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鼓励生育：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 新京报专栏

　　生育率不像水龙头，光靠放开生育限制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若想鼓励生育，提高出生人口数量，首先就需要全面放开生育，让那些想生能生的人合理合法地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杨海燕

　　中国的二孩政策已放开三年，但新增人口数量却一直不如预期。

　　根据2018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江苏上半年出生38.3万人，同比下降高达12.8%。就连近两年成为生育大省的山东，今年各市公布的数据都呈下降趋势，烟台、潍坊、淄博、德州几市降比分别为16%、18.1%、23%、22%。而经济不太发达的贵州省以及宗族文化较为兴盛的福建省，人口发展趋势也是“稳中有降”，趋于平缓。

　　面对严峻的出生人口形势，最近出现各种鼓励生育的方式方法。生育与否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作为政策的设计者，只能通过帮助民众解决阻碍其生育的现实因素来鼓励生育，不能通过变相惩罚来迫使民众生育。鼓励生育，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鼓励生育不能操之过急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意愿的降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虽然这一趋势无法避免，但对中国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低生育时代的提前到来。要想鼓励生育，需要认识到之前的生育政策对民众的影响。

　　首先，政策过渡周期太短，人们的观念一下子难以扭转过来，政策后遗症比较明显。因而，鼓励生育并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人们来慢慢扭转观念。

　　其次，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过去生育政策的影响在农村有区域差异。在大部分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超生罚款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所以生育政策执行得较好。但是，在华南宗族文化比较兴盛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多子多福和男孩偏好的观念并未发生很大改变。

　　因此，尊重地区之间的差异，让想生的人可以生，不用变相强迫那些不想生的人生，不失为提升人口数量的一项好政策，国家要做的是尽量减少他们的养育负担。

　　从根源入手，让民众敢生、想生

　　要想鼓励生育，需要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不敢生、不想生。对农村地区来说，除了华南地区，很多地方的生育意愿绝大多数限于生二孩。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往往想要多生的是那些经济压力不大的群体，尤其是那些有公司或者较多财产需要继承的经商群体，而且他们有较强的生男偏好。

　　可现实情况是，这样的经商群体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对于绝大多数群体而言，不愿多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压力。在城市生活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群体，自己的收入不高，父母的经济能力也不足以帮衬太多。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购房等生活经济压力已然很大，自然就会将生育推迟或少生。毕竟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不低，后期还有更高的教育成本。

　　第二，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经济压力并不是阻碍其生育的主要因素，而是女性本身不愿多生。毕竟在现有的职场文化和家庭性别分工的现实背景下，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而言，生育或多生往往意味着牺牲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第三，还有一部分群体，虽然到了育龄，但尚未实现“社会性断乳”，内心还是个“宝宝”。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孩子牵制，另一方面觉得自己还没能力或者做好准备去生养孩子。

　　第四，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以上这些因素并不是限制人们生育的主要原因，而是子代的成家成本。随着性别比的失衡，在婚姻市场中占优势地位的女性，在结婚中要价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农村甚至出现“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现象。

　　不同的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因，有其不敢生、不想生的困难之处。生育率不像水龙头，光靠放开生育限制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若想鼓励生育，提高出生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继续改革国家生育政策，让那些想生能生的人合理合法的生。

　　再比如，是否可以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子女教育等层面的补助。比如，将关于子女教育的个税抵扣标准进一步降低，扩大其群体覆盖面。

　　此外，应该减轻那些想生却不敢生的群体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比如，想生，没人带孩子怎么办？交了10万元的学费，孩子在学校却吃发霉的食物，谁敢放心。因此，或许该考虑降低托儿机构等社会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强化后期监管，让父母能够放心、安心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女性的权益。最近女员工“插队怀孕”被辞退事件也暴露出女性因生育面临的困境。

　　最后，应重视农村的道德与精神文化宣导与建设，以此避免“人情异化”、“天价彩礼”、孝道衰落等一切向“钱”看状况进一步恶化。

　　□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