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鹤三度访美，中美决定性意义的“扳手腕”要来了？

　　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这意味着，在距离1月初于北京进行的中美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之后，双方将在本月开展第二次面对面的磋商。前后不到三周，时间可以说是紧锣密鼓。除此以外，磋商等级也将提升至两国经贸磋商的主要牵头人。而在时间节点上，本月底的这轮磋商距离中美“90天期限”仅剩1个月，如何在紧迫的时间里达成一项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协议， 刘鹤副总理此行的意义可见一斑。

　　在新一轮高规格谈判即将举行之际，中国会拿出怎样的底牌和策略？最终中美能谈出怎样的结果？来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沈逸副教授的解读。

　　从2018年美方开启对华贸易摩擦以来，此次是刘鹤副总理第三度访问美国，无论是前两次已经被各方熟悉的访问，还是即将到来的第三度磋商，刘副总理的访问，始终不变的就是在传递、表达和展现中方的善意、定力与勇气。

　　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贸易摩擦所需要的艰巨性，正日趋为人们所熟悉。从2018年以来的事实发展，无论是美方任意的撕毁已经达成的协议，单方面发动贸易摩擦措施，还是通过单边主义的制裁来霸凌中国企业，以及实质上等同于政治绑架与要挟的行动来非法扣押中国公民，又或者用挑战基本常识底线的谩骂、猜忌甚至是歇斯底里来宣泄美国国内政治矛盾和精英的战略焦虑，中方始终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那就是坚持从大局出发，有利有礼有节的面对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在贸易摩擦背后更加深层的战略焦虑。

　　可以发现，经过持续系统的博弈，中方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处理中美战略摩擦以及贸易纠纷的思路：

　　从大局上和整体上，中方坚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既不委曲求全，也不过度反应，以务实态度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善意态度解决可以相向而行的问题，以坚定意志回应那些无法答应不能退让的无理条件。在最新一轮中美磋商后发表的信息中，清晰区分技术问题与结构问题，可以看做是中方的务实路线得到中美双方有识之士共同认可的重要征兆，也可以看做是未来务实解决双方问题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

　　从方法和路径上，中方在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诉求的同时，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务实和灵活。中方始终以务实理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坚持从全球体系稳定，双边关系良性发展，以及中国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出发，在坚定维护核心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本着相向而行的最大诚意，探索务实解决贸易摩擦和纠纷的灵活方式。在刘鹤副总理前两次对美国的访问中，这种坚定、务实、灵活的方式已经有了充分的战线，事实上，如果不是被媒体戏称为《权力游戏》中“疯王”附体的特朗普总统在最后关头以很难用常规理性分析框架解释的决定推翻了已经达成的交易，持续不断折腾全球快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本是可以不用发生的。

　　从目标和诉求上，可以发现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坚定的形成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宏大战略认识，认识到了中国与开放世界的密切关系，并且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必须遵循一条不同于美国那样的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而必须以开放的胸襟，让世界搭乘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所以，人们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见证了罕见的非对称战略：除了最基本的有限度且有节制的理性报复措施之外，中国采取的是以加强开放回应保护主义的策略，在美方谋求持续不断对华施加贸易限制措施的时刻，中国考虑的，是如何办好进口博览会，让世界各国企业，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企业，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这不仅是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提供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笔下描绘的“公共产品”，更是一个来自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向世界展示自己跳出各种大国争霸悲剧的勇气和决断。

　　当然，如同已经发生的事实所揭示的那样，中美之间的摩擦注定是长期的，在可见的时间内，就是不愿意放弃冷战思维的美国精英凭借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势资源，仍然可以占据相当的主动，就是仍然可以迫使中美双方额外支付本可以避免的各种成本。但同样清楚的是，中国并没有兴趣自杀式的满足美方无止境的需求，美方也并具备单方面碾压中国的各种优势，越早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在谈判桌上相向而行，对美国而言，不仅意味着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更意味着尽早避免那种吃老本式的对霸权优势资源的透支性支出。

　　最理想的情况下，刘副总理将带着中国的诚意和善意到美国开启一轮新的磋商，世界上所有希望过上好日子的人们，也都会善良的期待这轮磋商能够及时停止无谓的贸易摩擦。希望那时不但美国政府已经停止史上最长的关门，投入正常的运转，从而让人相信华府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理性谈判对象；而且还希望诸多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能够表现出一个决策者应有的担当，跳出各种低劣的政客局限，认真负责的回应中方的善意。这对美国，对世界，都将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作者：沈逸 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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