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大林

　　邓小平曾评价过，自鸦片战争起，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诚如邓小平所言，历史是不容割裂的。斯大林和苏联对于中国边疆的影响和干预，遵循的是苏联的历史逻辑，它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逻辑，无一不是为苏联的利益考量。但客观上，在此逻辑下的某些政策，一定时期内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看到，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认为新疆稳定最符合苏联的利益，于是他出面打压新疆分裂势力、支持盛世才赶走其他割据军阀、力促中共早日进疆。公允地说，他对新疆时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二战末期开始，苏联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甚至表示在国共之间持“中立”立场。此后的中国内战中，苏联根据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即便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之后，苏联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指示，国民政府迁到哪里，苏联大使馆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可以维护苏联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由此改变了中国北方的边疆状况。

　　但斯大林对中国边疆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制度上。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后来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这个希望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苏联创立了斯大林模式，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此后，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中国也不例外。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除了学习苏联，没有其他选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一段蜜月期，中国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都是如此。在边疆地区，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大林模式，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识别，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

　　但是，一个制度再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与时俱进，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国外学者断言，斯大林模式下的“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领土化”政策，并没有使苏联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了“新民族”的“孵化器”，导致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越来越强，对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却越来越低，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对此，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民族治理和边疆治理之道，这需要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