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士余投案：严管市场和约束权力是“一体两面”

▲图/新京报网

　　刘士余主动投案——5月19日23时，一则消息引爆朋友圈。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鉴于刘士余在供销总社的岗位履新才3个多月，故一般认为他的违法问题源于之前在证监会的主席任职。

　　证监系统官员处在利益博弈点和交汇点上

　　刘士余投案，无疑是2017年4月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被立案调查以外金融监管口的另一大案件。

　　而证监会自身的落马官员序列更令人震撼。最近4年来就有副主席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稽查局前局长、行政处罚委员会前主任欧阳健生、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前副主任、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稽查总队副会长习龙生等多人被立案调查，其中多人已经被司法判决定罪，人数远超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官员。

　　证监会官员落马，其原因可以参照央行研究局原局长谢平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现任副局长陆磊早年的一项研究。他们指出，证监会“金融腐败指数”最高，原因在于其职权领域涉及直接融资市场，权力的寻租空间最大。证监系统官员处在利益博弈点和交汇点上，拥有事前审批或事后执法行动的官员大笔一挥，就能带来巨额资金的重新分配。

　　以此结论对照证监落马官员的具体分管领域，证券发行和稽查执法居多，当非偶然。2018年9月公布二审判决结果的证监会“最牛女处长”李志玲，也是出自发行监管部。

　　2016年以来，证券会罚没款金额呈倍数上涨

　　刘士余2016年2月上任主席到2019年1月卸任，证券监管执法领域有三大重点：

　　一是配合中央的政策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并在2015年股灾的恢复期后重新启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

　　二是对证券融资、股权转让等交易的种种严格限制；

　　三是执法措施的显著增长，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证券行政处罚的数量和罚没款金额呈倍数上涨。

▲图/新京报网

　　这些工作的思路原则受到认可，但具体实施时效果值得打量，像IPO审核发行的痼疾在于“忽快忽慢”且风格难以预测——例如2017年上半年提交最终审核的企业通过率高达八成，但到年底却否决率剧增，2018年1月甚至出现了“7家申请，否决6家”的案例。以至于企业在准备材料之余，还要研究风向，看是设法靠前排队还是靠后排队。

　　尽管近年来证监会不时强调“审核常态化”，但这能否兑现，仍然取决于证监会自身，以至于监管部门还得频频“喊话”、发放“定心丸”来平缓投资者情绪。

　　股市监管“严字当头”，监管者也得“律己从严”

　　在证券融资、股权转让等交易方面，近年来证监会可谓“百样严管”，包括对IPO价格设置上限（不超过市盈率23倍）、对定向增发股票、发行可转换债券、借壳上市、大股东减持等各种融资方式设置较高门槛，甚至对再融资的间隔、股份协议转让的数量下限、定价方式等商事判断做出细节化的管制。

　　这是否意味着，以基于人为数值管制的静态公平观代替动态的市场评估机制，是否会对市场资金流动和创业投资基金退出带来过度阻碍，值得考察。

　　而事实是，市场负面反馈积累之下，2018年10月证监会发布盘中《声明》称要“优化交易监管，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

　　而在处罚执法方面，证监会仍然需要加强事实认定的透明度、适用法律的说理性，以减少争议。

　　虽然其工作有所改进，但执法强度的加大，必然要求执法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必然同步提高。像刘士余任内单个案件的罚没金额就会超过30亿元（鲜言案），那对应的，自然也该用准刑事司法标准去衡量执法者。2017年以来，仅在内幕交易领域，北京高级法院就已认定证监会的两起处罚违法，可谓警钟。

　　诚然，刘士余的案情和责任还有待有关部门认定。他主动投案，并不是对证监会过去三年工作的否定。但对刘士余给证监会带来的工作风格的可能影响，可以有更多的回顾和评判，对证监会工作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亦须常抓不懈。

　　证监部门可以说是市场的保卫者，但首先应当是一个尊重市场的主体。证监系统官员是法律的执行者，但首先应该是法治的遵循者。

　　中央推出的注册制、科创板等改革的本质均是向资本市场释放更多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市场化、法治化是对证监会权力的双重“削减”，也减少了腐败得以发生的温床。监管者在行使权力捕捉“坏人”“害人精”时，要积极用市场化思路和法治化准则来自我设限，避免自身先成为违规操作者。

　　□缪因知（学者）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