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击败了波斯人，为建立一个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自那时起，海权一直是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诸多海域成为国家、宗教、文明力量间相互博弈的竞技场。斯塔夫里迪斯认为，海洋地理塑造了国家命运，现代海军力量决定了世界的现在与未来。

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两千年来，许多伟大的国家都曾受到海权的影响，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地中海、波斯湾、南海、加勒比海……它们的历史几乎是半部人类的文明史。海洋是一个整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并且海洋将持续对对全球事件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加勒比地区的贩毒活动，非洲沿海地区猖獗的海盗活动，还是北大西洋的格陵兰岛、冰岛、英国之间掀起的“新冷战”，这些事件都会受到海洋的影响。毫无疑问，在21世纪，海洋的地缘政治将深刻影响我们的政策制定，也将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在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James Stavridis）

所著的《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一书中，他基于历史和现实，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观点：海洋地理塑造了国家命运，现代海军力量决定了世界的现在与未来。近日，外交学院教授、《枢纽》作者施展做客中信书店

（启皓店）

，就《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一书，以及“海权博弈与全球秩序的缔造”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

11月25日，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就“海权博弈与全球秩序的缔造”这一主题进行分享。

边缘人群和边缘地区促进了现代世界秩序的生长

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是《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一书的作者，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近4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还曾任北约欧洲盟军司令，指挥过诸多军舰和航母战斗群，航行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洋。他亲眼见证了冷战期间美苏舰队的海上争霸，亲身参与了1986年《美国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他不仅与诸多国家的海军高级将领私交甚笃，深刻理解制海权对地缘政治的深刻作用，他还亲自领导了打击海盗的全球行动，深谙海洋环境对人类活动和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事实上，斯塔夫里迪斯对世界海洋的历史、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地缘政治以及美军的全球战略都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美】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著，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版。

在活动现场，施展表示，海洋秩序毫无疑问是我们今天所知道、所看到的现代秩序的基础，但抛开物理的角度，海权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边缘反抗中心”的过程——即边缘群体、边缘秩序不断地反抗中心秩序、中心区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推动着世界秩序的演化，促进了现代世界秩序的生长。

那么，“边缘反抗中心”，这里的“中心”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从现代世界秩序成长这个角度来说，施展认为，所谓的“中心”，就是历史上形成的陆地大国，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帝国。在古代，帝国有着一些基本特征，比如权力

（power）

高度集中，文化通常也非常发达，而权力的集中，往往建立在这个地方人口和财富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聚拢起足够大的财政规模，供养起足够大的军队规模，以及进一步以军队为基础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北约前最高指挥官、美国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

施展认为，任何文明中都会对世界的诸种构成性要素做价值优先性的排序，排序的前提是在世界中识别出哪些是相关要素？哪些是无关要素？基于此，会构建出一整套用于理解世界的意义框架。而这样一个对相关要素、无关要素进行选择的过程，以及排序的过程，实际上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而是人类主观的结果。施展说，边缘人因其边缘身份，往往有机会突破这种盲区，“边缘”对“中心”的反抗，经常也会提供一种突破文化盲区的动力。在近代史上，“边缘”对中心的“中心”，或者说救赎，这一过程关键的动力机制就来自于海洋秩序。古代历史其实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施展表示，近代以来，世界海洋由天堑变成了通途，从阻隔文明交流和帝国扩张的不可跨越的障碍，变成了勾连世界文明的纽带和霸权扩张的基础。然而，在世界海洋的历史中，并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能以一种开放的、联系的眼光去理解海洋。

那么，这种转变由哪里开始？施展说，边缘人群和边缘地区，由海洋出发，“反攻”陆地，促进了现代世界秩序的生长。因此在历史上，战争和贸易恰恰是促进文明演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看似长城是把人和人之间隔绝开来，但人为地放大了势能差之后，反倒使得战争跟贸易的动力被放大，于是对整个历史秩序、文明演化的动力也被放大。如果仅仅是站在中原的角度看长城，会认为长城是边界，是阻隔，是农耕文明自我保守的效应。然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长城既是阻隔，更是势能的放大器，使得原本不会具有那么大动力的贸易和战争被放大。

海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性系统

解决全球海洋争端的根本方法在哪里？为什么说任何一个想要成为强国的国家都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施展进一步表示，如果说现代海权秩序，就是“边缘反抗中心”，那么，反抗之后，海洋就有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呈现新的中心。在这里，施展提到了海洋的另一个特征——海洋天然是流动的。施展说，边缘不断以正面或者负面，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式刺激中心、启示中心，只有边缘的存在，才能够让中心保有活力。反过来，一旦中心开始拼命去压制边缘，那就意味着中心丢掉了能够持续保有活力的机会。

然而，中心一定有动力去压制边缘，因此边缘只能持续外逃，逃到什么地方？海洋。因此，施展认为，海洋跟大陆秩序之间的对抗，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构成了边缘反抗中心的历史主线、核心线索，甚至是近代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动力基础所在。施展提到，在海洋的逻辑和视角之下，英国的一位首相曾提出迁都，把帝国首都迁到帝国真正力量的核心所在，也就是从伦敦迁都到德里，因为德里是大英帝国真正的力量中心所在。

这一提案当然没有被接受，但施展认为，能够想到这种角度，一定是因为他从海洋的角度，从流动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意味着已经不能从过去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秩序了。在边缘人群、边缘国家、边缘秩序之外，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还提到了一个特殊人群，他称之为“贱民”人群

(pariah)

。一些学者在研究近代世界秩序、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沿用了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称这个人群为“贱民资本家”

(Pariah Entrepreneurship)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他们都是边缘人。因为中心地区的人群都被土地所固定，而在中心人看来，土地才是身份的象征，没有土地就没有身份。但恰恰是边缘人的流动性成为了商业发展的基础，真正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边缘群体就是犹太人。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施展说，近现代以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开启了现代世界，现代秩序，人类才有了一切。他注意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秩序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两重秩序不断往前迭代的过程：一重秩序是政治秩序，一重是商人秩序。施展表示，而与海洋的流动性特点相对应的，正是对国家的理解，这恰恰是农耕的固定性，也就是非流动性。今天技术、经济的演化，正是流动性对国家在深层次上的穿透，而这种穿透过程，意味着商人的秩序。

施展强调，大海是一个整体。尽管在地理科学中，世界海洋被分割为七大海域来研究，这使它们看起来彼此独立，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海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性系统，对经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施展表示，我们可以认为谁掌握了公海的制海权，谁就掌握了影响全世界的力量。同时，在安全意义上来说，公海一定是独霸的，而且进一步讲，独霸的海洋霸主又一定只能是岛国，因为只有岛国，才不会面临来自陆地上的威胁，才能将所有资源都投放在海洋之上。

如同所有水兵一样，斯塔夫里迪斯对这一点的理解非常深刻，他在书中结合自己近40年的海军生涯详细阐述了海洋对现代世界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施展对此评论到，海洋具备双重属性，即安全属性和贸易属性。在这双重属性里，海洋在贸易属性上一定是自由的，而在安全属性上又一定是独霸的。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