县管”字样部分，1895年3月近藤贤三编、三丛馆出版的《大日本帝国新地图：教科书》中“琉球诸岛”部分，均未标绘钓鱼列屿。甚至在清政府正式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之后，日本也未曾完全完成钓鱼岛的合法化过程。如1895年10月野际馨编绘、钟美堂出版的《大日本新分图：教科摘要》，所谓的“新分图”，意思再明显不过，是吞并了台湾这块大肥肉之后，日本的地图需要重新编绘了。即使这样的“新分图”，在“西南诸岛：大隅诸岛、琉球诸岛”部分仍未标明钓鱼列屿的存在。

　　由此可知，日本甲午战争的真正目标是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尤其是台湾地区。在获得了这块肥肉之后，“钓鱼岛”这块经内阁秘密会议“窃取”的小岛便迅速被日本政府遗忘，以致时隔多年，仍未能堂堂正正地编绘进日本地图之中，也未能完成合法的法律程序。

　　“内阁决议”完全没有国际法效力

　　以往在研究中极少看到明确绘有中日之间国界的地图，笔者只见及一网站曾售有《日清韩三国全图》，并附有地图照片。据此可知该图为明治二十七年（1894）九月十五日印制出版。著作者：金泽良太，发行者：衫本七百丸、长屿恭三郎，印刷者：渡边直之。该地图上明确标绘有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国界线，且该国界线是连续性的，将日本全岛环绕起来整整一圈。由这幅极为罕见的绘有日本连续性国界详细走向的《日清韩三国全图》，可以直观地看出钓鱼岛及附近岛屿已被标绘，且在日本国界线之外，显然并不属于“无主地”，当然更不属于已被吞并的琉球，而只能属于国界线之西的中国。

　　这幅地图已被出售，原图笔者尚无缘见及。但笔者最近查到另外一份绘有国界的地图，尽管不如此图详细，尤其是国界线并不连续，但两相对比，可以看到两张地图之间的连续性，亦可以作为旁证。这是一份1895年2月由吉仓清次郎编、目黑甚七发行的《实测日清韩军用精图》，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这一出版时间相当重要，要知道按照日方的说法，在1895年1月14日日本就已由内阁会议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那么，1895年2月份军方所用的“精图”应该已知晓此点，将钓鱼岛绘入日本国土才对。但该图未标绘钓鱼岛，这显然与日本新得到岛屿后应有的“兴奋感”完全不符，只能认为此时日本所谓的“内阁决议”还不敢公开示众，故而连军方绘制地图的人员都不知晓有此事，更不要提普通国民了。另外，国界的走向依然是经琉球的“先岛群岛”中的“与那国岛”，并迅速折向东北。联系到上述1894年《日清韩三国全图》中国界绘法和走向，可知两者一脉相承。可见，不仅1894年的地图将钓鱼岛所在区域视作“清国”的疆土，就是在1895年2月份日本军方的地图中，依然未将钓鱼岛绘入日本。所谓日本在1895年1月份的“内阁决议”完全没有国际法效力，钓鱼岛只能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时，随着中国战败，任人宰割之际落入日本之手的，在战后理应依据《开罗宣言》之规定交还中国。（文章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

　　【延伸阅读】

　　刘江永：甲午战争与钓鱼岛劫难

　　2014-08-06 12: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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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885年，时任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就曾密令对钓鱼岛进行调查，但在获知钓鱼岛属于中国后，不得不暂时放弃扩张计划。(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8月6日报道 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入侵朝鲜半岛失败后，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藩主又转而首次侵犯琉球国（今冲绳县）。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者，更是醉心于效仿欧美列强君临于中国之上，再度开始从朝鲜和琉球两个方向扩张，伺机一举打败中国，成为“东亚盟主”。日本窃取钓鱼岛是其吞并琉球后武力扩张的延续。钓鱼岛从来不是古代琉球国的岛屿，而琉球国也不能说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而日方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之说毫无根据。

　　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甲午战争之机，在《马关条约》谈判前窃取钓鱼岛，其后又利用《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窃占钓鱼岛50年。钓鱼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19世纪末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当局对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侵略罪行没有彻底反省和认真清理，是使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的根源所在。

　　战前觊觎钓鱼岛十余年

　　1871年中日两国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后，日本便试图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进而君临朝鲜、琉球国之上。1872年，日本强行将依靠中国明清两代册封而形成的琉球国改为其所谓的“琉球藩”；1874年，日本借口日本人及八重山岛民在台湾遇难而首次派兵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承认此举是“保民义举”；1879年，日本又不顾中国反对，把“琉球藩”改称日本的冲绳县。此后，日本继续向外扩张领土，钓鱼岛便首当其冲。1885年，日本明治政府秘密调查后获知钓鱼岛属于中国，认识到若占有钓鱼岛，将涉及与清政府谈判。

　　据日本外交文书档案记载，奉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之命，时任冲绳县令西村舍三于1885年9月首次派人调查钓鱼岛。西村在调查报告中指出，这些岛屿恐无疑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同年11月，在山县有朋压力下，西村县令派人实地调查，但仍报称：关于在该岛建设国标事宜，如前呈文所报，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处置好，请速予指示。1886年，西村转任日本内务省土木局长后出版《南岛纪事外篇·乾》一书。该书所载“琉球三十六岛之图”没有钓鱼岛，并特意指出：绝海远洋二三百里间有一片岛影，于航海中被认定是“支那地方”。这无疑就是指钓鱼岛。综上所述，西村舍三县令当时已认定钓鱼岛为中国领土，且几次婉转地告诫日本政府。

　　时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1885年10月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密信称：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且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等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正因如此，山县有朋不得不暂且作罢。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约两个月的1894年5月12日，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给日本内务省的秘密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自1885年之后没有再做实地调查，故难有进一步的确报……，没有关于这些岛屿的古代文献及证明属于我邦的明文和口头传说等。与我们相关的是古来县下渔夫时而从八重山岛渡海前往捕鱼狩猎。

　　如果日本政府1885年调查后认定钓鱼岛确系无主地，则符合逻辑的做法是立即批准冲绳县的申请并予以先占，而根本没有必要从1885年起一拖近10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时期才决定占有。由此可见，所谓钓鱼岛在日本占有前曾是“无主地”之说，纯属为其在甲午战争中窃占之举寻找的所谓“根据”。这不仅不能掩盖当年日本窃占钓鱼岛的史实，反而欲盖弥彰。

　　日本之所以没有在秘密调查后立即占有钓鱼岛，一是由于了解到这些岛屿是中国命名的无人岛；二是为争取时间壮大日本海军，最终同中国一决雌雄。1885年11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并将台湾府升格为台湾省。日本深知这两项举措都是旨在防备日本，而当时日本海军还没有战胜北洋水师的把握。日本必须避免在尚未准备完毕的情况下因钓鱼岛而过早同清军交战。日本正是由于对钓鱼岛欲占不能，才开始感到必须大力扩充海军，同时向中国境内派遣大批间谍，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战争中首先窃占钓鱼岛

　　1887年，伊藤博文内阁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策案》等作战计划，决定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等。7年后的1894年，羽翼丰满的日本利用朝鲜内乱和清政府应邀出兵朝鲜之机，迅速派兵登陆仁川。同年7月25日，日本“浪速”舰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地发动了甲午战争。此时，正是伊藤博文再度执政期间，而山县有朋则亲自担任日本陆军第一军司令，率军进攻朝鲜，血洗中国辽东。

　　日军占领朝鲜后，于同年11月21日攻占中国的旅顺，并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同年12月4日，伊藤博文向大本营建议出兵占领台湾。他强调，日本国内的舆论高呼讲和之际，一定要中国割让台湾，为此最好预先进行军事占领。正因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已觊觎钓鱼岛近10年，故甲午战争胜局一定，他们便急不可待地抢占钓鱼岛。

　　1894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威海。12月15日，日本内务省便重提1885年冲绳县在钓鱼岛建立界标一事。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钓鱼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特先与您商议”。12月30日，清政府开始通过美国斡旋乞和。此时，陆奥宗光正忙于起草迫使清政府投降时割让领土的谈判条件。他1895年1月11日回密件，未对内务大臣有关占有钓鱼岛的建议提出异议。

　　于是，1895年1月12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向首相伊藤博文提交了《关于向内阁会议提出建设标桩事宜》的建议。1月13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后日本大本营决定攻占澎湖。1月14日，伊藤博文内阁不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让内阁秘书起草了一份“内阁决议”，并于1月21日完成了内阁主要成员的签字手续，秘密决定把钓鱼岛、久场岛（黄尾屿）纳入冲绳管辖，建立标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未包括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也不可能出现所谓“尖阁诸岛”这一1900年以后才被使用的岛名。日本是在1921年才想起来把赤尾屿划归内务省管辖的所谓“国有地”，并改称所谓“大正岛”。

　　当时，日本既未将占有钓鱼岛、黄尾屿公之于众，也未告知中方，纯系利用战争强行秘密窃占。1894年3月版、1895年5月修订再版的《冲绳县管辖全图》中并未标出钓鱼岛。日本明治政府也从未在岛上建立国家标桩。直到1896年4月根据《马关条约》完成中国割让台湾交接之后，日本政府才于同年9月批准古贺辰四郎租借开发申请。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并登岛开发的事实。日本在《马关条约》之后授权民间人士开发钓鱼岛，纯属日本占领台湾后地地道道的殖民开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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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5月修订再版的《冲绳县管辖全图》之局部图，图中并未标绘出钓鱼岛。(供图 刘江永)

　　归还钓鱼岛是二战成果

　　1895年1月30日，中国赴日使节张荫桓、邵友濂抵达日军大本营所在地广岛求和。而当时的伊藤博文则想乘胜彻底摧毁北洋海军，占领更多中国领土，故借口所谓中方使臣非全权大臣而拒绝同中方来使谈判。同年2月，刘公岛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年3月，光绪皇帝只好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赴日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议和。3月24日，李鸿章突然在日本遇刺，面部中枪，但未致命。日方担心此举引起对日不利的国际舆论而立即派医救治。此刻，李鸿章以为这下谈判或较前容易，但伊藤博文则担心夜长梦多，引起其他列强干预，因而决定4月16日为停战谈判的最后期限。

　　当时，日本已破译了中国的电报密码，对李鸿章与清廷往返密电了如指掌。同年4月10日，李鸿章伤愈后再度与伊藤博文谈判。日方修改案中提出中方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诸岛”等。李鸿章曾以日军并未占领台湾及国际惯例为由，予以反对。伊藤博文则狂称：若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立即派兵令其占领，如何？他还要挟李鸿章称，日本在广岛的战船随时可以起锚攻打天津。

　　同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中国让与日本的领土包括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这里没有列举任何具体附属岛屿名称的全称，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以上这便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窃占中国钓鱼岛的历史经纬。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必然彻底失败。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战败投降。该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3年《开罗宣言》规定：日本从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其中当然包括钓鱼岛。至此，关于钓鱼岛，无论日本的私人岛主或“国有”土地所有权，已伴随这些岛屿领土主权的变更而作废。

　　事实上，从1885年日本内阁秘密决议、1896年第13号敕令《有关冲绳县郡编制》、1951年《旧金山和约》至1971年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日本没有任何官方文件或国际条约及协定明确记载，所谓“尖阁诸岛”或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直到1972年3月，日本外务省才发表相关见解，比中国外交部声明晚了近三个月。由此可见，野田内阁“购岛”毫无法律依据，根本不可能复活日本利用甲午战争攫取钓鱼岛的殖民特权。

　　回顾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觊觎钓鱼岛并开始准备对华战争的历史轨迹，对照当前安倍内阁右倾化政策的种种表现，世人应该警醒：甲午历史绝不能重演！

　　值此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谨为国人留“保钓歌”一首示警：琉球国兴中华封，中山王灭萨摩狞。明清日寇倭刀狠，甲午辽东铁蹄腥。宝岛台湾哭无泪，金汤旅顺怨难平。钓岛风波今又起，国耻勿忘警钟鸣！（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

　　【延伸阅读】

　　独家：反思甲午绕不开钓鱼岛问题

　　2014-08-04 13:15:26

　　参考消息网8月4日报道 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必然是一个热议话题。在这个热议话题中，钓鱼岛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方询问是否谈谈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总理回答：还是从中日关系的大处着眼，钓鱼岛这次就不谈了。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就明确说到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大政治家的眼光，总是能够抓住影响前进方向的大问题，而把次要问题搁置起来，用“共同开发”的形式谋求双赢。这是国际上处理领土争议问题最高明的办法。正是这个高明的办法，保证了中日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经济的40年。

　　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交涉，悍然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这一不理智的举措，打破了中日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紧张与交涉。中日双方本来要在这一年共同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的计划，不得不告吹。

　　既然日本单方面挑起了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论，作为历史学者，有责任把这个问题追寻清楚。

　　钓岛被日窃占源于甲午战争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关于钓鱼岛主权的基本见解》，极力否认《马关条约》与钓鱼岛有关，声称：“该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这是说，钓鱼岛与甲午战争无关，日本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钓鱼岛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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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时任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条约》原件上的签名(资料图片)

　　《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是日本战胜的结果，是日本以战胜国的地位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日本一方面占据澎湖列岛，一方面威胁要进军北京，清政府谈判代表被迫在条约上签字。这种形式与城下之盟无异。该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该约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让与日本。

　　《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对同时让与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什么仅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进行了模糊表述？从日方公开的有关《马关条约》交涉议事录的记载，我们可见日本政府在条约中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用心。

　　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遵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论点》一文中。在与水野遵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这个提问，实际上是对《马关条约》正文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质疑。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他还强调说：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鉴于日方的表态，李经方同意对台湾附属各岛屿不逐一列名的处理。

　　对于水野谈话，应特别指出两点：第一，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这表明，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或者台湾。如：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绘制了《坤舆全图》，该图初绘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再绘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中有彭佳屿、花瓶屿、钓鱼屿、赤尾屿等。图中不仅使用了福建话发音，将钓鱼屿写作“好鱼须”、黄尾屿作“懽未须”、赤尾屿作“车未须”，而且把上述各岛屿均置于台湾附属岛屿中；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了彩图《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将钓鱼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红色，将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冲绳本岛绘成绿色，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岛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根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研究，1845年6月英国军舰“萨马兰”号对钓鱼岛列屿第一次进行了实际测量，1855年出版了一张海图。图上对钓鱼岛、赤尾屿等名称用福建话做了标识。按照井上清教授的考证，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的《水路志》关于这一海域的记述，最初几乎都是以英国海军的水路志为依据的；1886年日本海军水路局编纂的《环瀛水路志》卷一第十篇有关钓鱼岛列屿的记述，显然是根据1884年出版的《英国海军水路志》编写的。事实上，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天明五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图中绘有福建省福州到琉球那霸的两条航线，其中南航线由西向东绘有花瓶屿、澎佳山、钓鱼岛、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均涂上中国色，表明为中国所有。

　　第二，这段对话还表明，日本政府会谈代表水野有意隐瞒另一个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三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

　　日本内阁在这时候通过一个未经对外宣布的秘密决定，是很蹊跷的。事实上，1885年至1895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在钓鱼岛建立“国标”，从而将该岛纳入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日本政府确认甲午战争获胜无疑之际，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对于内务大臣建议的位于冲绳县八重山群岛之西北称为久场岛、鱼钓岛之无人岛，近年来有人试图从事渔业等，故应有序加以管理之，对此，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此事如建议顺利通过。指示：按照关于修建界桩事宜的建议办理。”

　　事实上，冲绳县并未立即在钓鱼岛修建界桩。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

　　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才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23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完全不知情。在中日《马关条约》的谈判、签署过程中，日本谈判代表隐匿内阁会议的决定，有意采取模糊策略，笼统地将钓鱼岛置于中国所割让的台湾附属岛屿之内，偷换手法，达到变“窃占”为“公开”占领钓鱼岛的目的。

　　可见，日本在甲午战胜中“窃取”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日将钓岛编入冲绳无法可依

　　其实，日本声称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在法理上也是根据不足的。冲绳县的前身是琉球王国。琉球王国自明朝初年就与明代中国发生了宗藩关系，琉球新王继位，需要得到明清两代皇帝的认可（册封），并且建立朝贡往来。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派兵攻占琉球，用非法的战争手段掳走琉球国王，强迫琉球国王向萨摩藩进贡，不许向中国进贡。琉球王国被迫向日本进贡，但不答应不向中国进贡。直到日本灭掉琉球以前，琉球始终坚持向中国进贡，而且始终奉中国正朔。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是非法的，是战争行为，引起中国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就琉球地位问题谈判数年，甲午战争后成为悬案。从这一点来说，即使1895年1月日本内阁决定把钓鱼岛划归冲绳县，也并不归日本所有，钓鱼岛照样与日本主权无关。

　　日本内阁秘密将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县管辖，与甲午战争有关。在甲午战争的大背景下，出现了1895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的问题。这是与日本完成攫夺琉球并进而指向台湾联系在一起的。

　　钓岛主权属中国是历史结论

　　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钓鱼岛列屿也理应与台湾一起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应该可以提出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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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签订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料亭旅馆春帆楼。1937年，日本政府在春帆楼院内建立“日清讲和纪念馆”，复原马关谈判期间会场并展示部分史料。二战期间，春帆楼原建筑毁于战火，但这座“日清讲和纪念馆”留存至今并仍开放展览。(摄影 刘华)

　　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有大量文献史料可资佐证。其实，一些日本学者也是清楚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京都大学著名教授井上清，早在1971年“保钓运动”发生后就到冲绳去查阅琉球时期的档案文献和地图资料，到英国海军部资料馆查阅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南部、台湾、琉球等地方的海图和航海日志，在日本出版了《钓鱼岛的历史解析》，论证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是第一篇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论文。井上清当时就强烈感到，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主张里“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井上清指出：“根据16世纪以来的中国文献，弄清了这里并非原本就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并基本上可以确认，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时掠夺来的。”

　　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专务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过10年研究，撰写了《钓鱼岛笔记》，1979年在东京出版。高桥的基本观点是钓鱼岛不是无主地。日本只是因为统治台湾而把该岛列入自己的版图，这不能说是对无主地的实效支配，也不是先占。而且，由于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割让成为日本领土。高桥的意见显然是，随着台湾的归还，钓鱼岛应随台湾一起归还中国。高桥认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容置疑。

　　2004年6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针对日本政府制定所谓“西南诸岛有事”对策，在日本侨报社出版了《如何看待钓鱼岛》的著作。村田忠禧通过大量史料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是无主地。琉球国的历史资料记载的琉球领土不包括钓鱼诸岛。日本史料记载琉球领土也不包括钓鱼诸岛。1885年、1990年、1993年，冲绳县知事三次申请日本政府批准在钓鱼岛设置“国标”，都为日本政府搁置，原因是不想为此小岛引起中日纠纷。村田认为，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胜利之机趁火打劫侵占台湾和钓鱼诸岛。

　　以上日本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历史史料的，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的结论，日本的政治家们应该注意聆听！（文章作者为中国史学会会长 张海鹏）

　　【延伸阅读】

　　独家:回望500年的启示 从壬辰战争到甲午战争

　　2014-07-31 10:15:00

　　参考消息网7月31日报道 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近代以来，最著名的甲午年是1894年。这一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留给中国人的痛楚记忆，百年不消。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精英曾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说的固然不错。可是，回望历史500年，我们还能看到更加丰富的内涵，获得更为深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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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臣秀吉画像(资料图片)

　　痛击侵略赢得三百年和平

　　422年前的壬辰年（1592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年，爆发了一场国际大战，明朝史籍一般称为“东征”（1592-1598年）。这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明朝军队与朝鲜联军合战日本军队的七年战争，韩国或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为“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在大明王朝最为鼎盛的年代，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羽翼未丰的丰臣秀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全面侵朝战争，妄想“一朝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让朝鲜“先驱”，“吾死之前将令中国臣服”。明朝援军联手朝鲜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财富代价，最终打败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

　　16、17世纪之交的明朝，在当时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也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实属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当时的中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印度）。这不仅表现在货币的白银流通方面，也表现在明代所具有的东亚文化母本和意象中心发源地的大气象。泰国（时称暹罗）国王纳黎萱认识到日本已经开始了扩张主义的政策，威胁到整个东亚的贸易（包括暹罗），并且在1592年侵犯了朝鲜。纳黎萱了解这些情况后，在1592年10月派遣了一个使团去中国，提出派遣暹罗海军去对抗日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暹罗海军最终出兵未果，但这表明，中国确实在当时一个有秩序的亚洲国家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对日本而言，当时的大明无疑比它先进得多，即使视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也将日本视为“藩臣”。而战后的日本，无论是陶瓷术、印刷术、做豆腐的秘方，还是造纸术、绢纱制法及织布术等，据说都是通过从战争中被掳的朝鲜人处学得的。若从近代日本的历史逻辑出发，反观丰臣秀吉之举，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落后挑战先进、肆无忌惮的野蛮践踏文明又是什么？

　　福田勘介，这位当时被朝鲜军所俘的日军加藤清正部下，曾明白无误地指出侵朝日军的战略：“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仍向上国矣。”此“上国”即指明朝，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蚕食朝鲜，进而侵略明朝。故东征经略邢玠后来总结说，当日本发难时，明朝“始而征兵不多，继而留兵太少，一时虽省，然养成燎原之势”，致使战事迁延七年，沿海之备所需不赀，这次若不彻底战胜日本，“狡倭乘之，大势去矣！”

　　万历援朝东征，确实耗费了明朝的元气，致其无法自如掌控关外建州女真，仅在战争结束20年后，即陷入了与后金及农民军作战的泥潭，而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不少历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东征引发的覆国，从而给出了负面评价。如果赞成这种观点，那么丰臣秀吉确实可算是来自东亚世界的第一位挑战者。但无可否认的是：恰恰也是明朝，凭借毋庸置疑的实力，将日本的侵略势头整整遏制了300年，奠定了东亚和平的基础。

　　重大代价换来东亚新秩序

　　回望历史50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实力是奠定和平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安全的保障。

　　实事求是地说，明朝万历皇帝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东征问题的拍板和关注，不仅经得起历史评说，也对得起子孙后代。而当时皇帝的手下，也有一帮苦干实做的大臣，能在矛盾中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

　　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无疑是一面旗帜，被朝鲜国王称为“剑阁精兵”，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军纪，正是戚继光在蓟镇十余年训练新兵成果的最好检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的解释准确而形象：“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南兵的严明军纪，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虽然确有少数北兵、西兵军纪败坏的案例，但无可否认也有朝鲜缺粮、供应不及的原因。而南兵将士即使断粮缺顿饿肚子，也保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风范，这是朝鲜史料中清清楚楚记载的事实。

　　回顾东征历史现场：明朝出兵朝鲜后，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总有超出高层预想设计之处。从东征开始的平壤之战到粮饷缺乏后的庆州驻守、安康出战，乃至第二阶段的稷山之战、蔚山攻围，以及最后阶段的讲和活动、顺天之战、露梁海战，战争进程的每一步，都是在明廷庙堂决策、东征军高层运筹及战地将领临场发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制约下的综合结果。尤其是战争第二阶段，从杨镐放弃蔚山攻围到邢玠重新发动四路总攻，中间只隔了8个月，这说明明军的恢复能力很强。

　　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群雄，在与明军交战中，往往举阵惊骇奔散，基本上处于守势。故在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臣决定秘不发丧，争取体面议和，因此双方才有了议和的基础与空间。

　　战争的结果是明朝确实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但由此造就出长久持续的东亚和平新局面，更加功不可没。虽然在中国内部有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而另一事实也同样乾坤朗朗：由明朝创立并推广的宗藩朝贡体系，因东征得到巩固、加强，并被清朝如数继承，一直运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彻底颠覆为止。中国周边，东征不仅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

　　东征还铲除了战争的始作俑者及其产生的土壤，正如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三国书之一《日本国对马州太守丰臣义智诚恐谨禀朝鲜国礼曹大人阁下》所云，“本邦于贵国更无他望，只止乎和好一事而已”，希望能得到“天朝诸老爷”的首肯。战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现了与丰臣秀吉政权的彻底切割，埋头“锁国”200多年的日本，致力于发展商业化和城市化，东亚海域世界从此无大战事。如此彻底切割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

　　可见，明朝付出重大历史代价的成果，最终是由清朝继承和享受的。但唯守成却无继续创新的清朝，最终还是被来自海上的日本战胜，这个恶果当然不能怪罪到明朝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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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画家描绘壬辰战争时期明军右协大将杨元部进攻日军所占平壤普通门的作品(资料图片)

　　“并吞大陆”野心五百年未灭

　　回望历史500年，既有历史教训，也启发我们思考：历史边界甚易模糊，文明衍变逻辑诡黠。

　　1592年“渡海征服高丽”的壬辰战争，不过是丰臣秀吉为“征服唐国”所做的热身运动。从壬辰到甲午，不惮失败的日本人，通过卧薪尝胆的改革，再次与维新失败的清末中国较量，终于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继而通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赶跑了争食的北极熊，遂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至此，日本自壬辰以来未遂的愿望终得实现，日本蚕食大陆的理想才渐入佳境——壬辰是日本失败的蓝图，而甲午则是其成功的印证。

　　甲午战争，远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其实早在300年前，它就已经“萌芽破土”，只不过未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已。300年后，征朝成功的日本一举侵入中国，先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直至1937年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国宁波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蓝图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500年来的历史，似乎就为诠释这个事实而不断增添着注脚。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明朝万历时代起，日本并吞大陆的“帝国主义”已历经500年不灭。若有空子可钻，死灰复燃可期。当年，面对丰臣秀吉的挑战，如果不是明朝先后两次出动东征军，把日军拒之于国门之外，并坚决彻底打回日本；如果日本人没有在万历援朝战争中被打垮或耗尽实力，那么，很难说它就不会抢在满族人之前，通过取得朝鲜，再侵入中原，把明朝这个庞然大物蚕食殆尽。事实上，日本人后来正是循着这个思路做的，从创建“满洲国”起步，步步为营，精心谋划“逐鹿中原”的帝国事业。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宣称：“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似乎已全然忘却往事，一心想铲除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恶友”。另一方面，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魂牵梦萦及其学生宗方小太郎“谁取禹域献君王”的理想抱负，却与“使威名传至后世”的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显示历经明清易代“华夷”之变和西风东渐影响的日本人，在历史观上的继承与断裂唯需所取，在世界观上的矛盾与混乱唯我独尊。明清易代不过是它运用纯熟的障眼法之一：借助中国历史上群雄逐鹿中原的往事，寄托其染指大陆的野心，历史国家、民族边界从此模糊。

　　这样的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产生的？一直受中华文明乃至明代朝贡体系、王阳明思想滋润的日本思想界，存在的“小中华”心态，也许就是理直气壮鸠占鹊巢的行为指南。“礼失求诸野”的心理基础，指导着日本国家的掌权者，罔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走过的历史脚印，漠视明清时代中央政府的统治谱系，撇开国家、民族的基因认证系统，追求其扩张的理想，甚至不惮以“中原解放者”及“文明”、“进步”的形象自居。想想那些“五百年一出”的“雄杰巨擘”，对东亚世界和他国人民来说，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不也一清二楚吗？只是，日本政客最诡黠的历史逻辑，也没有逃出中华文明衍生品的如来掌。这倒是文明衍变所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

　　正如《菊与刀》一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寻找侵略根据”的国家，成功只会刺激它的胃口。无论是120年前的甲午战争，还是70年前的全民抗日战争，以及当前安倍政府的历史认知和做法，似乎都在印证自丰臣秀吉以来历史意识的成长、壮大以及与现实的纠结，倒逼着我们改换思路，至少要拓展视野看问题，认识我们这个邻居的各种面相，同时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否则，历史的重演就会是现实而不仅仅是传说！（文章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海英）

　　杨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末清初史及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有：《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专著）、《乾嘉学派编年》（合著）、《乾嘉学派研究》（合著）等。

　　【延伸阅读】

　　独家：中国自甲午之战失去东亚主导权

　　2014-07-30 11:34:50

　　《参考消息》驻首尔记者张青7月30日报道 韩国大真大学日本史教授崔硕莞发表文章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想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东亚国际秩序。日本把同清朝政府签订的平等条约逐渐转化为对日本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日本还企图把朝日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变为半永久化条约，实际就是想排除清政府对朝鲜的影响，取得对朝鲜的保护权，并借机乘虚而入取代清政府的实际控制，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利益线”，阻止其他列强向东亚扩张，以保护日本在东亚独一无二的地位。

　　甲午战争最终以日本胜利、中国完败而结束。甲午战争胜利后的日本并不足以马上成为直接支配朝鲜半岛的主人，日本当时的国力也不允许。朝鲜当时国内反日情绪正高涨，亲俄势力抬头，还发生了“俄馆播迁”的历史事件，致使日俄两国在朝鲜的竞争日趋复杂化。所以，整体看来，清政府通过甲午战争逐渐丧失了对朝鲜的主导权，而世界列强围绕朝鲜半岛的瓜分变得更加激烈。

　　东北亚地区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一直处在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然而日本的确是个例外，只有在倭五王时代、室町幕府时代等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受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其他阶段几乎都是游离在这种秩序之外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发起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开始放弃坐视不管的态度。战争的结果便是中国丧失了在整个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影响力。此后的东北亚，经过俄罗斯和日本的竞争，逐渐由日本掌握了主导权。在此过程中，日本还不断地、灵活有效地勾结英美两国，为自己谋取权益最大化，直到“九一八”事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日本尽管同美英存在矛盾，但是自《旧金山和约》以后，日本就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它依旧努力维持着战前在东亚地区的绝对影响力。

　　但是今天的中国国力强盛，在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壮大。这与一心想要维持战前秩序的日本正好背道而驰。因此，中日矛盾正变得日益尖锐和激烈。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是围绕对东亚地区主导权而展开的战争。但是相较于为争夺支配权、保护权、主导权上而展开的各国之间的竞争，我认为在立足于东亚地区相辅相成的普遍观念下努力构建东亚和平共同体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是解决东亚地区矛盾、实现东亚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唯一出路。（作者为韩国大真大学日本史教授崔硕莞）

　　（原标题：独家：甲午前后日本地图证实钓鱼岛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