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刚落幕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不出意外地，《绿皮书》成最大赢家，夺得“最佳影片”的殊荣。这部电影，3月份也登陆国内院线，而上映以来已收获近3亿票房，创下国内20年来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票房纪录；票房成绩可圈可点的同时，电影也获得了国内影迷的一致点赞，口碑、票房双丰收。

《绿皮书》剧照。

《绿皮书》在豆瓣网上获得33万多影迷打分，得到8.9分的高分。

伴随着这些耀眼光环而来的，还有无数争议。《绿皮书》讲述了一名高雅讲究的黑人钢琴家与一名粗俗的白人混混司机的故事，两人一同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在一路开车南下的过程里，截然不同的两人矛盾不断，引发了不少争吵，但又在彼此最需要的时候，一起共渡难关。行程临近结束，两人也慢慢放下了偏见...... 不少评论认为《绿皮书》的目的性太强，种族平等、同性平权的议题设置，明显是奔着拿奖去的。这部影片在美国所引发的争议，多数同样围绕着影片是否有过度“政治正确”之嫌。

而在本文作者看来，在当下的美国，《绿皮书》式的“政治正确”并非太多，而是太少。在种族平权这条未完成的旅途上，《绿皮书》所体现出来的自省视角，是普世而隽永的。

豆瓣影评中，署名@玉弓的网友写了这样一段话：“《绿皮书》是一部目的性非常明确的电影，我仿佛看到其导演在银幕上不停蹦高并大喊口号：我政治正确要得奖！我支持种族平等应得奖！！我力挺同性平权该得奖！！！”专业地讽刺了该片的“政治正确”。同时，不少网友还扒出了这部影片在美国所引发的争议，特别是忽视唐·雪利博士家人的意见而片面地采用白人视角叙事等。

这些评论无不从“政治正确”的宏观层面立论，却忽视了这部影片事实上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在演绎、践行一个人在旅途和遭际中对自我定位、民族身份、国家认同的体认和发现。这是一部自我趋避的心灵史，探索社会中个体存在的成长史。同时，在这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中，笔立的双螺旋结构呈现了“交往理性”在文明世界的重要价值。

从特朗普筑墙说起

人类遇见异己，有多少文明相处的可能？

2019年2月24日，《绿皮书》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就在一个月前，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试图借此绕过议会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筑起高墙。这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个事件，却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

“他人即是地狱”和“交往理性”是种植在人类基因内的两种对立的思维走向。在战争中走过的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将战争作为自己思考的原点和终点。同样是经历了战争的大哲学家罗素则认为：“我们要学会容忍……如果不想一起灭亡的话，我们要懂得同情和忍让，这对人类在地球上的存亡至关重要。”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格莱翰·胡根和海伦·提芬在《后殖民生态批评》一书中用一句有力的话语概括了人类的二分法逻辑的运作机制：“通过分裂身心，西方人发明了物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偏见。” 事实上，除了这几种二分法，还有基督徒与非基督徒、西方与东方、异性恋与同性恋、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对立结构.....

《绿皮书》剧照。

在这种二分法的能指下面，占优势一方对资源的垄断或独占才是其真正的能指内核。而在高等级的文明社会中，这种二分法的运作更加隐蔽，其主要体现是高势位一方不再独占资源，而是巧妙地通过“种族隔离”等手段对资源进行不均匀的分配。美国虽然标榜了两百多年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这种民主和自由显然是不均匀的，也是有差等的。特朗普在美墨之间筑墙虽然是国际事务，但是这种二分法是同构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筑的不只是有形之墙，更是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倒退之墙。而《绿皮书》在这种语境中的获奖，体现着一种与孤立主义思维相对立的“交往理性”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一种文明社会的、而非诉诸对立的解决方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艺术电影的《绿皮书》不仅是诗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更是哲学性的；不仅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更是人类的。

《三体》，刘慈欣 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版

《三体》中刘慈欣这样描述“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

人类具有以邻为壑的强大传统，甚至科学研究都会遵循这样的惯性思维。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古人类学家曾经错误地认为尼安德特人灭绝于其与智人的相遇。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兴盛了接近十万年，约3万年前灭绝。早期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相遇是致命的。如同《三体》中所描述的宇宙黑森林法则一样，必然以一方的灭亡或者同归于尽收场。最近的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则发现，他们的灭绝事实上可能源自于意大利境内的一次巨型火山喷发。处在此区域内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同时消失，但由于智人广泛地分布于各个大陆之间，他们的后裔得以延续。更令研究者感到惊奇的是，当代人类的基因中还保留着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说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是有交流的。同时这也暗示着与很多人的定势思维不同的是：人类在对待异己存在时文明相处的可能。

但这种文明的方式是需要被实地确认的。而这种确认不仅需要时间、机缘，还需要制度、忍耐和心灵转化。《绿皮书》正是这种实践的一次影像化演绎。

美国的“内部殖民”

身份认知的错位，处处都有

2018年9月去世的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提出“内部殖民”的概念

（Endo-colonialism）

虽然《独立宣言》即明确了人人平等，但这个“人”不包括女人和有色人种。虽然林肯总统在1862年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姜戈”们的解放直到今天还是一种未完成或者进行中

（becoming）

《绿皮书》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与《萨尔玛和路易斯》（又译《末路狂花》）一样，使用了双主人公的螺旋结构。但与《萨》片探讨女性主义议题、《在路上》呈现后现代主义生存境遇不同，它以两位主人公的路上遭遇和心灵转化整合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中的两个难题：个体认知与民族身份的问题。

《末路狂花》剧照。

内部殖民的后果是造成同一国家概念下的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困惑。唐·雪利博士作为一个通俗钢琴演奏家，因为其音乐天赋和丰富的知识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六十年代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些身份符号：高档公寓、豪华汽车、顶级钢琴和白人司机，但是他的黑皮肤却仍然让他感到迷茫。片头他与托尼相遇时的试探，甚至要求这位高傲的白人除了司机的职责之外还要兼顾擦皮鞋、熨衣服（这原是南亚口音的管家的工作，这一设定暗示了黑人之于其他有色种族仍然具有优势），正是掩盖其内在迷茫和不自信状态的矫枉过正。之所以不是由南亚管家兼及开车，而是由托尼这位社会地位不高、但强悍圆滑的白人来完成全国巡演的陪伴工作，正说明当时语境中有色人种的尴尬处境。

《绿皮书》剧照。

黑人凭借音乐和体育两个管道获得通向美国上流社会的机会，但在受到“平等地隔离政策”影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使是黑人篮球明星和音乐家也无法进入南方的高档餐厅就餐。唐·雪利博士事实上并不是典型的黑人，但他的肤色又成为他不可跨越的种族标签，而在这种错位中，他无法维持家庭、也难以顾及亲情。他也许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每日以酒浇愁。这种困惑的顶点是他在精神崩溃后爆发出来的诘问：“我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我甚至也不是男人……”这种身份认知的错位不仅是雪利博士的困惑，也是所有处于低势位或弱势群体的集体困惑。

自省的“白人视角”

未完成的旅途上，“政治正确”不会太多

白人至上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1915年，格里菲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将3K党描绘成挽危局于既倒的英雄组织，而他们对抗的是黑人建国派运动。而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所鼓吹的“白人不懂黑人”的简单思维也是危险的，很可能会导向非理性的暴力对抗。

斯派克·李，美国知名导演。在“黑人意识”的表达上,斯派克·李是佼佼者，影片中对种族主义多有讽刺。代表作品包括《丛林热》《25小时》《马尔科姆·艾克斯》《黑色党徒》等。

如果我们放弃暴力的潜台词，回到文明的语境中，《绿皮书》的白人视角并不是“对黑人的侮辱”；反而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味，至少比格里菲斯的时代进了一大步。因为白人是掌握权柄者，世间最难的，莫过于克己为礼的反思。而在交往理性的建构中，高势位一方的反思和低势位的反抗缺一不可。文明正是在反思与反抗的媾和中螺旋向前的。

《绿皮书》的叙事在细节上将这种艰难的媾和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雪利博士和托尼之间是相互建构、彼此成就的。雪利具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绅士举止和严格的道德戒律，而托尼爱耍小聪明、热爱生活、崇尚暴力。二者的行事风格在现实中都不是完全行得通的，而是在解决困难的交错互动中，完成了巡演，并成就了彼此、深化了对彼此的认知。双螺旋结构暗示的正是一种交往理性。在核武器环绕和生态危机频发的地球上，人类再也不能将问题的解决诉诸暴力，文明和交往理性的方式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交往行为理论》，[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蕴含在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和相互理解凸显了理性的真正含义，而这正是人类的“交往理性”，它是交互主体进行理性论辩的根本依凭。而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究其根源在于近代哲学以主体自我意识为出发点的理性的基础规定，因此，必须完成从“个体的独白反思”到“主体间的话语交往”的范式转换。

很多人认为影片的喜剧性结尾是不深刻的，但我倾向于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喜剧，而是一个开放结构。雪利博士虽然一气之下取消了白人会所的演出，在黑人俱乐部里得到了瞬间的情绪释放，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在黑人世界里找到了自我认同。黑人世界远非完美，白人的世界也不是天堂，他们只有像雪利和托尼一样相互忍耐、包容，并试着去理解对方，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成就自身，而这种建构正如影片的结尾一样，是开放的、未完成的。

影片把时间设定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一百年后的1962年或许是有深意的，因为种族问题在一百年后也还是未完成的，可见具体实践的重要和难为。交往理性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并不显著，那只是因为它还没有变得那么迫切。长期来看，交往理性一定会战胜暴力冲突，成为人类文明的最终选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绿皮书》的“政治正确”不仅是具体而深刻的，还是普世而隽永的。

作者

：王坤宇（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编辑

：走走，董牧孜、覃旦思；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