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实习生 李梦媛

“城市是市民的社会，一切要为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王笛也认为，市民是城市的核心。在《茶馆》与《街头文化》中，王笛从微观史的角度，对成都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进行了研究。他的新作《消失的古城》则透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回溯了成都从传统进入现代的百年历史。在书中，王笛无不惋惜地写道，“过去，一张照片一看就知道是成都，现在不可能了，全国千篇一律”。

《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王笛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的确，今天的中国城市似乎从千差万别变得千城一面，曾经富有生气的市民生活也逐渐成为了历史。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保留城市的特质，让市民文化重新焕发活力？5月3日，在《消失的古城》新书分享会上，王笛与李伯重就“城市与城市重建”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中国也曾有繁荣的市民文化

长久以来，中国给人的印象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然而，李伯重指出，这是很大的误解。根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研究，中国城市的存在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现象。李伯重的导师傅衣凌先生曾将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封建保守的开封型城市，一种是充满商业活力的苏杭型城市。唐代长安就属于前者，虽然城市面积很大，但只有两个市区，天黑以后就全部关闭，街上空荡无人。到了宋代，城市出现了重大变化。坊和市的格局被打开，就像《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一样，商铺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甚至连皇宫都在闹市区。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热闹的街市。

城市里的人也发生了变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是像以前那样被政府强制征入，而是为了进城做生意。以苏州为例，明朝后期的苏州已经高度城市化，人口达到了50万，将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城里。虽然当时苏州的行政级别不高，却在经济上有重要地位。大部分市民都是从事工商业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的崛起，促进了市井文化的出现。当时，市井文化形成的重要空间就是茶馆。在茶馆里，人们可以坐在一起吃茶、聊天、做生意，进而需要一些娱乐活动，于是茶馆又演变为瓦舍勾栏。大量的民间艺人在那里表演，中国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说书人。说书人的讲话底稿就是话本，后来慢慢演化成白话小说，为普通市民所喜闻乐见。

白话小说的出现，表明市民文化已经超出了官方正统儒家文化的束缚，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普通人也开始谈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市民文化的繁荣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肩。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社会公平，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欣欣向荣。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城市就没有生命

过去的城市都是沿着贸易路线自然形成的，然而，对城市的现代化改造打破了这种自然的格局。20世纪初，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模式对城市进行管理，比如设立街灯、建立警察系统、进行卫生和交通管制等等。曾经千差万别的中国的城市，开始有了一个标准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标准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但是大部分的中小城市还保留了传统的格局。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城市也加入了改造的行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管理和改造是必须的。”王笛肯定了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现在的城市改造往往缺乏人文关怀。城市里的楼越建越高，但是住在楼里的人们交流却越来越少；马路越建越宽，但是只有汽车川流不息，街道却不再热闹。王笛引用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的话说，城市的血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旦打乱，城市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失去了生命力的城市，最后只能成为冰冷的水泥森林。

所以，王笛认为，在城市建设中，要有意留下人们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间。就像过去欧洲城市中的公共广场，以及中国的大杂院。在大杂院里，大家共用一个水井，可以一边洗菜，一边聊天，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多。虽然这种场景已经逐渐退出现代城市生活了，但现在城市的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设计社区时进行了一定的考虑，也是比较好的开端。

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

城市是市民的社会，城市中的人口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的。王笛认为，好的城市应该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样才能够形成有人气的街区和丰富的市民文化。但是，我们赋予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大，为了使城市整齐划一，管理者一纸令下就可以拆除或改造某个街区，破坏了它自身独特的文化。

李伯重也赞同王笛的看法，并指出“今天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50年代中国引入苏联的城市建设理念，即一个省城中心地带一定要有月台和广场，旁边还要有博物馆、省政府等等。所有的城市都遵循这样的模式进行改造，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而一个城市没有特色，就会失去吸引力和归属感。同时，保持城市的特色与个性，才能使中国变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家。

王笛则补充道，人们对城市的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在过去，邻里生活往往缺乏隐私，因此大家希望拥有整齐干净的私人空间。然而，随着现代化运动的兴起，国家文化越来越强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城市审美趋向整齐、宏大，变得千篇一律。这时候，人们又希望城市能够更加多元化。因此，人们的观念总是呈曲线形变动的。

陌生人社会中，公共空间尤为重要

以前的社会是熟人社会，虽然人与人关系密切，但是人们的生活往往被局限在家族、邻里之间。就像茅盾和巴金的小说中，有理想的青年都要逃离大家族和小地方，跑到上海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活动。因此，李伯重认为，无需美化过去的邻里关系，而是应该多创造一些让大家自愿参加的活动，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实体的空间。比如欧洲的咖啡馆就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茶馆也能提供一个很好的空间，让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王笛也十分看好茶馆这种模式。虽然受到现代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但茶馆这种本土文化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他在写《茶馆》的时候发现，现在成都有将近一万家茶馆，远远超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并且，很多茶馆依然平价亲民，能够满足普通人的需求。然而，王笛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很多茶馆出现了高端化的趋势，平民茶馆的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少。

成都的露天茶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维持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的生命力？王笛认为，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之外，“文化要传承下去，必须是自发的”。像曼谷、芭堤雅热闹的街头夜市，就很能体现城市的文化。对于这类街头文化，不应该管得太死，而是要让其释放活力，这样城市才会有人气。王笛提醒城市管理者，“市民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但是破坏却很容易。现在，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抛弃掉”。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实习生 李梦媛

编辑 安也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