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姆偷子案“过刑法追诉时效”，不代表不能追责

　　如今，当地公安机关认为“何某某投案自首时已过刑法追诉时效，因此未立案”，是依据刑法规定的哪一条哪一款，值得进一步说明，以解开公众的疑惑。

　▲1996年，朱晓娟与刚找回来的“盼盼”合影。图/新京报网

　　随着重庆母亲朱晓娟状告河南高院做出错误DNA鉴定报告侵权一案庭前调解，她索赔295万余元的消息受关注，重庆“保姆偷子案”再度受到关注。

　　复盘此事经过，让人唏嘘不已：1992年6月10日，朱晓娟1岁的幼子被保姆何某某偷走，家人苦寻未果。3年后，经河南省高院鉴定，一被拐儿童“盼盼”与朱晓娟夫妇“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但2017年，何某某突然向警方自首：她曾偷走孩子，取名刘某心，如今受一档寻亲节目感召，欲将孩子送回。经鉴定，朱晓娟与刘某心“符合双亲遗传关系”，而她抚养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和她并无亲权关系。

　　再受关注后，很多人呼吁，偷子保姆何某某应被绳之以法。6月11日，重庆警方回应称，何某某投案自首时已过刑法追诉时效，因此未立案。

　　即便能追责，也是适用拐骗儿童罪

　　公安机关所言的追诉时效制度，的确关涉那些陈年旧案是不是还要抓人追责的问题。但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的规定，也不是仅仅根据时间一刀切的，还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此次事件中何某某偷走刘某心的行为发生于1992年，原则上适用当时的1979年刑法。即该法第141条规定的，“拐卖人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后来1997年修正后的刑法，区分了拐卖儿童和拐骗儿童的行为，规定了新的拐骗儿童罪。即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非以出卖为目的，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要以拐骗儿童罪处理。

　　显然，拐骗儿童罪的法定刑比原来的拐卖人口罪要轻一些。根据刑法之“从旧兼从轻”原则，即便是现在要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责任，也应该适用拐骗儿童罪，对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018年重庆市公安局认定，朱晓娟与“盼盼”亲子关系不成立。图/新京报记者王煜

　　是否“过追诉时效”，有待相关部门解惑

　　问题在于，何某某的犯罪行为发生于二十多年前，无论是当时的刑法，还是现在的刑法，二者都规定了，法定最高追诉期限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后必须对涉嫌犯罪者进行追诉的，各级检察机关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同时，两部刑法也都规定了“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只不过，现行刑法还补充规定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从报道来看，受害人朱晓娟为寻找儿子，事发几年后经河南省高院鉴定，错误地领回了孩子“盼盼”。这至少说明，朱晓娟已就儿子被拐一案寻求过司法机关帮助。这样说来，此案应该符合“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规定。

　　而且，假如朱晓娟当年“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同样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为此，如今公安机关认为“何某某投案自首时已过刑法追诉时效，因此未立案”是依据刑法规定的哪一条哪一款，不妨进一步说明，以解开公众的疑惑。

　　即便未立案，受害人也可追究保姆民事责任

　　事实上，多年来，对于这种陈年旧案涉及追诉时效的问题，最高检通过案例指导，一直坚持强调犯罪的情节、后果是否严重；经过20年追诉期限后，犯罪嫌疑人有无明显悔罪表现；是否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获得被害方谅解；犯罪造成的社会影响如何；不追诉是不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等因素。

　　而据媒体报道，何某某表示，去年曾给孩子生母道歉，“她要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就让追究，不追究也就算了。毕竟我们两个人一个儿子，就当走亲戚吧”。她还说，“我跑不了，也不怕警察找”。

　　由此看来，何某某对自己偷走他人孩子（去抚养）的行为似乎表现得很淡定，有无充分认识到自己做的是严重破坏他人家庭、伤害他人重大权益的犯罪行为，恐怕也存疑。

　　而作为受害人的朱晓娟，在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况下，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责任。

　　无论司法机关是否追究何某某的刑事责任，受害人因为二十多年来一直遭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尽管后来领回了“盼盼”，但错误的鉴定再次给其带来痛苦。

　　可以说，何某某给受害人带来的伤害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即便过去了二十多年，在民事法律上，朱晓娟依然可以向何某某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至少能够要求司法机关追究何某某的民事责任。

　　□哲刚（法学学者）  

责任编辑：王亚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