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山廖海军冤案何以能够启动追责？

　　有些看似不起眼的新闻，背后往往包含着某种历史进程。七月份以来，唐山市纪委监委先后宣布，对公安系统的几名领导干部进行审查调查，他们是唐山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政委卢广杰、唐山迁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张宝祥、以及迁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教导员张护。这些人级别并不高，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据财新网报道，他们都牵扯进了19年前的一桩冤案。

　　1999年，唐山市迁西县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两名9岁的女童被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并被沉尸井底。案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唐山市有关领导批示，集中市县两级优势警力尽快破案。很快，同村的一名年轻人廖海军和他的父母就被抓获归案。但这个案子办得很不顺利，因为作案动机、作案工具、作案时间和血迹鉴定结论都疑点重重，检察院多次将案子退回，并直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不知道何种力量干预，一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冤案，最后还是铸成了。好在法院还不算糊涂、留了点余地，只给廖海军判了个无期。他的父母则因为包庇罪被判刑五年。

　　冤案是怎么铸成的呢？办案机关的刑讯逼供，可能是罪魁祸首。廖海军在控告书中，讲述他们一家三口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办案人员的殴打，他的继父廖友最惨。办案的刑警大队长张宝祥是廖友的同学，但下起手来却最狠。廖友生前回忆，他一被抓进去，二话不说就被打到昏死，凉水泼醒之后，“他们用皮鞋后跟踩在我的脸上，使劲地搓，把牙搓掉了，叫我吞肚子里了”。廖友后来被送到两家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但出狱之后很快郁郁而终。

　　迁西县和唐山市两级检察机关一开始显然是打算拒绝起诉的，但很可能承受了特殊的压力，拖了几年，还是不得不违心办案。在定罪的那次审判中，迁西县检察院还出具说明，称“随卷物证已丢失”。案子办到这个份上，法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照单全收。

　　每个冤案的平反，背后好像都有一个特别坚强的母亲。廖海军的母亲黄玉秀出狱之后，背着馒头和铺盖、开始了不懈的奔走，最终引起了媒体和法律界人士的注意。我的一位同事辰光，最早参与了此案的报道，他也是唯一采访过廖友的记者。在案发十年之后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此案，河北省高院随后裁定重审。从时间节点上看，最高法做出这个决定相当不容易，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案子可能实在经不起推敲。后来又拖了漫长的九年，廖海军和他的父母最终被宣判无罪。这时候，廖海军的父母都已不在人间，他只好在唐山市中院门前，冲着父母的遗像磕了几个头。

　　十八大之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冤案先后被平反，昭示了司法系统纠错的决心。翻阅这些案子的材料，很多时候都会感到痛心疾首，偶尔也会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感到欣慰。但最深的感受是，纠错比触动灵魂更难。冤案的形成，都有相似的时代背景，都有套路化的操作模式，都有外力的干预和职业操守的失守，也不同程度暴露出司法体制的弊端。从这个角度看，每一起冤案似乎都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共业”。就像雪崩时，没有哪一朵雪花需要自责一样，当案情大白时，好像也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由此形成了两种现象：一是冤案的平反往往需要费尽移山心力，廖海军的案件如此，聂树斌的案件同样如此；二是冤案的问责也很复杂困难，案发和审判的时间久远，责任趋于分散，好像没有人需要为过去付出代价。从公开的材料看，在业已平反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似乎只有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追责。虽然呼格案的主办人冯志明是因为其它问题被查办，但呼格案无疑是最重要的引子。

　　廖海军的案子被追责，有一定的客观因素，比如其继父廖友的两次入院记录，足以证明他受到了刑讯逼供。他当年的证词，也在去年的庭审中被视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但是，我们更乐于把问责视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个案公正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大的背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之后，惩治司法腐败和执法不公的力度不断加大，以往看似无法克服的阻力得以被排除，这才是决定性因素。

　　廖海军案启动问责之后，我的两个朋友，北大一位法学教授和一位前资深调查记者，不约而同地在朋友圈点赞。这样的进步，理应为更多的人看见。

　　（文/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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