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在《好好告别》中讲述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的经历与思考。她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性地否认死亡”，现代殡葬业让我们失去了面对自身死亡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更科学的生死观，需要对殡葬业进行改革，直面死亡。

近年来，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投入到了殡葬行业中，人们对殡葬业的认知与态度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但对殡葬业的误解、漠视、忌讳等，依然是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有人觉得，殡葬业充满了暴利，常常可以见到类似的舆论指责；也有人觉得，殡葬从业者的艰辛远超常人，是一项值得我们尊重的职业。

近日，美国殡葬师凯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的新书《好好告别》（Smoke Gets In Your Eyes）中文版面世。在这本书中，凯特琳直率而幽默地讲述了自己在火葬场工作6年的经历与思考。从第一次尴尬地为死者剃须、小心翼翼地和同事一起上门敛尸、日渐熟练地操作起庞大的火化炉、将人体碎骨研磨成粉末、入殓、给尸体防腐，到想尽办法完成遗属心愿、给水肿的老人穿上精心准备的华服……她讲述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与细节、对殡葬行业的观察与研究，以及对死亡和生命的深刻体悟。

在火葬场工作多年的经历使凯特琳意识到，我们处在一种以死亡为禁忌的现代文化中，我们的社会“结构性地否认死亡”，“回避死亡”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民族选择的态度。她认为，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生的态度，只有客观、乐观地看待死亡，才能在有生之年活得更积极、更有意义。

因此，她想分享一种更科学的生死观，让殡葬事业不再那么神秘、令人惧怕；她想开一间家庭殡仪馆，由家人亲自给遗体清洁、穿衣，担负起照料逝者的任务，在友好真实的环境中悼念自己所爱之人，就像人类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她希望改革殡葬业，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自然殡葬、露天殡葬、绿色土葬。

凯特琳在《好好告别》中写道：“尸体不需要你的惦记，事实上它什么都不需要，能躺在土里默默烂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尸体的是你。只有看到尸体，你才知道这个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游戏；只有看到尸体，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见才能有所悟，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以下是对《好好告别》一书中部分章节内容的整合，主要谈及了凯特琳对现代尸体防腐技术的质疑与思考。

《好好告别》，作者：（美）凯特琳·道蒂，译者：崔倩倩，版本：大鱼读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6月。

作者丨凯特琳·道蒂

整合丨杨司奇

必须埋葬尸体，并非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文化的产物

很久很久以前，巴西西部的原始丛林里生活着瓦里人。他们与世隔绝，从未与西方文明有过接触。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政府和一群福音派传教士不请自来，两拨人都企图和瓦里部落建立关系。这群外来者携带着各式各样的疾病，瓦里人的免疫系统完全招架不住。

不到几年的时间，每5个瓦里人中就有3个染病死去。部落里的幸存者变得极其依赖巴西政府，因为后者提供专治西式疾病的西式药剂。为了得到医疗、食物和政府救济，瓦里人不得不放弃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食人。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在标题极其直白的《论食人》一文中写道：“人人都把与自己不同的做法称为野蛮。”我们确实觉得食人是野蛮的行为，而且我们的确没有这种习俗，只有反社会狂人和野蛮人才会吃人肉，比如猎头人和汉尼拔·莱科特。

我们之所以坚信食人是精神错乱和冷酷无情之人的勾当，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意义之网”。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被自己身处的特定文化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例如处理丧事的方式、构成恰当和体面的标准等。

在食人的问题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我们自以为思想开放，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已经被固有的文化传统禁锢住了。这就像你打算穿过一片树林，树和树之间却结满了蜘蛛网，你隐约能够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但没走多远就被蜘蛛网缠住，脸上、嘴里粘得到处都是。因为这些“意义之网”，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瓦里人的习俗。

瓦里人其实是将食人作为一种丧葬礼仪。如果部落里有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就绝不会没人管。死者的家人一边摇晃着尸体，一边用平稳、高亢的嗓音吟唱。喊叫声和哀号声向族里的其他人宣告有丧事发生，不一会儿每个人都加入到吟唱的行列，死者在邻村的亲戚们听闻后也立刻赶来。

死者的家人先要做食人前的准备工作。他们走遍整个村子，挨家挨户拆下一根木头房梁，屋顶随即变得摇摇欲坠。人类学家贝丝·考克林认为，摇摇欲坠的屋顶意在提醒人们，死亡撼动了整个村落的安宁。他们把从各家取下的横梁绑在一起，用羽毛予以装饰，一副焚烧架便制作完成。最后，死者的家人抬出尸体放在架子上焚烧。村里的女人们还准备了玉米面包，做佐餐之用。

瓦里人不觉得食人有任何不妥。他们对动物和肉的理解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动物既不从属于人类，也不比人类低级。每一天，人类和动物都在进行猎人和猎物角色的转换。美洲虎、猴子和貘很可能把自己当作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当作野兽。瓦里人尊重他们吃下的一切生灵。

此外，只有和死者血脉不是很近的人，才能食用处理后的人肉，比如姻亲、远房表亲、部落成员等，统称为死者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报复心强的嗜血狂魔，也不是变态——这些是人们常说的食人动机。事实上，由于亚马孙雨林温暖潮湿的气候，尸体在屋外放置几天之后，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腐烂。强迫自己吃掉一具腐烂尸体，只是意味着他们对死者及其家人最深切的哀悼。

食人与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获取死者的能量无关。食人是为了毁灭肉体。把尸体整个埋在土里，瓦里人光是想想就觉得害怕。只有被吃掉，尸体才算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对死者家人和部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死者生前的痕迹也要被处理掉，不然整个部落就算不上完整。处理完遗体之后，死者的所有财产都要销毁，包括他生前种的庄稼和建造的房屋，必须统统烧掉。死者的家属可谓失去了一切，这时他们的亲戚和部落里的族人就要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们确实得到了应有的照料，死者的丧事加固了族人间的信任。

20世纪60年代，巴西政府强令瓦里人放弃食人，改用土葬。让自己故去的族人躺在地里腐烂，无疑与瓦里人的信仰和习俗相左。只要肉体还在，生者就会一直被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想忘掉都难。

如果我们生在瓦里人的部落，被我们贬为“野蛮行径”的食人是悠久的传统，我们会认真地举行这个仪式。要是在北美洲，我们会先进行防腐，即长时间地保存尸体，然后把尸体放进棺材埋入地下。对于瓦里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无礼，而且陌生。都说西式葬礼意味着真理和尊严，但这种真理和尊严不过是我们自身文化的产物。

巴西女画家Tarsila do Amaral的画作《食人》（Abaporu）

一定要对尸体进行防腐吗？

北美殡葬行业声称，现代防腐技术传承自几千年前古埃及的防腐艺术，可谓师从最资深的尸体保存专家，以至于现在的丧葬承办人都是一副继承了古代文明的架势。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说法漏洞太多。防腐师可以宣称自己的手艺源于古埃及人，但是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才开始运用防腐技术，图坦卡蒙（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的时代和19世纪初的美国之间分明差了一条银河。

古埃及人用的技法和你家当地殡仪馆使用的技术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大约 2500 年前，埃及贵族的尸体都会经过精心细致的处理，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你家附近的殡仪馆，从头到尾只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一具尸体。换句话说，如果防腐师傅肯在你身上花上三四个钟头，你这辈子算是值了。

几年来，大型殡葬企业不停收购地方“老字号”殡仪馆，一方面打着“老字号”招牌拉拢人心，一方面哄抬服务价格，垄断防腐设备。这样一来，尸体处理几乎成了流水线操作，防腐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加工好一具完整的尸体。

古埃及人认为，为尸体防腐是一种宗教行为，每一个步骤都意义非凡——不管是用长长的铁钩伸进鼻腔把大脑捣碎，把内脏放进带有兽首形瓶塞的卡诺匹斯罐（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用来保存内脏以供来世使用的器具），还是将尸体置于碱盐中40多天，直到水分全部被吸干。

北美洲的防腐师没有大脑搅拌钩和内脏存储罐等装备，他们只会在尸体身上打洞，排干血液和其他液体，然后注入烈性防腐剂。最关键的是，现代防腐技术的诞生和信仰毫无关联，完全是市场和消费主义作用下的产物。

用化学制剂给尸体防腐的方法诞生在内战爆发之后，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人还从未享受过克里夫（书中人物，逝者）的待遇。那时的人们都自己动手，在家处理亲人的尸体。

死者通常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在床上一命呜呼。与死者关系最近的家属负责清理和包裹尸体，然后把尸体安放于客厅，连续几个晚上在旁守灵——“守灵”一词源于古英语，意思是“守望”，不是人们通常说的“守护灵魂”，好像尸体会突然复活似的。

为了防止尸体在家中腐烂，人们想出了不少新奇的点子，例如用醋浸泡裹尸布、在尸体下方铺满冰块等，都是19世纪发明出来的。守灵期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带着一种送别死者离开的意味。

守灵那几天，死者亲属还要制作一副木质棺材，有时得委托当地木匠完成。棺材为六边形，底端比上端狭窄，表明是专门用来装死人的。和以前不同，现在流行两端一样宽的矩形设计，连称呼都从“棺材”变成了“灵柩”。守灵于几天之后结束，家属把尸体放入棺材，扛到附近的墓地埋掉。

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巴尔的摩、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化大城市已经发达到将殡葬作为一项产业。与农场和小镇不同，大城市分工明确，殡葬承办人成为一门职业，虽然工作不外乎贩卖葬礼用品和装饰，比如制作棺材，出租灵车和葬礼马车，兜售丧服和珠宝等。他们同时也从事其他生意赚点儿外快。所以你会发现200年前的广告特别搞笑：“约翰·詹森——葬礼承办人，其他业务包括拔牙、点灯、造房、打铁、做家具。”

之后，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内战——爆发了。1862年9月1日发生的安提塔姆战役，被“誉”为内战中（也是美国历史上）日伤亡最大的战役，共有2.3万人死在战场。他们鼓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旁边躺着死状同样凄惨的马和驴子。4天后，宾夕法尼亚第137 团到达现场，团长不得不要求上级同意他的士兵先喝酒再埋尸体，因为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这个任务才可能完成。

南北双方开战的4年间，许多家庭很难把儿子或丈夫的遗体从前线领回来，因此尸体一般由火车运回故土。然而，南方夏日的高温导致尸体严重腐烂，腐尸散发的气味远不止难闻那么简单。联邦军的军医记录道：“维克斯堡战役中，交战双方不得不短暂休战，因为没人受得了烈日下那股扑鼻的尸臭。”

可想而知，用火车将如此令人作呕的尸体运到几百英里开外，再爱国的列车长也不会受这份罪的。铁路公司开始拒绝运输死尸，除非是密封在铁棺材里的尸体——但是铁棺材造价昂贵，大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

电影《天上再见》剧照。电影涉及到一战后有人利用尸体大发国难财的历史。

有些人立即嗅到了商机。如果死者家人同意支付费用，他们就用一种名为“防腐”的新技术保存尸体，并可在战场上当即操作。哪里爆发了战役，他们就跟到哪儿，可谓美国最早一批发灾难财的人。面对激烈的竞争，据说他们经常放火烧掉同行的帐篷，还在当地报纸上登广告：“经我们防腐处理的尸体，永远不会变黑！”为了让客户信服防腐师会处理一具无名死尸，然后将防腐后的成品摆在外面示众，以此证明自己技术超群。

战场防腐师的设备异常简陋，一块木板架在两个木桶上就是操作台。防腐师往新鲜尸体的颈动脉中注入化学药水，成分包括“砷化物、氯化锌、二氯化汞、铝盐、铅糖，以及盐、碱、酸混合物”。托马斯·霍尔姆斯医生声称，内战期间，他一个人用上述配方为4000具士兵遗体做了防腐处理，每具收费100美元。殡葬业至今有人把他奉为“防腐之神”。承担不起昂贵化学配方的家庭，只好选择更实惠的方法，也就是取出尸体内脏后，用木屑填充空空如也的体腔。污损尸体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项重罪，但是一想到能与所爱之人重逢，宗教理想可以先放一放。

内战时期给尸体防腐是有原因的。家属需要死去亲人的尸体完成仪式，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即便现在的尸体不需要远程运输，防腐也很有必要。就像布鲁斯说的：“防腐对你来说有用吗？没有，但如果你要他辗转于殡馆、教堂等好些地方，折腾得跟《伯尼家的周末》似的，你最好给他做做防腐。”这么说的话，克里夫其实用不着，因为明天他就要葬在萨克拉门托军人公墓了。

防腐说起来简单，但收益可不简单。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每具尸体都要进行防腐处理，但防腐是北美殡葬业的首要业务程序，而殡葬业在北美已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是因为防腐处理，整个行业150多年来才一直兴旺不衰。如果没有发明防腐，殡葬人说不定还在一边卖棺材，一边给人拔牙呢。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推崇防腐，以至于把阿基诺伯伯装点得不伦不类，像个道具似的躺在棺材里？我们为何理所应当地认为防腐属于标准程序，而没有询问有关部门是否需要给克里夫做防腐处理？19 世纪末，殡葬人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性需要由尸体呈现。尸体有可能而且也确实成了一种产品。

在殡葬业发展的早期，人们之所以觉得傻瓜都能当殡葬人，是因为这一行没有什么国家统一资格认证或标准。所谓的“专家”从一个镇子来到另一个镇子，教授为期3天的防腐课，课程通常以“专家”推销自己代言的防腐剂告终。

但短短几十年间，防腐师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掉小商贩的嘴脸。防腐剂生产商将防腐师塑造成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技术人才——既关注公共卫生，还懂得审美，经过他们处理的尸体漂亮得可供人欣赏。他们大肆宣传这种形象，仿佛科学和艺术终于在这个领域完美地合二为一。类似的广告铺天盖地，刊登在诸如《裹尸布》《西方殡葬师》《光明》等业内刊物上。

掌握了防腐技术的新派殡葬师开始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的技能可以保护公众远离疾病的侵害，他们的美学可以给死者家属留下“最美的回忆”。是的，他们靠死人发财，但医生不是也一样吗？难道防腐师就该白白干活儿吗？当然，在没有防腐师的情况下，几百年前的人也能在家把尸体处理得妥妥的——这个暂且不谈。防腐技术像个神奇秘方，要是没有它，再专业的人也称不上专业。

每一种文化都有处理遗体的独特手段，不仅令外行人吃惊不已，也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之网”有所挑战——瓦里人烧烤自己的族人，我们用针管捅别人的内脏，但是瓦里人的所作所为与布鲁斯（书中人物，作者的同事）对克里夫的做法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瓦里人的信仰要求肉身必须彻底消失，而我们北美人给死者防腐，但并不信奉防腐本身。防腐不是一种仪式，不能给我们带来内心平和，但能让我们挣900美元。

日本电影《入殓师》剧照

传统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

格兰代尔在洛杉矶北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拥有全美最多的亚美尼亚人口、“31种美国口味冰激凌”的故乡、世界上最知名墓园“森林草坪”的所在地。“森林草坪”不只是个公墓，而且还是一座“纪念公园”，宽广起伏的丘陵上没有一块竖碑，不少好莱坞明星都长眠于此。

“森林草坪”公墓建立于1906年。1917年，一位名叫休伯特·伊顿的商人担任新一任总经理。此人对单调乏味的欧式葬礼恨之入骨，立志打造一个新颖、乐观的美式“纪念公园”，彻底向老派墓园宣战。伊顿用刻着有关死者信息的石板，取代了立式墓碑，因为“穿行在墓碑中间实属扫兴”。他把“森林草坪”变成艺术的乐园，竖立起无数座大理石雕像，并称其为“不说话的墓地推销员”。

伊顿是第一个倡导乐观主义的墓园老板，以“消除一切悲伤”为己任。“森林草坪”引发了一股美化死亡的风潮，备受全美殡葬业欢迎。死亡成了“与生者的告别”，尸体被称为“逝去的挚爱”“遗体”或“某某先生”，而这位“挚爱”经过防腐和化妆等悉心的照料后，就要独自一人“沉眠”在华丽的哀悼室里，等待入土。

1959年的一期《时代周刊》称“森林草坪”公墓为“迪士尼死亡乐园”，还称伊顿每天早上都领着员工祷告，提醒他们“推销的是不朽”。当然，并不是谁都能买到不朽。我们从文章里得知，他们遗憾地拒绝了黑人和中国人的购买意愿。

激进的死亡唯美主义理念令“森林草坪”公墓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美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大肆嘲讽。沃在《亲者》书中写道，伊顿麾下的防腐师团队把每一具送至“森林草坪”的尸体“泡入防腐剂里腌，浓妆艳抹似妖娼，肤色暗红不会烂，能存大约100年”。

由于“森林草坪”公墓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成为殡葬业的辉煌时代。美国内战后的90年里，殡葬人设法改变了公众对这份职业的看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靠给人做棺材增加额外收入，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化学技术一流的高级人才，打着“改善公共卫生”的旗号给尸体防腐，把光鲜亮丽的防腐成果展示给潜在客户。战后经济繁荣，人们出手阔绰，有实力和别人攀比葬礼的奢华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全美的火化率低得令人咋舌，只有3%到4%，如果死者家属认为，一个由凯迪拉克式窄型棺材、华丽的花艺和防腐后的尸体打造的精致葬礼让他们看起来特有面子，那还要火化做什么呢？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枕在柔软的垫子上，身穿薄料做成的寿衣，头上顶着蓬松的发型，以艺术品之姿入土为安。这种庸俗的品位无疑迎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审美，就像宗教学教授、美国殡葬业学者斯蒂芬·普罗特劳说的，“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花里胡哨的年代”。

这股“花里胡哨”的风潮没有持续太久。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者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殡仪馆虚高的价格坑惨了。在公众看来，殡仪馆不再是庄严与正派的代表，殡葬人变成了一群无耻之徒，靠丧事大发横财，占透了死者家属的便宜。美国社会掀起一场反对殡葬业现状的运动，领军人物当属一位名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的女人。

1963年，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名叫《美国式死亡》的书，对殡葬承办人大加抨击。作为一名信心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米特福德相信殡葬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跟美国公众玩了一个巨大、残忍、昂贵的恶作剧”。《美国式死亡》一跃成为畅销书，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数周。此书反响极其热烈，米特福德收到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人全都认为自己是殡葬业的受害者。她发现基督教神职人员成了自己最坚定的盟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奢靡豪华的葬礼属于“异教徒行为”。

为了抗议“森林草坪”公墓和其同类推行的价值观，米特福德宣布自己死后不会举办传统的豪华葬礼，而是选择经济实惠的火葬。1963年可谓火葬之年。这一年，《美国式死亡》一书出版，教皇保罗六世推翻了天主教徒不得使用火葬的禁令，两者联手将美国推向了火葬的潮流。《美国式死亡》刚推出时，大多数美国人还是选择把防腐后的尸体土葬。但在此书出版的数年内，火化率逐年增高。社会学家认为，未来10年内，全美大约一半人口会选择火葬。

米特福德于1996年去世，她的丈夫帮她实现了遗愿，将她的遗体直接火化——没有乱七八糟的装饰，没有仪式，没有家人到场，只花了475美元。她的骨灰装在一次性塑料骨灰盒里。正像米特福德说的，直接火化确实是一个明智、实惠的选择。殡葬业的老家伙们把直接火化叫“烧烤乐”或者“快速处理”。他们痛恨米特福德做的一切，她的死终于给了他们取笑她的机会。

我和米特福德一样，不认同以前过分讲究排场的传统葬礼，也不觉得永久性防腐有什么必要，虽然布鲁斯公开表明自己是防腐艺术的铁杆拥护者。米特福德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果敢，她揭开了防腐技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秘密”，告诉世人一般每一具尸体都“要在短时间内喷洗、切片、穿孔、浸泡、固定、理发、剃须、上蜡、化妆、点缀、穿衣——从一具普通的尸体变为‘美丽的记忆’”。

但是，随着我在西风（美国的一家火葬场，作者工作6年的地方）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不赞同米特福德的看法。我感觉自己好像背叛了她，毕竟在倡导可替代性葬礼方面，她是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是为消费者谋权益的改革者。只是，如果尸体防腐和豪华葬礼糟糕透顶，那她所谓的廉价、简单的葬礼就一定好吗？

我发现基于快速处理的殡葬文化有些令人不安。虽然西风还提供防腐和土葬服务，但是大部分业务来自快速处理，即费用不超过1000美元的火化。火葬预约和在线服务联手米特福德，坚决要把殡葬人赶出殡葬业。

我有一本1998年再版的《美国式死亡》，封面上的米特福德坐在一座地上陵墓的过道里。她穿着一身舒适的套装，手拿一个配套的拎包，一脸不荀言笑，活像真人秀《超级保姆》里那个严肃女人的中年版。

American Way of Death

米特福德的英伦气质在其笔下凸显得淋漓尽致。她以自己故乡的传统为荣，所谓“传统”指的就是尽可能减少与尸体的接触。在美国和加拿大，瞻仰防腐后的尸体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习俗，但是英国人（至少米特福德和她的上流社会友人）根本不允许尸体出现。很难说两种做法哪个更糟。

英国人类学家乔弗里·戈尔把英国当代殡葬习俗和色情文化做了比较。维多利亚时代将性和性欲视作文化禁忌，当代世界把死亡和临终当作忌讳的话题：“我们的曾曾祖父还是孩子时，家长告诉他们婴儿都是从醋栗丛或者垃圾堆里捡来的，而我们则很有可能跟孩子说，那些死去的人有的变成了花，有的躺在美丽的花园中休息。”

戈尔指出，由疾病和衰老造成的“自然死亡”在20世纪逐渐被“暴力死亡”取代——战争、集中营、车祸、核武器。如果说美式乐观主义掀起了用化妆品和化学试剂美化尸体的风潮，那么英式悲观主义则彻底把尸体和丧葬仪式从文明社会中抹去。

《美国式死亡》的前言里，有两处内容令我颇为震惊。首先，米特福德声明此书“不会涉及古怪的印第安丧葬习俗，尽管有些部落仍然沿用至今”。顺便说一句，这些习俗离古怪还差得远呢。美洲原住民的葬礼方式极为丰富，例如达科他州的苏族人搭起一座6到8英尺高的木质平台把尸体放在上面让其自然腐烂，并举行繁复的仪式悼念死者。其次，米特福德否认殡葬业之所以畸形发展，美国公众也负有一定责任。她自信地写道：“根据现有的证据，我没法怪罪大众。”

与米特福德不同，我认为公众的确有错。对此，我确信不疑。

凯特琳·道蒂

《美国式死亡》向读者保证，没有比痛恨死亡再正常不过的了：你当然希望越早完事越好，没人愿意在殡仪馆逗留；你当然不会四处打听哪个殡葬人“口碑最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变态；你当然不知道殡仪馆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营。米特福德用抚慰性的口吻，告诉我们否定死亡不仅合理，而且本应如此。

米特福德对殡葬人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是一群商人。但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殡仪馆是民营企业，是要赚钱的。说起销售指标和额外任务，殡葬企业的员工不愁没苦水可倒。

毫无疑问，美国殡葬业需要改变，但米特福德给出的意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她点亮了希望的火柴，却向身后一扔，自己拍拍屁股走了。一大批信徒追随着她的脚步，愤怒地要求殡葬业提供廉价的葬礼服务。

在《美国式死亡》一书中，杰西卡·米特福德力图改善的并不是我们和死亡的关系，而是我们和价格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殡葬业愚弄了大众，靠的不是高价，而是死亡。殡葬业剥夺了我们和死亡的真实互动，让我们失去了面对自身死亡的机会，虽然米特福德出于好意，但是直接火化只能让情况更糟。

美剧《六尺之下》第五季剧照

我们多么惧怕自己的腐烂

人们误以为“土葬”就是直接把尸体埋进土里，直接为僵尸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迈克尔·杰克逊那首《战栗》的音乐录影带上，土里伸出一只腐烂的手，接着整个死尸从坟中一跃而出。这种土葬方式确实有过，但发达世界已经不流行这么做了。

如今，尸体首先经过防腐处理，入棺材中封好，然后置于混凝土或金属材质的地下墓穴，尸体被不同的人造物层层包裹起来，完全与地面上的世界隔离开来。最后再在坟上立一块石碑，好似点缀在圣代冰激凌上的樱桃，拒绝承认死亡的存在。

没有法律规定必须使用墓穴和棺材，墓园自己定的规矩而已。墓穴的作用在于把尸体和土壤隔开，美化地面景观时可以更统一、更节约成本。作为一项增值服务，墓穴还能靠个性化设计提高价格。人造大理石？青铜？家属朋友们，请随意挑选。

作家兼环保主义者爱德华阿比去世后，他的朋友们不忍将其安葬在传统墓园，于是把他的尸体偷出来装入睡袋后塞进卡车后备厢，一路驶向亚利桑那州的卡贝萨·普里埃塔沙漠。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开了许久，一直到公路尽头才停车，就地给阿比的尸体挖了个坑。他们在路旁的石头上刻下阿比的名字，还往坟上浇威士忌。这种悼念方式非常契合阿比的理念，他一生都在警告人们，远离自然必将带来危害。他说过：“如果我的尸体能够滋养杜松树的树根，能够强壮秃鹫的羽翼，这足以成为我的不朽，其他任何人也应如此。”

凭借自然的力量，人类的尸体在土地里腐烂、分解、断裂，最后融入大地母亲的深处，回归尘土。我们却用防腐技术和厚重的棺材中断了这个过程，绝望地想要阻止这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多么惧怕自己腐烂。殡葬业打着让尸体看起来“自然”的名义，大肆推销棺材和防腐技术。这种死亡习俗，其自然程度不亚于训练棕熊或大象等大型动物穿着小外套跳舞，以及在环境恶劣的美国沙漠建起仿造的埃菲尔铁塔与威尼斯运河。

对人体腐败的厌恶并非贯穿于西方文化。事实上，我们和腐烂一度有过甚是亲密的关系。在基督教早期阶段，基督教还是一个艰难求生的小型犹太教派。信奉新救世主的人们面临严酷的迫害，有时还会因自己的信仰而送命。这些殉道者的下场着实可怕，砍头、石刑、剥皮、绞刑、十字架刑，有的被丢进滚烫的油锅，有的被送去喂了狮子等等。他们得到的报答就是直接升入天堂，没有炼狱，没有审判日，直达上帝的国度。

到了中世纪，这些殉道者兼圣徒成了明星。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殉道者的尸体立刻成为热门景点。如果你的教堂有一具知名圣徒的遗体——哪怕只有一颗心脏、一块骨头或一小瓶鲜血——崇拜者都会蜂拥而至。人们相信圣徒的灵魂徘徊在遗体周围，赐予前来致敬的信徒以奇迹和圣洁。

随着基督教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教徒要求把自己埋在教堂里面或四周，只为一沾圣徒的“仙气”。这种土葬方式在帝国内迅速蔓延，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到现在的英国和法国，整个城镇都是围绕这些教堂和尸体建立的。

教堂忙着供应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当然是为了挣钱。富得流油的权贵之人大都选择离圣徒最近的位置。但凡有个能装下人的大坑，里面就肯定有一具尸体。毫不夸张地说，教堂里到处都埋着死人。半圆形后殿的附近和入口处的门厅是最佳位置。除此以外，其他位置均免费提供：楼梯地板下面、屋顶上或屋槍下，甚至砌进墙里。你去祷告的时候，教堂墙里的尸体说不定比教区居民的数量还多。

由于没有制冷设备，教堂在炎热的夏季里肯定臭气熏天地超乎想象。意大利医学家伯纳迪诺·拉马齐尼曾抱怨道：“教堂里埋了太多的人，尸体经常暴露在外，这可恶的味道定是来自他们。不管教堂点燃了多少熏香、没药和其他香料以驱散恶臭，这股瘴气显然对活人极其有害。”

如果你没钱没势，不能在教堂里得到一块安息之地，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后院。有的尸坑约30英尺深，埋了1500具尸体。这个习俗完全颠覆了中世纪前期罗马人和犹太人的信仰，他们认为死尸是不洁净的，应埋在远离城镇的郊区。教堂后院在中世纪时期演变为墓地，墓地因此不再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是成为城镇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交和经商的核心地带。

商贩向来往的人们兜售啤酒和葡萄酒，建起公共火炉制作新鲜面包。年轻的情侣们在暮色中漫步，还有人向聚集的人群演讲。1231年，鲁昂委员会禁止公众在墓地和教堂跳舞，违反者一律逐出教会。看来人们没少找乐子，不然怎么能出台如此严格的禁令呢？就这样，生者和亡者和谐地生活在墓地里。

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在其精彩绝伦的著作《死亡面前的人类》中，全面研究了1000年来西方的死亡文化。他声称：“从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亡者不再带来任何恐惧。”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就算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惧怕死亡，他们也能想办法克服，因为与圣徒相伴所得到的荣耀相比，死人不体面的模样和味道已经不重要了。

人体腐败不过是死亡的又一个真相，通过必要的视觉（和嗅觉）感官提醒我们，肉体很脆弱，在宇宙中转瞬即逝。保持这样的警觉是有益的，而且亲眼所见人体腐败的模样，也会带来非凡的启发。自古以来，佛教僧人就通过观想腐尸，以达到远离肉欲、永久抑制自己欲望的目的。冥想的内容主要是尸体在不同腐烂阶段的不同相貌：膨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噉相，散相，骨相，烧相。

除了内在的冥想，僧人也会前往乱坟岗观想真正的腐尸。没有比长期直面腐尸更能消除对死尸的恐惧了。如果腐尸彻底从文化中消失（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我们又需要这些腐尸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是的，我们需要），那么完全摆脱了腐尸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须假设：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一个否定死亡的文化。

否定死亡的形式有很多种。我们痴迷于永葆青春，着了魔似的购买护肤品，把化学成分往脸上涂，还尝试排毒养生法，因为商家不停告诉我们自然衰老是多么可怕。用来制造抗衰老产品的投入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殊不知每年约有31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饥饿。我们的科技和建筑也在加深这一否定，不断制造假象：比起马路上撞死的动物，我们和线条流畅的苹果电脑更有共同点。

要想打破这一循环，避免使用防腐技术、棺材、厚实的墓穴，就要选择绿色或自然土葬。现在只有几家墓园提供这种服务，但随着社会需求的日渐增长，这种方式愈发流行。除去偷尸体和沙漠大逃亡这两个环节，爱德华·阿比的遗体就是典型的自然土葬。遗体用可降解的裹尸布包好理入土中，坟前摆上一块石头做标记。遗体快速腐烂把原子重新释放回宇宙，创造新的生命自然土葬不仅是目前最环保的做法，而且能减轻人们对腐败的恐惧，降低失控的风险，可谓一举两得。选择自然殡葬意味着向他人宣布：“我知道，自己由无数的有机物组合而成，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要庆祝一番。腐烂万岁！”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整合自《好好告别》一书中不同章节，较原文内容有所改动。

作者：凯特琳·道蒂；整合：杨司奇

编辑：张进；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