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大公共危机造成群体性的恐慌，往往在所难免；恐慌情绪的弥散甚至大面积传播，应在危机应对之始，就被视为一种重要构成因素，予以充分考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令全国揪心。疫情本身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各种次生影响，也已导致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甚至恐慌。

昨天起的社交网络上，“封城”后的武汉形象充满焦虑。既有医疗资源高度饱和，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和病患处于身心双重极限状态的表现，各大医院对外发出的紧急求援信息等等，一再刺痛人们的神经。网络热传的一些来路不明、真假难辨的视频、信息，更在不断推升紧张情绪。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爆棚，有相当一部分原因，确是民众恐慌所致；连日来密布网络的各种传言、信息，不少也被证明是误传甚至谣言。

有鉴于此，不少人呼吁民众保持理性，甚至疾呼：“恐慌情绪才是这次疫情的助燃剂”。

恐慌情绪扩散，于危机应对，无疑是有害的。呼吁人们不必恐慌、保持冷静，当前尤显迫切。但同时必须意识到，重大公共危机造成群体性的恐慌，往往在所难免；恐慌情绪的弥散甚至大面积传播，应在危机应对之始，就被视为一种重要构成因素，予以充分考虑。

这也是一种“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的本能。一味责怪民众的恐慌情绪是无意义的。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帮助人们遏制恐慌、缓解焦虑。这需要信息传播渠道的高度畅通，和方方面面救治保障措施的及时跟进。

历次公共危机事件反复证明，公众尤其是当事群体的恐慌情绪，很大程度上来自信息不对称。事态愈演进，对有效信息的需求就愈是饥渴。一旦核心事实、权威信息缺位，必定流言漫天，当然也少不了谣言混杂。

此次疫情同17年前“非典”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供给环境已经完全扭转。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社交网络的高度发达，当年的信息不足，转向了如今的信息过载。这是无可阻挡的时代大势，也是今天应对疫情的有利条件。

有人抱怨社交网络放大了各种嘈杂声音，一定程度上对焦虑恐慌情绪推波助澜。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更应看到的是，互联网的开放性，同样可以为权威声音提供有效的传递渠道，能够为“以正视听”的行动提供即时的战场。

海量信息需要甄别，需要区分，大浪淘沙，真正的“好声音”总能传得更远。关键之关键，就是掌握核心资源、处于信息链关键节点的机构、部门等主体，能否持续提供有价值的、值得信赖的权威信息，让那些应当充分披露、及时告知的信息，得到准确无误、快速有效的传播。

是或不是，公众的情绪反应会大不一样。

如何打通信息披露和流通环节上的各种堵点，是此次疫情带来的重大考验。这方面，前期已经积累了深刻教训。现在当然还不是回头总结教训的时候，这些天各方的努力，也呈现出积极势头。物资、人力的支援正在跟进，信息公开的力度较前期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手机端不断弹窗推送的准确、权威的防疫信息，在让人们神经紧绷的同时，恰恰有助于在内心深处积攒起信心和底气。

“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是疫情发生以来流传的说法。不管数字准确与否，至少可以形成共识的是，充分调动社会机制，畅通信息传播，尤其是负责任的信息传播，是缓解恐慌的重要前提。

而在防疫“攻坚战”推向深入的时候，不断改进优化决策与沟通策略，尽最大努力打破信息屏障、真正击中核心关切、坦诚回应核心问题，无疑值得期许。

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和声音，要努力为各方提供准确信号和稳定预期，给出“定心丸”，不能有意无意地人为“添堵”。要让真实信息跑赢无端臆测，让稳定而负责任的判断取代“反复无常”，减少公众的心理波动。

而在信息发布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永远是务实有效的决策和行动。在前期种种努力的基础上，当下的各项决策，都必须朝真正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遏制恐慌情绪的方向努力。

具体来说，除建立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机制外，诸如医疗资源配置、物资调配、通行保障、隔离措施等等方面，包括医护人员压力疏导、社会公众心理平复等细节，均应被提上议事日程。

尤为重要的是，对风险和困难要有充分预估，对问题的响应要更为及时，把各项手段措施配置得更充足一些，重大的判断、决策及其发布，也要力求稳定而清晰。这样，工作效果会更好，对舆论的正向影响也会更大。

这里，有些是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能够承担的；有些当下无力覆盖或难以考虑周全的，则需要尽快启动更高层级的响应和调度机制，用现实可见的改观来稳定人心。

对武汉之外的其他各地来说，除了驰援武汉、祝福武汉，当务之急就是从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早做准备、早采取措施，全力杜绝成为疫情意义上的“第二个武汉”，避免恐慌情绪的无休止传导。

栏目主编：朱珉迕

文字编辑：朱珉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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