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速度远超印度：涉5亿人运动奠定崛起基础|全民扫盲

　　原标题：凭啥中国能远超印度？一场牵涉5亿人的运动奠定崛起的基础

　　来源：瞭望智库

　　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凭啥中国的发展速度能远超印度？

　　有一个网友的答案获赞颇高：

　　1949年，中国的起跑线非常低。彼时，中国的各项指标，不论是人文还是经济都相对较低，甚至低于撒哈拉到南非之间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时印度的铁路是中国的三倍；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人长5、6岁；印度的主要工业产出，比如钢铁、化肥、煤炭、水泥、电力等，都远超中国。

　　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是什么让中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呢？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一直为之奋斗而印度忽视的一件事——全民扫盲运动。

　　相较于新中国在经济上的跳跃式发展，“扫盲”可谓一场知识文化领域的“脱贫”，所带来的功绩同样卓绝。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其中80%是文盲。而从1949年到1969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掉1亿文盲；而到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6.72%。这堪称人类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

　　扫盲运动有多重要？新中国扫盲的巨大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今天库叔就来讲一讲。

　　八成文盲，如何富强？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处理历经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内外战争形成的“烂摊子”，可谓百废待兴。

　　要发展经济、富强国力，最关键的是靠人。然而新中国面对的残酷现实是：

　　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文盲，文盲率高达80%；而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超过95%；同时，全国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20%，初中入学率更是只有6%。

　　“文盲”，其具体所指有着多种说法，我国在统计中的“文盲半文盲”，是指15周岁及以上的不识字或识字不足1500个，不能阅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的人。

　　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图为当年山西省芮城县东岩村负责村里扫盲工作的干部赵鹏飞）

　　为了清逐这只挡在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与提高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

　　1950年，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当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专门研究扫盲工作，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会后，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当时，虽然学习文化的需求很迫切，但恢复工农业生产也同样重要，因此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图为1950年12月浙江杭县挟着课本去“冬学”的农村妇女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

　　不过，仅仅办起扫盲班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方法——如何教学才能让百姓尽快脱盲？

　　要知道，我国脱盲的标准为认识1500-2000个常用汉字并能够进行简单书写，这对于很多之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人来说，谈何容易？

　　“军用”妙招转“民用”

　　在1952年8月2日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的赛跑比赛现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起跑线上的选手们做出蹲踞式的姿势，却不是准备起跑，而是蹲着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原来，这场赛跑起跑的规则是：不是听发令枪声，而是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识字，那就真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的真实写照。

　　识字教育方法的突破，正是来自基层部队。

　　1948年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是当时解放军西南军区一名文化干事。彼时，人民军队的兵员多来自劳苦大众，其中不少没能得到受教育机会而成为文盲，祁建华的任务就是教他们识字。早在1949年1月，刚刚毕业的祁建华，就开始摸索识字教学方法。一开始，他采用的是当时各地通行的“三五教法”——即一天教三五个生字，这种教学法看似日积月累可以扎实推进，然而事实上由于只靠死记硬背，对于低起点甚至零起点的战士们来说，不仅没兴趣，不愿学，而且经常是“熊瞎子掰玉米”，记了又忘，实际的学习进展十分缓慢。

　　祁建华很快就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学习文化时的经验——注音字母，正是凭借着这个基础，祁建华通过查字典，“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更多的汉字。以自己的经验为灵感，祁建华首创了一种先教战士们注音字母，再教他们掌握拼音规律，然后集中教大数量的常用字并注音，带领战士们突击拼读认写的“速成识字法”。

　　祁建华是个实干家，他很快把这种思路付诸实践，运用到实际教学中。这一试，效果拔群！一天可以学习一两百个汉字，大约在15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内，就可以达成原本看着遥不可及的1500-2000个汉字识读的目标，实现脱盲。

（图为1952年8月部队在行军中后面的战士通过前面一人后背的注音字母学识字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酒香不怕巷子深，祁建华这套行之有效的“速成识字法”，很快引起了其所在部队领导的关注，并迅速传遍了整个西南军区；此后，这种教学法相继又在贵州军区、中南军区等许多军区试验推广，成效同样显著。“军用”的实践大获成功。

　　1951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了解情况后，通知祁建华进京汇报。当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亲自把祁建华介绍给大家，肯定了他发明速成识字法的功绩。

　　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短时间脱盲的事迹。次年4月23日，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推进扫盲运动。此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拍成教学影片供各地学习参考。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而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图为通过注音字母教授识字的祁建华）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

　　而具体落实扫盲的措施，全国可以说是妙招频出。前面提到的全军运动会赛跑比赛比拼识字起跑，正是这次扫盲运动高潮中“奇招”的一个代表。不仅是在军中，各地还办有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学习方式。

　　这次借助注音字母速成识字法推广的扫盲运动，成效十分显著。到1953年止，一年多时间内，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而且，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从“文盲”蜕变成了“扫盲教师”。

　　然而，夺目成绩的背后，隐忧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在部队中“所向披靡”的速成识字法，在转入“民用”时，“兼容性”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实践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其中最突出的，是“学员”学习效果的“参差不齐”。普通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农民，学员年龄差异巨大，从小娃娃到老翁老妪，学习能力天上地下，年轻的学得快，年龄大的不仅学得慢还容易忘，这与以青壮年官兵为主的部队环境显然不同。

　　地方上也缺少像部队那样丰富的识字教员资源。在部分地方试点时，尚可依靠物资、后勤的集中保障供应，收到不错的效果；但一普遍推广，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源供应就很难得到保障，使得效果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规定的脱盲目标，强行进行学习，有些学员在精神上吃不消，极端的甚至出现精神失常的严重事故。

　　成绩巨大，问题明显，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十几年“扫”掉上亿文盲

　　这些问题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注意。决策层首先调整了扫盲计划，新中国的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也随之消减下来。

　　但这不意味着扫盲运动的结束，反而是在为更高水平的扫盲蓄力，关键还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教学方法。

　　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将教学方法与广大农村实际情况科学结合的方案，正是源自于农村的实际经验。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高家柳沟村也建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是按公分进行分配的制度。但就是这个看起来无比简单的公分，难住了村民。

　　由于几乎全村都是文盲，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就因为这个记账的问题，村里的合作社差点要办不下去。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他们建议，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

　　[注：“高小毕业生”中的“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

　　而学习班的教学内容很有特色，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这种“干什么学什么”的方式，让高家柳沟村村民的进步很快，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先后参加学习班的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图为今年86岁的严汝香老人，当年，20岁的她就是高家柳沟村记工学习班的学员之一图源：中国青年网）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写成《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

　　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十分欣喜，当即在文上做了大量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赞赏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主张各级青年团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予以支持。

　　他对具体的实施计划也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扫盲教育分“两步走”，先学所在合作社记工关联的人名、地名等需要的二三百字，下一步再学习更普遍的文字和语汇；相应的教材编写，第一步也是要因地制宜，按各合作社、各地县的实际情况自己编，不要求统一，进阶的通用课本再由省（市、区）教育机关统一编写。

　　（图为当年毛泽东对《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批示手迹图源：中国青年网）

（图为当年高家柳沟村团支部编写的《乡土识字课本》图源：中国青年网）

　　由此，以“民间”成功经验为基础，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

　　从百姓身边最为实际的事物学起，“随手”就能学识字，边干边学，边学边用，学员进行扫盲学习的兴趣和效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图为1955年辽宁复县沙坨村扫盲班结合实物进行扫盲教学贾化民摄）

　　人民群众也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高家柳沟村先让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学识字脱盲的经验，也得到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在扫盲教育中，常常不是父母教孩子，反而是“儿子教老子”——很快识字的青少年，反过来教半辈子不识字的大人。

（图为1960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队的社员在小学生的帮助下在田间学习文化新华社记者武纯展摄）

　　这是针对旧社会累积下来的教育现实形成的特殊年代的产物，在人类文化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文化水平上“先富带动后富”，这为当时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教员资源极度短缺的问题找到了出口。

　　更加贴近民生的教学方法，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得这新一轮的扫盲运动高潮收效显著，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万人脱盲，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图为当年的“识字证书” 图源：沈阳日报报史馆）

　　从1949年至1969年，中国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累积经验，汲取教训，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方案计划，扫盲教学越来越成熟。

　　其中，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创制，对于扫盲、文化普及功不可没。新中国实际采用的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确定并公布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则于1958年颁布。

　　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推广，使得扫盲教育的效率大幅提高，也有效地应对了当时扫盲工作中学员频繁“复盲”的顽疾。可视作当年祁建华注音字母教学“进阶版”的拼音方案，成为后两次扫盲运动的核心，运用拼音，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同时，对于不少原本没有文字，或文字体系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汉语拼音也成为帮助其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关键，为这一扫盲的难点找到了出路。

　　新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四次扫盲运动，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间，1亿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扫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回顾当年的扫盲运动，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全国文盲的绝对数量仍然巨大。而剩余的文盲，扫除起来难度更大。运动式的扫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可以说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能够迅速扫除文盲，为共和国建设提供大量可用之才。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时代环境变迁，其复盲率较高、治标不治本的问题逐渐凸显。

　　同时，从世界到中国，“文盲”的界定标准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功能性扫盲”的概念开始在全世界传播，主张扫盲教育不仅同基本的一般知识相关，而且应该同职业训练、提高生产力、更积极地参与公民生活、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联系起来，从单纯的识字教育向更广泛的教育内容拓展。这一趋势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因此，旧有的扫盲方式已经逐渐难以为继，新的时期需要扫盲教育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超巨量文盲的根本原因，是历史的“欠账”——多数人口在学龄没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后自然成为文盲。因此，扫盲想要“治标”也“治本”，消灭文盲的源头，最终是要靠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扫盲运动火热开展的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建设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在改革开放后，义务基础教育的普及更走上了快车道。

　　1985年5月，党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中小学教育经费增加，办学条件得到改善。至2008年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与此同时，著名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完善了基础教育的覆盖范围。

（图为1991年4月由谢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中心学校拍摄的小学生苏明娟在认真听课的照片，这张著名的照片几乎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

　　义务教育机制的建立、发展和普及、完善，从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其实，实现这个目标并不轻松，虽然截至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据统计全国已累积扫除文盲近2亿，文盲率在1990年已降至15.88%，但当时全国的文盲总数仍有1.8亿之多，同期（1990年）全球文盲共计9.48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五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面对艰巨的任务，中国没有让人失望。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数量已降至8500万人，文盲率降至6.72%。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成为现实。而到2010年，我国文盲人口已进一步降至5465万，文盲率4.08%，中国如今也是全球会读写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对全世界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图为如今中国乡村小学的课堂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新中国实现全面扫盲的过程，也是建立完整现代教育体系的过程。

　　至今，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教育底子薄、整体落后的状况，教育面貌焕然一新。201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5%，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1.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48%，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以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扫盲进程，也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平权相伴相生。

　　在漫长的旧社会，妇女地位很低，受教育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妇女的文盲率在90%以上，女童入学率仅有20%。上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使全国1600万妇女脱盲；新中国成立后45年时间内，全国1.1亿妇女脱盲，女性文盲率到1993年降至30%。

　　而在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各地积极制定鼓励女童入学和在各级学校中实行男女入学机会均等的政策，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童入学率显著提升，1990年至2002年脱盲的5040万人中，62%是妇女，到2000年，中国妇女文盲率降至4.21%，成果较男性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