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

中国经济近年来呈现平稳增长趋势，从数据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2%，低于2018年的6.6%。这也是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体现。不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增速趋缓也受到较大关注。这一现象是否值得忧虑？中国目前阶段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新京报对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进行了专访。

2001年，斯宾塞因“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对发展中国家有一系列深入研究，尤其是中国，对中国经济状况了解颇深，还曾多次为中国经济重要议题提出建议。他牵头编撰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一书，获得了2017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新京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放缓趋势，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2%。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这是否值得担忧？

迈克尔•斯宾塞：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主要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导致，全球贸易形势的紧张，事实上已经使得全球经济受到影响。我认为，如果没有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增速将回升至6.5%-7%。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8%-9%放缓到现在的水平，但这个变化是自然的。当你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不会保持9%速度的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追赶效应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是非常复杂的经济转型阶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这部分不用担心，是很正常的，你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中等收入转型的例子中看到同样的现象，中国只不过是因为经济规模大而较为受到关注。发达经济体一般会维持2%-3%的增长速度。

不过我也强烈认为，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进行更多维度的评估，而不仅仅是通过GDP来评判。例如，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包括在GDP中，所以在那些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来说，通常会有更多的污染，如果改变我们的衡量方式，把环境作为衡量经济的一部分，那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经济评估会下降。衡量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引导我们去关注真正需要关注的东西。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迈克尔•斯宾塞：我不这么认为，我对中国很有信心。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你画一组国家经济增长图表，他们在达到中等收入之前高速向上增长，达到之后大多数都减速了，甚至停止了增长。我知道的很少的几个例外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我非常确定中国将继续向上增长下去，直到它开始放缓，因为那时它变成了一个高收入国家。我非常肯定，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当你观察经济增长的动态时，会发现有很多曲折。也就是说，加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不过，从商业角度来看，在中等收入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许多东西的需求开始迅速增长，例如人均收入大约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就开始购买汽车。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抓住了这个阶段，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风险有哪些？

迈克尔•斯宾塞：我不认为金融体系存在很高的危机风险。如果出现危机，国家有足够的资产来应对。就最近的历史来看，全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来缓冲经济，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投资上。这是一个好主意，尽管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已经不一样了。

我认为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情形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如果人们购买资产，一般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最终都会与国有机构挂钩，那么他们认为国有机构会担保或救助它，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一资产没有风险。因此，风险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被系统性地扭曲了。西方的解决方案是让私营部门来做，但这可能不是适合中国的解决方案。

近期中国监管部门提到一些与“国有企业的专业化”相关的说法，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完全由市场因素驱动来做决策，无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在产品或服务方面，这可能会奏效。另外还有通过出售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将这些公司变成公众公司。但这一方式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需要建立高度的透明度，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需要对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如果公司有欺诈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事实上，资本市场的本质几乎就是信息鸿沟，填补这一鸿沟的主要途径是独立审计和信息披露要求。

中国金融市场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积极迹象是，中国有快速增长且非常有效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它们正在为许多初创企业提供融资，这是很好的情况。有很多国家没有融资基础设施，这是限制企业发展规模的一个主要问题。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王宇 校对 范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