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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统派人士陈明忠病危:统一不是问题 遗憾看不到

台统派人士陈明忠病危:统一不是问题 遗憾看不到
2019年10月15日 10:03 中国台湾网

  原标题:台湾著名统派人士陈明忠病危:也许我看不到,但两岸统一不是问题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著名统派人士陈明忠近期传出病危。陈明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统一联盟”推动者之一,他过去曾积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目前亲朋好友都为他集气,希望陈明忠能渡过难关。

  陈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冈山,著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台湾“统左”阵营的代表性人物。在“戒严”时期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21年黑牢。他一生经历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党外民主运动,以毕生的实践、反省和思辨,探索民族和平统一的未来和人类全面解放的道路。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三联书店2016年4月版)一书,摘录了一篇访谈。在访谈中,陈明忠谈到了自己的国族认同与社会主义信仰,谈到了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访谈最后,他讲到:“我再讲两点。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

  此处,将该访谈摘录如下:

  被访问者:陈明忠

  访问者:吕正惠,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

  读中学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吕正惠:陈先生,回顾您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件事对您产生过很大的冲击,改变了您的思想,而且影响您后来整个人生的方向?

  陈明忠:当然有啦,那就是我在读高雄中学时,学校中的日本人对我蛮横的欺负与歧视。这些日本人常常莫名其妙地打我,后来我只好打回去,没想到我打赢时,他们就一群人围着我打,还说“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他们骂我“清国奴”,从此我才知道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反抗日本人。

  我为什么成为社会主义者

  吕正惠:这样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视,您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一点也不奇怪,但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陈明忠:在学校里,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有一些台湾人,也就是所谓的“皇民化”台湾人,见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可言,真令人厌恶。可见,强者对弱者的歧视也会造成弱者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儿子,当我回到家时,我们家的佃农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对人的歧视,不只限于民族之间,在一个社会里面,地位高的阶层也会歧视低阶层的人。民族主义只能解决民族对民族的歧视,不能解决阶级对阶级的歧视,如果要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非实现不可。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吕正惠:这样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要比民族主义优先?

  陈明忠:也不能这么说。自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对外侵略,被侵略者常常是整个民族沦为被奴隶的对象,这个时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说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义是很重要的。当然帝国主义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数人,以他们为工具,来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这些少数人,往往可能就是这个被侵略民族中的压迫阶级。所以被侵略民族的反抗,对外就是民族主义,对内就是那些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压迫阶级。这样,这种革命就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吕正惠: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陈明忠:这些当然是慢慢形成的。台湾光复以后,我在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读书,看到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就想,我们中国要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直是这种政府,怎么可能富强,怎么可能摆脱被侵略、被歧视的处境?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终于了解到,必须以革命的手段重新建造一个既反帝国主义、又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生在错的时代,做了对的选择

  吕正惠:您这种选择,让您好几次面临杀身之祸,还坐过两次牢,总共坐了二十一年,而且两次审判都备受酷刑。这样的道路,您曾经反省过吗?

  陈明忠:这条道路是我自己选的,而选择这条路就是随时准备要杀头,我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时,我从“中央日报”读到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开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国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为革命献身不是毫无意义吗?为了这个,有一阵子我几乎不想活了。

  后来我不断地读书、思考,终于了解革命过程不可能很顺利、很简单,尤其像中国历史那么久,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么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就马上成功呢?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这个思考过程,非常漫长,写过很多笔记,后来,陈福裕(台湾80年代学运世代中少数坚持左翼统派立场的代表性人物)帮我整理,你也帮过忙,出了一本书。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确,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中永远不会出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人类当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社会,但有时候就是不得不选择革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恰好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只能选择革命,我只能说,我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但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

  一生只做了三件让自己满意的事情

  吕正惠:除了这些想法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陈明忠:我参加组织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狱以后,十六年之间忙着养家糊口,有空的时候就到处弄资料来看,没想到因此又被捕。本来要判死刑,后来因为海外营救,只判了十五年,实际坐了十一年的牢。前后三十七年,其实没做什么事。第二次出狱以后,才开始搞活动,而那个时候“台独”已成气候,国民党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台独”,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些活动其实效果很小。

  要说起来,有三件事还觉得勉强可以。第一,我带头把统派老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了这个组织,统派的活动才有了基础。第二,当台湾少数民族工作队和高金素梅(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委员到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把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牌位移出时,我从旁协助,最后迫使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第三,当连战准备访问大陆时,邀请一个统派到国民党党部去演讲,我去了。我说,我跟我太太两家,都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来跟国民党算账的。由于两党长期内战,才会使得很多人民被牵扯进去,受到很大牺牲。现在台湾的族群问题很严重,其根源就是国共内战,要解决岛内的族群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国共内战的问题。我告诉连战,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有责任,也有义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到北京和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实现国共和解。现在两岸虽然还不能和解,起码两党是可以和解的,为了两岸人民的福利,国民党有责任到大陆去跟共产党谈一谈。据说,我这些话,让连战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前到大陆去了。这三件事是我比较满意的。不过,整体而言,我做的事还是很少,我自己并不满意。

  吕正惠:我想事情也不能全部这样看,这就像是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会白白活了一辈子。像你们这种“老红帽”,坐了这么久的牢,吃了那么多的苦,始终不改其志,实在是很不简单。比起现在的台湾人,只会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你们的人生还是充满光彩的。

  陈明忠: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不过从大形势来看,我对这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地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不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大部分可以洗刷干净了。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

  吕正惠:去年去世的颜元叔(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英文教育家,湖南省茶陵县人,2012年去世)教授很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感谢大陆亿万同胞》,大意是说,中国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国同胞几十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当时看了相当感动。其实在革命过程中,有些人很早就牺牲了,例如你们的前辈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价你们这些老政治犯。

  陈明忠:这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好说什么。

  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

  吕正惠:您对现在台湾的局面有什么看法?

  陈明忠:我对台湾的现状非常困惑,也非常不满意。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想跟大陆好好合作。台湾的经济明显是不行了,还不甘心跟大陆搞经济合作。最近几年,明明是大陆的游客和大陆的购买团在支撑台湾的经济,但大家不肯承认,赞成统一的人还是那么少,我实在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

  吕正惠:台湾的媒体非常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新闻,台湾的老百姓对现在世界的经济情势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不到欧美、日本的经济已经完全不行的时候,他们恐怕还是没有感觉的。

  陈明忠: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台湾人才会醒悟。现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恶斗越来越厉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虑台湾发展的方向问题,让人无可奈何。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选择

  吕正惠:可不可以简单谈一下您对大陆社会的看法?

  陈明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也不方便,大陆能去的地方不多,我现在主要从日本的著作中看他们怎么分析大陆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有几点是很明确的,大陆已经清楚地表示,政治上不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经济不上不走自由经济的道路,西方和台湾因此批评大陆专制。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正表明中国还是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走。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等条件的阶段。当这些条件充足后,中国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应该以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就已经“走资”。就落后国家(如中国)而言,没有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列宁在晚年提出“新经济政策”(NEP)的时候也说过,像苏联这种落后国家是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作为“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确保工农政权的性质,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来发展社会生产,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条件。

  现在,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前途普遍不被看好,而它们的政治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其实是证明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恐怕越来越难走;反过来说,中国的道路似乎就成了另一种选择。我还没有办法想清楚中国道路的意义,但很难否认这种道路也许可以为未来人类开拓另一种前景,这种前景或许可以说,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吧。

  吕正惠:现在大陆学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肯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在强大的时候极少对外侵略和掠夺;反过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反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帮助,这就是传统所谓的“王道”。以此推论,现在中国的现代化所激发的经济活力,如果也像以前的中国一样,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那不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吗?

  陈明忠:我以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很遗憾,高中以前受到的是日本教育,光复后不久就被关,没有机会好好学习中文,我的知识语言还是日语。你以前也跟我讲过大陆学者现在有些人又回去肯定中国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一直强调,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再腾飞,好像也是在表达这种想法。以前胡锦涛也曾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找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相似之处,来让中西文化的最大的共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很有意思。这就更能证明,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性的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我看不到,但两岸统一不是问题

  吕正惠:我们的访谈也许可以结束了,您能不能再讲几句话?

  陈明忠:我再讲两点。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

责任编辑:吴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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