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日，李肇星在美国国家馆日庆祝仪式上致词。

　　1999 年 5 月 13 日，克林顿在白宫会见李肇星（中）等。在李肇星的要求下，他在吊唁簿上写下道歉的话，并签下自己的名字。

李肇星一家合影。

　　不久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日内瓦出差，住在中国驻日内瓦使团的招待所，恰巧遇到前来开会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因为老外长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小院突然热闹起来，充满了笑声。无论工作人员还是“打尖住店”的访客，都热情地围上前，同他打招呼。李肇星也还是那么敏锐、风趣、充满活力。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前来拜访的老同志，他都热情接待，浓浓的胶南口音，给人感觉特别亲切。

　　为了不打扰老外长和夫人休息，记者通过招待所管理员将电话打到房间，询问他们的日程安排。得知记者想采访自己，李肇星没迟疑，很爽快地答应了。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刘记者，不过咱们这不叫采访，就是聊聊天。”

　　日内瓦小叙

　　李肇星素有“平民外交家”之称，“独门技巧”是善于与人拉近距离。遇到新朋友，他最喜欢问两个问题：老家在哪里？学什么专业的？问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历史，且从外交上来说，这个问题不会让人觉得不好回答，是拉近距离的最好办法。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是为了发现对方的长处，好向对方学习。这不，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开口提问，李肇星已经用短短几句话，将记者的“背景”摸了个清，然后迅速总结出3个共同点：北大校友、山东老乡、都为党和人民服务。

　　虽然已从外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好几年，但李肇星从未远离公众视线。坐在记者面前，他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我这次来瑞士，是参加一个国际组织的年会。这是我见到的最节俭的国际组织，长期雇佣的文职工作人员只有几个。它是一位前非洲领导人发起的，(我们)是老朋友了，非洲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们邀请我，我就来了。”

　　听李肇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外长虽然退休了，但一直忙着写作、出书、应邀参加各种活动，生活十分充实。2013年下半年，他专门去了一趟南沙群岛，“李肇星在曾母暗沙泡澡宣示主权”的新闻，也一度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此次面对记者，李肇星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南沙群岛和毗邻海域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基本事实。只要美国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其他事情都好谈、好解决。可美国人硬是假装不知道，睁眼说瞎话。欧盟是美国的盟友，也试图到亚太找平衡，把亚洲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一样，好像都要由他做主……(我认为)任何人、任何国家，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不能居高临下地对别人。”

　　“卸甲归田”几年后，李肇星和记者聊天，话里话外总绕不过“外交”二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初竟是误打误撞才入了这一行。

　　“你们这一代很幸福，没挨过饿。我小时候家里穷， 4岁才第一次吃上白面馒头，感觉特别香。” 回忆往事他感慨不已，“10岁时，有汽车开到老家来，大家从来没见过，就一起跑去看。我当时就想，长大后要当一名汽车司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理想。”

　　“第二个理想，是做你们的同行。”李肇星说，从1953年读中学开始，自己几乎天天看《人民日报》，也一直梦想着当记者，直到进了外交部，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还是先看《人民日报》。“上学时，我最喜欢代数，也喜欢语文，还差点学了俄语，却做梦也没想到会从事外交工作。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第三志愿是法文专业，第四志愿是德文专业，第五志愿是北大历史系。没想到北大以第二志愿录取了我。”1964年7月，李肇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

　　肯尼亚是李肇星外交生涯的起点。1970年，他和妻子秦小梅一起成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职员。每天早晨，他要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翻译成汉语，读给代办(后来给大使)听。他还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的来信，当签证官、礼宾官，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从种种琐碎工作中，李肇星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

　　1985年，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登场。此后，他先后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亲历了不少关键的历史事件，也见证了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向强大。

　　李肇星还送给记者一本刚出版的、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我的快乐记忆》。“送给你，这里面有你想要的故事。”李肇星说。

　　谈策略

　　在不少外媒报道中，李肇星被称为“强硬派”，中国网民则赞他“在外交场合让我们看到中国男人的阳刚之美”。

　　“我记得当外长的时候，‘训’过两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一个是美国的，另一个就是日本的，而且对日本大使‘训’过两回。”李肇星说，外交上的“训”其实是把对方召到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训”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气、泄愤，而是让对方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2006年8月15日，因为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李肇星第一时间把日本大使宫本雄二叫到外交部，提出交涉。宫本刚一落座，他连客套话都省了，开口就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靖国神社供奉的‘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实施对外侵略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是近代史上给亚洲和世界造成巨大劫难的祸首……小泉首相参拜了6次，辩解了5年，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反对参拜的声音日益高涨，这说明他的行径不得人心……”李肇星态度强硬，不容争辩，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完，并严肃地要求对方将自己的话完完整整地报告给东京。宫本雄二恭恭敬敬地听着李肇星说，中间想解释几句，都被驳了回去。

　　不过，李肇星并不赞成在外交场合一味追求强硬：“真正的‘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讲平等，千万不要情绪化地看待‘强’。”比如中英间曾在香港回归的谈判桌上激烈交锋，这当中既有国家实力的较量，也有外交策略的博弈。

　　199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李肇星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参加了会谈。因为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眼看会谈就要不欢而散，钱其琛缓和而冷静地做起了总结：“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李肇星听后疑惑极了：“今天吵得这么厉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何来积极成果？”没等他转过弯来，钱其琛继续说道：“第一，双方争论得这么激烈，说明双方对香港回归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今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愿意继续谈，哪怕吵架似的谈，这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赫德听后，也“心领神会”地对这番总结表示赞同，谈判的破裂就这样被规避了。这让李肇星十分感慨：“这是外交上‘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在外交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次危机处理，对李肇星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担任驻美大使的3年里，最难的莫过于处理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这一事件。

　　“炸馆事件”发生后，美方轻描淡写地将事件说成“意外事故”，且没有说一句公开道歉的话，这让李肇星十分愤怒。8日晚，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紧急赶往使馆，希望与中国大使见面。“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但李肇星决定，先由另一位公使与其周旋，自己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二人碰面后，李肇星严肃地要求美方道歉，奥尔布赖特则在与助手们简单商量后答复说，克林顿总统和她本人愿分别同江泽民主席和唐家璇外长通话，向中方道歉。这时，记者们已纷纷赶到，围在会客室外。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问李肇星：“使馆有没有后门？”李肇星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然后故意认真地回答道：“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没有后门。”

　　会见一结束，李肇星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则在一群中国记者的围堵下，被迫退回会客室，并发表简短声明：“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的第一次公开道歉，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5月13日，克林顿在白宫会见了李肇星等。李肇星再次强调，“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并还拿出随身携带的吊唁簿，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然，外交绝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主权、安全、战争等大概念。李肇星告诉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日益突显，气候变化、产品质量、跨境河流水资源利用等都可能演变为国家间的外交议题，渔民出海捕鱼、地区冲突引起油价上涨等问题也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外交为民’不再是空话，它已经越来越贴近大众百姓。”担任外长期间，李肇星解决了哈萨克斯坦的“蝗灾”越境飞到中国境内、韩国传出“中国泡菜铅含量超标”、禽流感肆虐亚洲并向欧洲蔓延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他开玩笑地说：“外交部都管小虫、小鸟了，还有什么是外交不管的？如今，干外交得干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操心。”

　　谈趣闻

　　正如李肇星给自己的新书所起的书名“我的快乐记忆”，外交带给他的，除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与经典记忆，还有不少生动趣闻。

　　1964年7月李肇星刚进入外交部时，入部教育的第一课是学吃饭。一开始，他还有些纳闷：“吃饭还要学？”上了课才知道，吃饭是有大学问的：“一、在外交场合，吃饭不能出声。二、参加外交宴请，主人给你的东西要吃完，否则会显得很没教养，对主人不礼貌，对粮食不爱惜，对厨师的劳动不尊重。三、喝酒不能超过平时的1/3，也不要强劝别人多喝；自己不会喝就别喝，可以象征性举举杯。”

　　餐桌礼仪并不呆板，更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活学活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梅里美曾给李肇星讲过一个法国礼宾的故事。一次，法国总统宴请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服务员上了一道名菜——法国蜗牛，博卡萨拿起蜗牛就放进嘴里嚼，差点儿把牙崩掉。总统一看客人吃法不对，为了不让客人难堪，也像客人一样把蜗牛咬了咬吐了出来，其他人也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跟着总统这么吃起来。谈兴正浓时，博卡萨说着说着将身子偏向总统一边，不留神把总统的菜当作自己的吃了。总统便使了个眼色，其他人都跟着他把身子往左偏一偏，吃旁边一个人的菜。结果，宴会顺利进行，皇帝大悦。

　　对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了解，也是外交官工作的先决条件。当然，这个了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次，李肇星到法国出差，一位法国好朋友送了一盒当地最好的鹅肝给他。“可能是因为我不太懂，主人也没说清楚，我就随便把鹅肝与其他东西放在一起。下飞机时我闻到臭味，原来鹅肝给捂坏了。”回家后，李肇星挨了夫人的批评，说他把法国这么好的东西给糟蹋了。

　　李肇星还为联合国的会议秩序做出过贡献。刚到联合国没多久，他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开会经常迟到。有时开会时间到了，一些大使还在走廊聊天，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一次，李肇星举手抱怨道：“主席先生这么敲锤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听后，对李肇星的建议表示了支持，并提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李肇星紧接着又提了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了一项不超过400美元的专门预算，设立一个提醒开会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如今，“李氏铃”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沿用，至于效果，李肇星调侃道：“并不是十分有效。”

　　谈交友与家人

　　退休的日子里，有不少外国老朋友邀李肇星见面、聚会。这些朋友中，很多都是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政府首脑、外长，是在工作中与李肇星结下的友谊。记者在与李肇星聊天的过程中，也几次被前来拜访的老大使和非外交部工作人员打断。见到李肇星正与记者聊得开心，老熟人们都笑着说他：“你的朋友多。”

　　说到朋友，李肇星给记者讲了一段趣事。“当外交官有个好处，说不定哪天就能碰到世界名人。1986年，我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意大利。在总统举行的国宴上，我按礼宾顺序坐好，发现旁边坐着一位胖男士，没刮胡子、不系领带，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我心里嘀咕，‘这是谁呀？’中国当时刚开放不久，我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见多识广，加上不会意大利语，就试着用英文、法文问他姓名。这时，驻意大利使馆的文化参赞过来解围，告诉我‘这是大名鼎鼎的帕瓦罗蒂’，我悄悄又问，‘帕瓦罗蒂是谁？’”

　　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详细记录了这段交往。得知对方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后，李肇星心里踏实了。国宴席间，他们从意大利歌剧聊到芭蕾舞，李肇星的见解，让帕瓦罗蒂刮目相看：“想不到中国外交官还懂欧洲艺术。我喜欢你，李先生，愿意和你交个朋友。”一向不主动给人送票的他甚至主动提出，邀请李肇星出席一个月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演唱会。“俗话说得好，山东人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我当即掏出记事本看了说，‘感谢你，可惜那时我不在北京。’”因为这事，李肇星回到北京后没少挨“批评”。

　　李肇星还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快满100岁的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瑟蒙德。瑟蒙德做了48年参议员，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曾为反对一项有关公民权利的议案，在国会连续演讲23小时。

　　因为敬佩，在美国当大使时，李肇星曾登门造访。“我们年纪相差30多岁，但一见面就成了朋友，越谈越深。瑟蒙德对华友好。我们访美团组多，见美国领导人遇到困难时，就找他。他每次都爽快答应。会见时，他的话很简单：支持美中友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欢迎再来。”

　　“我常对我们外交部年轻同志说，外交官要多交朋友、善交朋友。你们跑国际新闻的记者也是嘛，要多交朋友、多听多问。”面对记者，李肇星殷殷叮嘱，如同一位与晚辈聊天的长者，让人没有距离感。他甚至起身，专门找出一张贺卡，乐滋滋地递给记者分享：“这是我儿子和儿媳妇他们做的！”记者注意到，卡片做得很用心，封面的全家福照片中，李肇星和夫人秦小梅坐在前排，分别抱着孙子和孙女，儿子和儿媳站在老两口身后，一家人其乐融融。他告诉记者：“现在我退休了，最大的乐趣是逗小孙子。”

　　临别，李肇星准备在书的扉页上给记者写几句赠言。他细心地问记者：“你讲法语吗？”又特别认真地用法语问了一遍：“parlez-vous francais？”想了想，他最后提笔用汉语写道：祖国唯一，人民万岁！

（原标题：李肇星，外交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