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个月固定收入只有100元，但是李勇仍想守护家乡的长城直到人生落幕

　　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李勇今年41岁，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只有100元，这是他作为长城守护员的“工资”。这份工作，需要他每个月爬过野山和城墙，沿着绵延15公里的河北涞源四百年古长城，往返两三次。野长城路途崎岖，李勇每次巡视需要用上两天时间。随着山坳里的居民因为政府扶贫政策搬到县城，李勇成了所在村落里的唯一居民，除了从远方打来的电话，李勇说自己在一天里几乎无话可说，闷了在山脊上喊两嗓子，回应他的只有群山间的风声。在上一任守护员父亲眼里，守长城这件事儿并不需要“接班儿”一说，而李勇执意留下。他说，每个人想要的生活并不一样。

　　迈着坚毅的步伐，李勇走向另一个垛口。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放弃新房守长城 抢出200块长城砖

　　李勇是河北省涞源县唐子沟村的最后一位正式居民，过了不惑之年，李勇真的不再困惑，他说，自己不打算离开故乡了，哪怕故乡已没有乡亲。

　　2017年，唐子沟的村民因为涞源县的扶贫政策，集体搬到了县城内的楼房，每户人家都已按照人均2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分配新房。曾经的家园在老房子全部拆除完后，也将完全复垦。当年李勇自己给县里写申请，说愿意放弃县城内的新房，继续守在老村里，替老父亲巡守环抱家乡的“乌字号”长城。河北涞源县境内的明长城蜿蜒盘旋百余公里，分为六个段落，乌龙沟长城是其中之一，也是其精华所在，李勇父子所守的这段长城，则是乌龙沟长城中的一段。

　　李勇收集的刻有乌字号的长城砖。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李勇的手掌很厚，掌骨关节的部分有点突出，手一摊开能看到上面青黄色的厚茧，李勇说这是这两年搬砖搬的。这是除了每月外出登山巡守长城的那几天，李勇目前做的最多的事。

　　那些几十年前被村民挪用盖房的长城砖，如今荒废在村落中的老屋里，如果不趁机清理出来，那么不久后老屋会被填埋，从此永不见天日。想到这些，李勇感到很心疼。

　　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5月中旬前去看他，李勇给记者展示了他从村落中收集到的长城砖已经超过200块。小黄岭、郑家安、唐子沟……砖从哪里捡来的，李勇都会用石灰在城砖上写下唐子沟村下辖各个自然村的地名。200多块砖被分成几摞，每一摞都有将近一人高。

　　李勇平时收集的200多块长城砖。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城砖的大小通常不会超过半个枕头，说话间，李勇会随手抄起一块来，捧着砖跟记者比划。他讲到因为村落太靠近长城，几十年前还没有长城保护概念的时候，老百姓家里盖房没砖，免不了起了去长城搬砖盖房的心思，“农村的石头房，转角处不好垒，村民眼里，用长城砖来码墙角再好不过。我看了周围几个搬迁后的村子，感觉现在捡回来的，只有丢失总数的十分之一”。记者随后也试着用双手搬起一块长城砖，使了一把劲，感觉到了它的重量。这些老砖，像自身400年的历史那么厚重，它们从明万历年间被烧制出来，一直沉默无声。

　　李勇抢救长城砖，并不能获得任何报酬，甚至，他放弃县城新房接替父亲巡守长城的这个工作，每个月的补贴也只有100元。李勇的父亲，从1988年到2003年之间，更没因为巡守长城拿过一分钱报酬，“2003年以后，乡里每年才会给些补贴。”而这份补贴，也不过每年300元。四年前，才上调至每月100元。

　　没有别的收入了吗？李勇用手指了指一个方向，说自己还种了一些玉米，加上眼前这座刚刚翻建没几年的农家院，生活不成问题。

　　这座在李勇家旧址上翻建的新家，是几年前在长城保护协会和长城爱好者帮助下建成的。在电子地图上，这里定位命名为长城乌字号保护站，楼上楼下共有9间客房，最西侧还有由两间房组成的长城资料陈列馆。由于乌字号长城是“野长城”，并非成熟的景点，虽说是客栈，却鲜有人来。偶尔有长城协会的老师带着几位朋友落脚光顾，这些都被李勇看作是老师们的变相支持，“他们总是会变着法子想支援我一些钱，觉得一个人在山里不容易。但我也会和他们讲，自己的生活真的没问题”。

　　不惑之年以前，李勇也曾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他当过代课老师，也当过钢厂工人，看着父亲一天天年老，最终又回到了这个闭塞的山村。在父亲眼里，守长城这件事儿从没有“接班儿”一说，而李勇执意留下。他说，每个人想要的生活并不一样。

老长城保留万历年原貌 父子接力守护

　　河北涞源县境内，明长城蜿蜒盘旋百余公里，分为六个段落，乌龙沟长城是其精华所在，李勇父子所守的这段长城，正是乌龙沟长城最美的一段。

　　长城与层峦叠嶂的高山相互映衬，当盛夏的绿意渲染到漫山遍野，此时的乌龙沟“青山似海，边墙如龙”。与人们所熟知的旅游景点不同，万历年间建起的乌龙沟长城，迄今为止未经任何人工修复，李勇说这里保存的是万历年的原貌，“现在长城上的每一块石头，你现在看到它在哪里，几乎就意味着四百多年前修长城的工匠们就把它放在了哪里”。

　　李勇的家就在长城山脚下。受访者供图

　　长城距离李勇从小长大的唐子沟村，按最近的直线距离算，不过几十米。老房子身后的小路，是父亲李凤鸣自李勇小时候起，每每去长城巡视或是登高远眺时，都会走的路。2015年李勇回到唐子沟村，这条路走了4年，而李勇的父亲，则足足走了近30年。

　　李凤鸣今年65岁，三十多年前的1988年是他与长城关系的分水岭。1988年前，长城是他家乡村落的标志，是能登高远眺的高墙，而1998年之后，长城是他心里沉甸甸的责任，是需要他去守护的沧桑。李勇回忆，当时国家开始重视老长城的保护工作，村中也需要安排一名长城保护员去定期巡视，因为没有任何报酬，这个责任甚至没有什么资格称得上是“苦差事”，“父亲当时是村支部书记，那时候一看村里没人愿意做这件事，他说‘既然没人管，那就我管’，这一下就从30岁管到了60岁”。

　　1988年的李勇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长城之于他，是一堵长在山上的奇怪的墙，在院里玩耍的时候、下学回家的路上，少年的视野里总有它，“就像是默默陪伴、伴随你长大的朋友一样”。少年时，跟着父亲一起去巡长城是李勇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但那时李凤鸣有时会嫌小孩累赘，并不是每次都能让孩子如愿。在采访时，记者问他觉得哪一座敌楼最漂亮，李勇想了一会儿，把他走了无数遍的那么多敌楼盘算了一遍，然后特认真地说，在他眼里，每一座都好看、都喜欢。

有人守护即是完整 无人问津只剩残垣

　　现在回忆起来，李勇会说，巡视长城这件事对父子二人来说，不算一件非常耗费体力、占用时间的事儿，最主要的内容，莫过于制止村民挪用长城砖。“这事儿不用强行阻挠，几十年前但凡有人出声制止，打长城砖主意的人说到底多是朴实的村民，也是听劝的。”

　　李勇回忆，除了简单规劝，每次劝阻村民的说法，最是令父亲耗费心神。他至今印象里最深的，是当年父亲为破村民们的迷信思想，依样画葫芦反言相劝。“总有人一门心思想着镇宅，非要在家中放几块长城砖才安心，父亲碰到这样的事儿，则又会劝村民，说唐子沟被外形似龙的长城三面包围，若是动了城墙砖，便是动了‘龙骨’。若拿它去辟邪镇宅，那曾经战死于长城上的将士又怎能安息。”李勇说，这些话当然在咱们现在来说都是迷信，在当时管了大用。

　　再看看相邻那段长城的命运，李勇和李凤鸣都觉得，这简单的劝说影响巨大。事实上，乌龙沟长城是在自然条件下保存最完整的明长城。距离该处长城约4公里外，与其相连的浮图峪长城同样名声在外，但目前看来已是两番境遇。曾经浮图峪长城敌楼城砖上的雕花做工精致，为人称赞，“雕花楼”的大名由此传开。110年前，美国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成为了走完中国长城的第一个外国人。他来到浮图峪长城的时候，曾对着雕花楼拍下不少照片。

　　然而到了去年11月，当李勇拿着曾经的老照片，准备再去复拍的时候，却发现曾经精巧的敌楼，如今连地基都已不复存在。李勇回忆说，当时心里既为乌龙沟长城的完整而有些小骄傲，又有强烈的苦涩，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最终，李勇对着地上仅剩的那么几块石头，默默抽了两根烟。

142块长城牌匾散落 他找到了一块

　　除了户外爱好者，城市人很难想象攀爬野长城的困难。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跟着李勇徒步上山，山间野径狭窄难走，细沙碎石容易打滑，山体的坡度往往会让人直不起背，需手脚并用，四肢攀爬二十多分钟才能勉强到达最低的那处山脊。但这样的上山路，李勇往往从家出门后，只需7分钟便会爬到距离长城最近的敌楼，其间几乎如履平地。而到了城墙上，即使长城保存较为完整，也并非能够闲庭信步或是大步流星。最窄的山脊长城上，两侧是密林山坡，道路仅能容一人通过。

　　李勇如今每月例行巡视长城的方式，与父亲当年并无二致。保护站所处的位置位于乌字号长城的中段，东北方与西南方各有七八公里的路程。这段路，每次巡守都会被拆分成两天完成。

　　李勇吃过早饭便带着工具去长城巡守了。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计划登山巡护的早晨，李勇吃过早饭后，背上一壶水，拎起把小镰刀和编织袋，再将一把小尺子揣入裤兜，便出发上路了，每一天往返路程几乎都等于乌龙沟长城的距离。与父亲不同的是，在巡守过程中，穿越山林山石时，李勇不愿意走相同的路，所以即使前往同一方向，李勇所用的时间也忽长忽短。短的时候，能在中午太阳最为灼热前回家，长的时候会超过6小时，就正巧与午后的大太阳结结实实打了个照面。

　　不走相同的路，给李勇带来过难忘的开心时刻。2015年冬天，沿长城走入一条从未经过的小道时，山沟里一块外形规整的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直觉就认为这一定是长城上的东西”。李勇把石头撬起，背着这六十斤的大石头走了五里路，用即将上冻的溪水洗净石面，发现“乌字×号台”几个字正刻在石面上，中间的汉字数字因年代久远已难以辨认。

　　按照记载，乌字号敌楼烽火台共有71座，按照每座标配两块匾额算，乌字号长城应该有142块匾额。但迄今为止，除了李勇发现的这一块，其余141块匾额仍旧遗落，仍旧下落不明。

　　李勇说，其实比起例行巡视，天气变化后的巡视特别重要。他说随着人们对长城保护意识的提高，自己如今的巡视其实比起父亲当初的年代，已经很少再为有人搬长城砖而操心了。除了顺手带下驴友们遗落的垃圾外，其实目前最主要的，是观察长城的变化，尤其在风雪雨电后，查看敌楼、砖墙是否有所松动，随身所带的小尺子，也是为了在固定的几个地点有所比量。

　　威廉•埃德加•盖洛百年前曾在乌字号长城的第54号敌楼拍下数张照片，这也让54号楼成为了乌字号段长城最有名的敌楼之一，许多人直接称它为盖洛楼。

　　一年多前，李勇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盖洛楼过门石上的横梁出现了松动，有的已经和头顶的砖墙分离，也就是说拱形的过门石随时有坍塌下来的可能。李勇担心如果石头倒下，会让敌楼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更害怕有驴友在攀爬游览的途中因此发生意外受伤，因此前后三次带着自己量好高度的木头爬上敌楼，用它们支撑起过门石的横梁。“前两次的木头都比较容易变形，后来我自己去买了两块防腐木，加固后果然效果好了很多。”

　　而再发现类似情况时，李勇如法炮制，陆续背了不少木头上山，最远的距离，要走两三公里。一对防腐木的重量总共有五六十斤，李勇却说不算太沉。

与孤独相伴的四年 蒸馒头就算改善生活

　　除了偶尔能够遇到组团前来的登山客外，李勇在每次巡山过程中都是寂寞的，这寂寞已经持续了四年光阴。碰到觉得好看的景色，李勇会拿出手机拍下几张照片，大山中的信号不好，这些照片往往得等回到家里才能与别人分享。“所以每次只能看看走走，有的时候在山上吼两嗓子，反正就我一个人。”

　　即便如此，在外人看来无聊孤单的路途，李勇还是觉得开心。因为有那么几分与世隔绝的意味，在长城脚下的生活与巡视，对于李勇来说，时间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他跟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说，穿越在山脊长城上的数小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平日里自己在最近的几个敌楼里静坐，看看粘连石缝的石灰，都能看上好长时间。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山脚的小院中，只住有李勇一人。他不会做饭，若不是妻子来看望他，自己一天三顿基本都是以面条充饥。“偶尔媳妇儿走的时候给我蒸一些馒头留着，就算改善生活了。”诸如米饭这样的主食，李勇很少吃，因为吃米饭要有一两个配菜，“做起来不方便，太麻烦了”。

　　回到长城脚下，回到家乡的每一天，这空旷的大山里，最不缺的就是寂寞。可以时时刻刻看到长城的日子，李勇说他心里还常有那么一点欣慰和甜。

要一直守到有生之年 愿陪长城独坐

　　人若对物有情，要是无法将其珍藏，留个影像也是念想，多去与它见面，心里就算有了慰藉。可李勇偏不，他一定要处在一个抬眼就能看到长城的位置，天天能看到它，仿佛这样才能心安。

　　“如果我不是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可能也像你说的一样，偶尔能看看它就够了。可我实际对它的感情，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就有点像你在一间房里住了一辈子，即使有天你有一个机会去拥有一个更好的家，哪怕新家比这里强，但你心里边还是会舍不得。这谈不上高尚情操，我也没有把守长城当一个工作，对我来说，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就满足了，我不在乎挣多少钱。”这种状态，似乎有点像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守夜人的誓词：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

　　李勇家挂着地图和长城保护员的证件。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李勇说他也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像父亲一样老去，不可能永远都是如今这个从山脚出发7分钟就能爬上敌楼的青壮年。守到什么时候？李勇的想法是——“有生之年”。

　　他很怕自己的长城某天有了伤痕却无人发现，很怕真出现盗采长城砖或破坏城墙却无人制止。李勇说，有好多朋友问过自己，接了父亲的班儿，会不会想让儿子长大后也接着来守长城。被问的多了，李勇心里会纠结，最后，他看着记者说，“我希望他能来守长城，但是我不希望他也过我这种生活”。

　　哪种生活呢？一村一人，一日望长城空坐，一朝在山岭独行。

　　长城习惯了高山山谷里的安宁寂静，几百年遗世独立，守城人的几十载时光，在它面前不过转身一瞬，面对周边变化着的风物，流水而过的生命，长城回报以漫长的沉默。可人面对这巨大的寂寥时，能做的，却只有“承受”。做得好了，才变成了“接受”。像李勇坐在敌楼里看长城砖的每一条缝隙，一看几小时；像李勇无数次走在山脊上，冲破喉咙的呐喊，风穿过鬓角被汗水浸湿的碎发，似是给了他温柔的回应。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