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

　　《五四遗事》是张爱玲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创作的，这个短小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则文化寓言，一方面是关于新文化传统的，另一方面则涉及张本人的个人史。

　　【《五四遗事》应该很早就存于张爱玲脑中】

　　《五四遗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是太引人注目，被人提及的不多，她自己谈论的也少。这个短篇的英文本发表在1956年9月20日纽约THE REPORTER双周刊，3又1/3页码，题名Stale Mates，后来收入《续集》时，在《自序》中附注“《老搭子》”。中文本刊在1957年1月20日夏济安主编的台北《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8000字，题名则是《五四遗事》。

　　自作自译是当时张爱玲的常态，1952年离开大陆到香港，在港三年，她是受美国新闻署资助进行写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先有英文本再有中文本。1955年底赴美后，她首要的目标是在英美文学界能够生存，Pink Tears（《粉泪》）选择以往创作中最富戏剧张力的《金锁记》为基础进行扩张，大概是有她的考虑，不过失败了，十年后则自译为《怨女》。相对而言，Stale Mates篇幅短小，想必她并未期待能靠这个引起注意，更像是插空之作。

　　张爱玲后来将中英文本都收入《续集》，其自序中解释：“故事是同一个，表现的手法略有出入，因为要迁就读者的口味，绝不能说是翻译。”关于是否“说是翻译”，因为两个文本她都是作者，自有其自由，因而可以尊重她的说法。不过故事的主体并无大的出入。

　　《五四遗事》的故事应该很早以前就存于张爱玲脑中，《谈吃与画饼充饥》提到：“离开大陆前，因为想写的一篇小说里有西湖，我还是小时候去过，需要再去看看，就加入了中国旅行社办的观光团，由旅行社代办路条，免得自己去申请。”这十有八成就是后来写成的《五四遗事》。张爱玲小说题材大都有本事，有些来自家族或身边人，比如《倾城之恋》男女主角是香港沦陷时期她见过的，（《回顾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三个主人公她与其中两人相熟，（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这都是她自己说的。而她弟弟也曾详解《金锁记》与《花凋》都是本于家族里的故事，因为太过“真实”还引起原型的愤怒（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第9章，文汇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最近宋以朗披露并得到证实的，是张爱玲反复说“实在太坏”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本事居然是她同学告诉她的与傅雷的不伦恋（《傅雷评张爱玲小说前后》，《南方都市报》2013年2月5日）。其实这篇小说实在说不上写得坏，从写作发表时间来看，很让人怀疑是对半年前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报复”。（尽管宋淇《私语张爱玲》说，当年张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但窃以为未可尽信。）有了《自己的文章》不过瘾，这送上门的故事就没有放过的理由了。

　　另一类题材应该来自于“小报”，1945年8月《杂志》第15卷第5期上有个《纳凉会记》的访谈录，张爱玲谈到“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相对而言，“大报”“与实生活离得很远了”。这个倾向她保持了一辈子，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有个生动的细节：“她引用业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话说，Ferd常说我专看‘垃圾’trash！说完又笑了起来，像是非常的应该。”事实上，这些“垃圾”提供给她广阔的创作背景，其中一些也成为素材。

　　《五四遗事》这个故事现在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来源，也许等她与宋淇、邝文美的通信全部公布后会有线索。

　　【张爱玲觉得鲁迅很能暴露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

　　对于“五四”，对于“新文艺”，张爱玲一直以来的语气间，并没有多大的认同感。初出道时的《自己的文章》，就颇为盛气地对“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创作祈望嗤之以鼻，声称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新文艺腔”在她那儿屡屡被提及，一直是个绝对可笑的负面词汇，“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1974年6月30日致夏志清）。而晚年《谈看书》，中间一段叙及二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小说”，如数家珍，可以想见其阅读之多，实际也可想见对其影响之大。张爱玲所叙述的这一传统，或者说她所汲取的营养，正是新文学兴起后与之并行的旧小说一路的主流。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最初会投稿于《紫罗兰》，又为什么对傅雷给予她的期待生出那么大的反抗。

　　不过，对于胡适、周氏兄弟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张爱玲虽不感到亲近，倒也一直没有什么苛评。1952年到香港后，她的目标就是去美国，然后在那儿生活下去。1954年，她寄《秧歌》给在美的胡适，猜想私下的原因倒不在于期待得到如何的评价，而是以胡的人脉，结交后说不定可备不时之需。大约出乎她意料的是胡适极为认真地阅读，翌年赴美后和胡适几度交往，胡的宽厚给张很大的安慰和感动，以至于“如对神明”。胡适去世后，在回忆文章《忆胡适之》中，张爱玲专门谈到“五四”：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这样的议论在张爱玲那儿是极为罕见的，将胡适喻为先知摩西，其背景是当时大陆的胡适大批判，因而对“五四”有这样的议论。1955年11月张到美国，至翌年2月在纽约停留，同胡适有过几次见面。随后约半年就有了《五四遗事》的英文版，不到一年又有了汉文版。严格地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对“五四”所带来的自由恋爱，也就是Love Came to China并不否定，只是带着嘲讽的语气描写当年的做派。小说重心在于Love这个东西进入中国环境后的变异，被拖回了传统。诚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有点类似她对新文艺的看法，七十年代初接受水晶访问（《蝉——夜访张爱玲》），在被问及鲁迅时她有这样的议论：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由于张爱玲一贯的心高气傲的自我表述，她与“五四”相关联的一面通常不被重视。这一段也是偶然被问及才带出来的，如果怀疑采访者记录的忠实程度，或者张是否只是应付性地随俗表达。那么她在英文创作屡屡碰壁后的反应，似乎能说明些问题。离开大陆以后，张爱玲明显是计划以英文写作立足，并以韩素英（即韩素音）为对照，认为自己远比韩高明，不会写韩那一路的东西。但与韩的成功相反，张几乎连出版社接受她的作品都困难，最后终于愤激地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欢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974年11月21日致夏志清）自然，西方想看到的东方，或者他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想象或补足自己的缺失。

　　所谓“拆穿”，毋宁说是鲁迅的气质。事实上，刚出道的张爱玲，尤其她的《金锁记》，在评论界是立即与鲁迅联系到了一起。1944年5月，《万象》第3卷第11期刊载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提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同时的1944年5、6月《杂志》第13卷第2、3期，胡兰成《评张爱玲》则干脆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这是最早的两篇重要评论。傅雷所谓“《狂人日记》”，大概是一时手滑，本要说的是《呐喊》《彷徨》之类，因为《狂人日记》中很难说“某些故事”。虽然傅雷因他的文章与张爱玲起风波，但胡兰成发表文章时与张已是出双入对。看来她是并不反对这样的联系的。确实，就所塑造的人物的力量而言，曹七巧并不弱于祥林嫂，而由《金锁记》联想到《狂人日记》也并非没有道理。《狂人日记》和《金锁记》的开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

　　都是月亮，都是隔着三十年。二人气质殊异，而材质差似。因而不可因张爱玲反复强调她与旧小说传统的渊源，不断讽刺新文艺的腔调，就忽视她与“五四”的关联。类如《五四遗事》，恰恰是最“五四”的。

　　【胡兰成的叙述和解读在两人故事中占据统治地位】

　　就鲁迅所认为的真正的女性解放，即出走的娜拉，并且拥有自主的经济权，张爱玲几乎可称得上理想的模型。1938年初，18岁时她逃出父亲的家，依母亲和姑姑生活。其后最晚到1943年，在文坛陡然大红，经济完全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苏青、张爱玲对谈录》，《杂志》1945年3月第13卷第6期）鲁迅告诫姑娘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张爱玲天生就是个现世主义者。“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的话》）出名了，有钱了，感情的选择方面，也就有了自主的支配权，即使亲人也很难插手。同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开始自由恋爱，一切似乎都很圆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可以算是真正的“五四”产儿。不过最后收获的却还是悲剧，而且对于张爱玲来说，更为悲剧的是，有关她与胡兰成之间的问题，最终还是胡的叙述和解读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体上的，张后来的《小团圆》等是小说，而胡的《今生今世》是自传，而且时间上要早得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二人最后的分手对张爱玲是致命的打击，按她的说法，是“萎谢”了，不可能再有爱，因而长时间不愿触碰。而对胡兰成而言，这不过是他生活中——不是“生命”中——的一段际遇，而且是与“民国女子”，其得意是远超于惋惜的，真可以言之再三。

　　两人之间不能长久，其实并不在于世道的变迁，而在于能够相容本就是一场误会，在张爱玲那儿更是错觉。胡兰成是旧式才子，所谓“才子”，在中国有着很长的传统，并且发展出一种文化。简单说，就是在男女关系上，以“才”换取一定程度的道德赦免，因此“薄幸”也可以获得审美。本来，这与以“力”、以“钱”获得性优势并无太大区别。但对受者而言，“才”是内在的，是所谓智力魅惑，因而是吸引而非强迫。而对施者而言，正因为本不是强迫，那就无须自责，更谈不上受谴责。

　　【张爱玲小说以平庸为传奇，自己要的是真正的传奇】

　　胡兰成的自述，也可以轻易看到这种关系。面对目无余子的张爱玲，他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进入，除了技巧的熟练，更在于心态的良好，毫无追求者的患得患失，因为本就谈不上是个追求者。接着将二人的相处营造得毫无烟火气，与世俗生活完全隔离。恰恰张爱玲自视极高，小说以平庸为传奇，自己要的却是真正的传奇。加以从小处处反抗，本就对世俗观念不以为然，只要“两情相悦”，甚至胡本有妻室她也无所谓。结果这一极为前卫的现代观念，与胡古老的才子佳人之思，奇妙地“错位耦合”在了一起。

　　这种镜花水月自然不能接触空气，张在胡大难将临之时与其缔结婚约，是准备义无反顾的。而且此时胡与原配已经离婚，并无事实的障碍。不过在胡那儿，这还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一个情节而已。也就半年，在武汉与“小周”（训德）又结了一次，再不到一年，在温州与“范先生”（秀美）事实夫妻。同时对于张爱玲，他的意愿是也要保存在那儿，这种局面对他根本就不成问题。在张要他抉择时，他理直气壮地拒绝，因为他的道德决定了，他对谁都不能“负心”，那不公平。

　　终于，张爱玲与胡兰成决裂，像极了胡适译本中娜拉所说的话：“须要变到那步田地，要使我们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会了。”之后胡东躲西藏数年，1950年离开大陆，在香港半年后往日本。此时“小周”结婚了，“秀美”无法再见了。不过在东京他又有了“一枝”，接着是佘爱珍。期间找一切机会联系张爱玲，函件中语气不无撩拨，直到张最后警告才作罢。

　　【《五四遗事》汉文本有一个奇怪的副标题】

　　张爱玲1955年底到美国，翌年3月结识赖雅Rehyer，8月14日就结了婚，与过去的生活一撅两段。而9月20日Stale Mates就刊出了，像是结婚的纪念品，随后就是汉文本的《五四遗事》。Stale Mates的副标题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无论如何是个必要的存在，用以解释小说的意旨。到汉文本就无需了，不过汉文本又另起了一个奇怪的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

　　首先“罗文涛”就莫名其妙，因为在本文中所有人物都只出现姓氏。男主角罗（Lo）和配角郭（Wen），女主角范（Fan）和配角周（Chou）。其中英文本中的Wen，不知原想的是闻还是温，改为郭，大约只是为音节上更为协调。其他两位罗的前夫人，一位是王（Wong），而原配张（Chang），在汉文本中真是过于惨淡，是由于“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掳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读者才知道姓张。总之，都是姓氏，没有一位出现过名字。这样处理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本篇先有英文本，对英文读者来说，“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忆胡适之》）这种做法到汉文本也就延续了过来。

　　既然如此，何必在副标题中冒出个“罗文涛”？实在是难以索解，大约只有她自己清楚了。小说中对罗的描写，“身材较瘦长的一个姓罗，长长的脸，一件浅色熟罗长衫在他身上挂下来，自有一种飘然的姿势。”这似乎有点像谁？

　　当然，并不是说这篇小说是在影射什么。故事应该另有来源，“三美团圆”的原型，是发生在别一个时间别一个空间的别一些人，甚至“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也可能是她听来的原话。只是当年胡兰成所希望的才子佳人的结局也正是“三美团圆”，张爱玲写作时潜意识中很难不泛起这些吧。其时她很大程度是为了美国绿卡而再度结婚，正采取措施彻底终结胡兰成的纠缠，“团圆”终究成为了她巨大词库中最具有反讽性的一个词汇。

　　十一年后赖雅去世，张爱玲完全与世隔绝，晚年为了躲避fleas（跳蚤），拼命搬家。她自己所承认的处女作《天才梦》，结尾的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四十年后，她才意识到是“虱子”的误写。（《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原是精神的“小咬啮”最终施加于实实在在的肉体，确实让人同情。对于世人，张爱玲也像躲避“蚤子”一样逃难。因而，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的张爱玲，除了《同学少年都不贱》，没有一篇小说的题材晚于她赴美之前，她所有的生活记忆都封闭在了那个时候。

　　别人的故事总会写完，终于，她开始写自己的故事，题目是《小团圆》——是的，还是“团圆”。

　　(本文作者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标题：张爱玲《五四遗事》中的“五四”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