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见识丨帝国已逝，与时代相悖的殖民遗产应坚决摒弃

　　1990年3月21日零点，当崭新的纳米比亚国旗在温得和克体育场冉冉升起，非洲大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正式独立。这也宣告着笼罩在亚非拉世界头顶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正式瓦解。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在长达近500年的时间中，广袤的亚非拉大陆彻底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乐土”。在巅峰时期，世界一半以上的面积与人口都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当一个个老牌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殖民地人民也终于获得了渴求已久的和平，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是直到今天，包括我国香港在内的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痕迹依然依稀可见，长期的殖民统治给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制度遗产

　　在众多殖民遗产中，殖民者的制度遗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根据制度经济学鼻祖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在殖民体系即将瓦解的历史时刻，殖民者往往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保障宗主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日后发展中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打下这枚制度的“楔子”。

　　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还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即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

　　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全面攫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制度体系。

　　经过长期的发展，这套制度安排已经深深嵌刻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理。即使在后殖民时代，这种制度安排往往还会深深地影响与塑造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双重使命”

　　对于殖民者的制度遗产，我们不妨借用马克思的“殖民者双重使命论”来进行理解。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是双重使命。一方面是破坏性的使命，要打破印度原有的亚洲式社会。而另一方面则是建设性的使命，即要完成在印度建立西方式社会的任务。

　　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塑造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利益的。但是，在此过程中，殖民者也在客观上将一部分具有进步意义的理念与架构带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

　　在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继承的殖民者制度遗产中也客观上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部分。积极的制度遗产与世界发展潮流相符合，与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实际情况相适应，能够促进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更好地进行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人民的广泛福祉。

　　而另一方面，消极的制度遗产则源于殖民者维护本国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既得利益的初衷，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会严重阻碍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摒弃“垃圾”

　　对于制度遗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可以在充分扬弃的基础上区别对待。而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发展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量亚洲国家曾经长期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独立之后保留了大量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相关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滞后、边界冲突频发等问题。

　　亚洲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发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殖民者制度遗产对于本地区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坚决摒弃消极的制度遗产。根据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本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殖民者遗留的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清除制度遗产中的消极部分，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战后印尼就已经获得了独立，但是印尼的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的“原貌”，这严重侵犯了广大印尼农民的切身利益，并严重阻碍印尼经济社会的独立发展。为此，1960年，印尼颁布《土地基本法令》，彻底废止殖民土地制度，建立起新的符合印尼民族利益的新土地制度。

　　而另一方面，大量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发现，殖民者遗留的制度遗产在凝聚国家共识，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方面有着很大弊端，难以实现本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因此，大量非洲国家对殖民者的制度遗产进行了摒弃，转而去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如埃及在获得民族独立后，仍受到前宗主国英国的全面控制，苏伊士运河区也仍在英国的军事控制之下。为此，1956年，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虽然此举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军事干预，但最终埃及人民经过奋勇斗争，最终迫使英国同意停火并撤军，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帝国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国家殖民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在殖民者留下的复杂的制度遗产中，虽然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但我们更应该充分结合时代特征与实际情况，加以修正与革新。而对于那些与时代相悖，与规律相左，与实际相离的制度遗产，则应该坚决摒弃，将其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责任编辑：张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