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9.3分纪录片揭露中国医护生存现状，“我怕死，但我不能死”

朱良付医生在为中风患者做检查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担心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到，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河南人民医院的脑血管病急救专家朱良付说道。

　　他每天的工作是将突发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从死神手中拉回来，可就是这么一位专职抢救猝死病人的专家，害怕自己猝死。

　　朱良付心中有一笔账，现年44岁的他是主任医生，培养这样一名医生差不多要25年时间。“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这一幕自白发生在热播纪录片《中国医生》中。

　　《中国医生》纪录片团队在六所公立三甲医院拍摄一年，从3000多小时的素材里剪辑出9集纪录片，展现了二十多位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其中，有哈佛医学院评为全球第一的脊柱侧弯修复专家，有16岁考上医学院的“神童”医生，也有正为医患关系困扰的年轻医生等等，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医护人员在职业不同阶段的真实状态。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能死”的朱良付是脑卒中（又称“中风”）手术的资深专家，他一手创立了河南人民医院的脑卒中救助绿色通道。当患者被送到医院，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完成检查、拍片、手术，在黄金救治时间内接受治疗。

　　朱良付曾经为一位中风老人做脑血管疏通手术，可手术并发症导致病人最终不治。作为主刀医生他很伤心，老爷子慈眉善目的，两人很聊得来。

　　老爷子的太太觉得是朱良付把病人害死了，冲他发泄，“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责难完，她又话锋一转：我这几天血压高了，你再给我看看。

　　他琢磨着，虽然老太太投诉了他，但也认可他是个好医生。这里面的人性，需要时间来消化。

　　“有些并发症的病人死掉之后，他家属不理解，觉得好像是我们医生把这个病人整死了。实际上，医生肯定百分之两百是想救他的，低概率事件发生之后，医生并不比家属就难过得少。”朱良付很无奈，他每天在病区和手术台两点一线之间奔忙，帮助大多数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可人体不是有标准参数的工业制品，手术不可能万无一失。

　　当他经手的患者出现并发症，他会到医院的走廊静一静，走廊两边写着中外医学名家的语录，其中一代内科名医张孝骞说的“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让他尤以为然。

　　为了保护自己，朱良付也想了些办法。

手术前，朱良付和家属解释手术风险并录音

　　在手术之前，他会向家属解释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一边拿着手机把谈话录音保存。万一事后出现纠纷，有录音为证。

　　医患矛盾是中国400万医生群体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被患者砍伤双手和头部，倒在血泊中。这位37岁的医生是眼底病领域的权威，在诊疗中多次为患者垫付手术费，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无可挑剔。如今，他的双手却无法再拿起手术刀。

　　令人揪心的是，在事发前一个月，陶勇医生还在网上为民航医院杨医生被砍事件声援。3月10日，陶勇医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各界关注医患矛盾，“让善良的医护不再受伤害，这比我继续眼科事业还重要。”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和患者是相互依靠、共战疾病的关系。

　　豆瓣网友Ailee在《中国医生》影评中写道，“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感同身受，当过患者，体会过医生带给我的温暖，所以更加迫切地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她曾是《中国医生》主人公邱勇医生的病人，在这位脊柱侧弯矫形专家的治疗下，她恢复了健康，并立志学医。

　　保命还是保尊严？

　　《中国医生》没有刻意渲染的音乐，不刻意拔高和赞美，还原了医院里各群体本来的样子，也让人重新审视中国人的生死观。

　　不论是等待脐血救命的小孩，还是医药费告急的重度烧伤老人，医院里直面死亡的人们更多是没有表情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即将上手术台的医生们，在千钧一发的环境中往往会和同事说两句笑话。

　　医院里，分分钟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时候，面对生死抉择，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

　　一个周六下午，南京鼓楼医院急诊主任医师王军接到电话，有位老人20分钟前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倒，正在往急诊科送。

　　王军赶到诊室外面接人。

　　老人没有了呼吸和心跳，瞳孔放大，情况十分危急。

　　送复苏区，王军冷静地指示。

　　接下来，他一边给老人做心肺复苏，一边指挥医护人员组织急救——接监测仪，准备自动心肺复苏机，配置多巴胺。

　　抢救的第13分钟，老人没有恢复心跳。王军来到家属面前打预防针，他直言心跳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6分钟，老人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中已经错过。

　　抢救的第30分钟，老人依然没有脉搏，根据他长达25年的临床经验，30分钟内还没救活就基本没有希望了。这时，第二拨家属赶到，气氛变得紧绷，一位家属拳头攥得紧紧的。

　　抢救的第45分钟，第三拨家属赶到，一位女士扑在老人身边嚎啕大哭。经过长时间的机械按压，老人的胸口已经出现凹陷，王军知道继续按压下去是徒劳，但是不敢放弃。

王军在为家属解释急救情况

　　“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不可能，也还是要去做一些努力。这对家属是一个交代，家属接受不了医院是不作为的。”王军深谙家属心态。

　　抢救的第60分钟，全部家属赶到。

　　是时候开口了，“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就暂时不压了，再压他骨头会断裂，嘴巴无法闭拢，我就不让他受罪了，好不好？”

　　王军提出停止按压，保留呼吸机。这是一个折中的做法，让家属陪老人度过最后的安宁，又为老人争取了生命最后的尊严。

　　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医生承诺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医生保全病人尊严的意愿和家属渴望尽力抢救的心情是矛盾的。

　　医学的发展无止境，这就注定了它在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面对一些救不回来的病人，职业教养让医生倾向做没有伤害的治疗——如果病人无法有尊严地活着，那就不要用过度医疗徒增他的痛苦。

　　但是，有些家属希望通过医疗仪器吊着病人的一口气。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期待尽力抢救之后有奇迹出现，有的是等着家属赶来告别，还有些是图老人高额的退休工资。

　　当病人陷入昏迷，治疗方案最终取决于家属的选择。在生命和尊严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急救医生在两者之间调和，不仅考验医术，还需要有医德和谈判技巧。

　　难以坚持的职业

　　在纪录片中，几位医生不约而同坦言这是个难以支撑下去的职业。

　　2016年，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发布调查《10年间中国医学毕业生的培养与损耗趋势：全国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超过84%的中国医学生最终没有从医。

　　除了频发的医患冲突，超负荷的工作强度是另一个让医学生不敢进入行业的原因。

博士毕业后进入南京鼓楼医院的徐晔，需要经过几年住院轮班和急诊室值班训练才能出诊

　　2016年，英国卫生大臣杰瑞米·亨特效仿中国医生培养体系，要求英国初级医生增加工作时间，实行轮班制，引发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医生罢工。而在中国，不管是初级医生还是顶级专家，超强度的工作量是常态。

　　在《中国医生》中可以看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原本计划放置10张病床，但最多的时候收了26个病人，病床实在不够了，就把病人放在地上抢救。

　　该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是主动脉夹层手术的专家。这种病致死率在50%以上，手术危险系数极高。每天，长三角慕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王东进的手术常从早上8点排到晚上1点。

　　动辄数小时的手术是体力活，王东进调侃自己累得“要残疾了”。他得了严重脊椎病和腰椎病，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最难受的时候脖子转动不了，需要带着颈托上手术台。长时间站立还导致了腿部静脉曲张，他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症状，否则“站台站不住是会被淘汰的”。

王东进常年站手术台得了腿部静脉曲张，需要每天穿弹力袜缓解

　　为了保持稳定的状态，他向医院申请在库房放张按摩椅，实在撑不住了就去按摩十分钟，再上手术台给病人心脏“拆炸弹”。

　　太累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纪录片中医生们给出的答案一致，那就是成就感。一位主任医生形容患者的情感反馈就像在给自己输氧，让他在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之下能缓过来。

　　新冠疫情突袭之下，吃苦耐劳的中国医护群体成为公众焦点。《中国医生》顺势提前一个月在网络平台播出，伴随着抗疫前线的医生故事，抚慰了大众焦虑的心。

　　如今，中国医生仍在各地抗疫一线奋战，人们对这个古老职业的敬意和理解，久违地达到了它本该获得的高度。疫情终究会过去，但愿对医生的尊重不会过去，因为不管什么年代，这群人始终在为我们的健康战斗。一时赞美虽好，不如理解常在。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