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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意大利的武汉医生:曾写请战书,渴望加入援意医疗队

滞留意大利的武汉医生:曾写请战书,渴望加入援意医疗队
2020年04月03日 11:40 新京报

  原标题:滞留意大利的武汉医生:曾写请战书,渴望加入援意医疗队

  每天傍晚6点,意大利皮亚琴察市的所有教堂都会响起钟声。

  钟声为皮亚琴察的医护人员而响,感谢他们的付出。这座城市处于伦巴第大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交界处,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意大利卫生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截止到3月31日,皮亚琴察累计确诊2635名新冠患者,累计死亡病例516例,死亡率接近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下称“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孙宇,去年12月来到皮亚琴察,在颅底外科专家Sanna的私人医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

  按照原本的计划,过完年之后,孙宇会把在武汉的家人接到皮亚琴察来住一段时间,在3月下旬回国。

  意大利的疫情发生后,Sanna医生的医院宣布关停一个月,孙宇的进修暂时中止。他只能待在家里,一周去一趟超市。但作为一名医生,看着意大利急剧攀升的确诊数字,孙宇根本“坐不住”。

  3月10日,孙宇得知四川华西医院会向意大利派出一支医疗队,他向华西医院写下一份“请战书”,但此次医疗队只是来交流抗疫经验,暂不开展具体救治工作,因此未能成行。

  孙宇没有放弃。3月12日,他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指导下,通过微信群开起了在线咨询门诊,为身处当地的意大利华人提供免费咨询。

  现在,每天上午八点到九点半,他都会在华人群里提供统一的线上咨询。他说,“身为武汉人,在武汉最需要医生的时候我不在一线,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本来内心就充满了感恩和遗憾,如今战场转移到身边,我只想往前冲。”

戴着口罩在超市购物的意大利市民。受访者供图戴着口罩在超市购物的意大利市民。受访者供图  

  曾写“请战书”,希望加入中国援意医疗队

  新京报:四川华西医院向意大利派出医疗队后,你写了请战书,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孙宇:我当时的目的很单纯,就想着有国内的同行来,大家可以一鼓作气,上前线去治病救人。

  我给华西医院的请战书里写道,“看到医疗队参与对意大利疫情的防控,深受这种国际主义白求恩精神感动……在国内疫情防控中,耳鼻喉科医师对于气道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耳鼻喉领域专家,希望能加入到华西援意医疗队。”

  新京报:华西医院收到请战书之后,给你的回复是什么?

  孙宇:他们很高兴,非常积极地帮我联系,告诉我要加入医疗队需要大使馆确认,我就去跟大使馆联系了。后来得知,他们此行目的是交流抗疫经验,暂时不开展具体救治工作,而且我不会意大利语,所以没有去成。

  新京报:去不成一线之后,你是如何开展线上问诊的?

  孙宇:在大使馆的指导下,我通过微信群给在意大利的华人开起了线上问诊。我现在随访的华人大多数都是留学生,他们出现的症状都是比较普遍的症状,比如发热、咳嗽、肚子不舒服等等,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感染的病例。

  在随访中,首先我会把他们的流行病学史搞清楚,然后我会问他们出现了哪些症状,像张文宏医生说的那样,让他们从四楼走到五楼,看喘不喘,有没有出现呼吸困难;最后会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囤一些药物,或者方不方便去药店,根据症状指导他们如何用药。如果需要处方药,会有使馆推荐的医生开具处方,使馆也会给他们邮寄一些医疗专家组带过来的莲花清瘟等药物。

部分超市货架已经被买空。 受访者供图部分超市货架已经被买空。 受访者供图 

  街上救护车鸣笛声越来越少

  新京报:目前,你所在的城市皮亚琴察疫情状况如何?

  孙宇:到3月31日,皮亚琴察最新的数据是确诊了2635名新冠患者,累计死亡病例516例,我算了一下,死亡率已达20%,是意大利第五严重的地区。但最近有好转的趋势,每天新增的病例在不断下降。

  我住的地方距离皮亚琴察省立医院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医院的大楼。这一段时间,我耳边只有两种声音,救护车持续的鸣笛和为病逝者敲响的钟声。这几天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是他们把鸣笛声关了,怕扰民。今天看了新闻才知道,上周日出动的救护车次数只有57次,而在两周前,也就是3月16日,救护车出动了157次。这个数字的减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意大利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受访者供图意大利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据你了解,皮亚琴察有没有华人被感染?

  孙宇:据我了解到的信息,皮亚琴察只有1位华人感染,是浙江青田人,一名理发师。2月24日,他出门帮朋友办事,一起吃完晚饭回家后,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第二天家庭医生给他开了退烧药。到第三天,他去了医院做核酸检测。3月2日,被正式确诊,住进了医院。现在经过治疗后,已经痊愈了。虽然皮亚琴察只有这一例华人病例,但还是在华人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因为在意大利的青田人特别多,大多数从事餐饮和酒吧行业,每天都跟很多人接触。

  其实意大利的华人防护是做得很好的,但是身处异国他乡,难免会觉得恐慌,现在意大利的疫情紧急,去医院的风险比较大,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被感染的迹象,最好的选择还是在家待着。

  新京报:你接触的意大利华人中,如果想去医院就诊,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是什么?

  孙宇: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医院的电话打不通,就算有人接也会说轻症不要紧,在家待着就好。但是华人的习惯是生病就去医院。二是华人不信任意大利的医生,更信任国内的医生。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跟他们讲,意大利的医疗水平是顶尖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国内的医生来进修呢?

  还有些华人会觉得,意大利的医生区别对待外国人,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对来意大利旅游的华人夫妇感染了,意大利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救治他们,出院的时候所有医护人员都站在门口欢送。只要是病人,医生都会竭尽全力地治疗,也会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痊愈高兴。

意大利发生疫情后,孙宇在皮亚琴察也戴上了口罩。受访者供图意大利发生疫情后,孙宇在皮亚琴察也戴上了口罩。受访者供图  

  “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面临过的”

  新京报:意大利的疫情暴发以后,死亡率一直都居高不下,皮亚琴察的死亡率更是高达20%,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孙宇:第一是因为意大利的人口老龄化很严重,老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差一些,更容易感染、发展成重症;第二就是医护感染率也很高,意大利的医生不像中国的医生一样穿很严实的防护服,有的就穿个洗手衣、隔离衣,戴着口罩就上前线了;第三也许有更多的病人没有被检测出来,现在能接受核酸检测的患者并不多;第四就是意大利对新冠死亡病例的计算方式是只要感染了新冠,不管是否有其他基础疾病,都算作是因新冠死亡。但像德国,他们会非常严格地调查,本身有其他基础疾病、又感染了新冠的逝者死因到底是什么,只有确认是因新冠逝世的,才会被纳入新冠死亡病例中。

  新京报:据你了解,医护人员是否也比较紧缺?

  孙宇:很多医护人员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已经非常尽力、非常疲惫了,但是每天都还有源源不断的病人涌入,是很心酸的。

  现在意大利也在征调医护人员上前线,但是跟国内从各个省份往湖北驰援的形式不同。意大利的疫情集中在北部,北部本身已经是医疗资源最好的地区,早期意大利是希望返聘一些已经退休了的医生,他们业务熟悉,也不存在语言不通。现在除了退休的医生,部分外地的医护也已经前往支援,还有一些没毕业的医学生也被征调了。

意大利街头,有很多优雅的老人。受访者供图意大利街头,有很多优雅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地医疗资源紧张吗?

  孙宇:确实是比较紧张。每天皮亚琴察都会根据预期的病人数,在报纸上公布新增的床位,它会明确告诉你,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够收治普通病人的床位、有多少能够收治重症患者的床位。这些床位是不断扩张的,当地卫生系统会跟各个医院商议,看他们是否愿意提供新的床位。

  目前,其他病患的救治也还在进行,正常的医疗没有停止。我看到报纸上写,皮亚琴察还完成了三例骨髓移植。Sanna医生的医院本来准备关停一个月,在和卫生系统沟通后,决定捐出自己的医院,大概有130个床位,用于新冠病人的救治,还捐出了一家专门开展手术的医院,用于非新冠病人的救治,主要治疗骨折和外伤,还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检查。

  新京报:意大利的医生跟你交流,主要集中在哪问题?

  孙宇: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曾经面临过的。他们问得都非常具体,比如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皮肤接触传染、有没有能防止新冠病毒的食物等等。

  这些问题中,问得最多的就是专业的治疗的情况。有耳鼻喉科的医生问,疫情期间耳鼻喉科如何运作?我告诉他,像我们协和,平诊的手术基本都停掉了,因为没有人手去做。但是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病情和是否感染新冠把他们分成几个档次,如果是危及生命的,那我们肯定也会配置所有资源尽全力抢救。

  还有意大利医生问我,肿瘤病人应该怎么救治?到底要不要化疗?这个问题我不了解,我就去找我们肿瘤科的医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复,给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每天对肿瘤病人随访,把需要静脉注射的药物改成口服药物,以避免感染等等。

领口罩的意大利居民。受访者供图领口罩的意大利居民。受访者供图

  意大利同行们很关心武汉疫情

  新京报:作为一名武汉医生,在意大利你是如何关注武汉疫情的?

  孙宇:疫情发生后,我主要是通过同事和家人来了解。当我看到有护士在出发前,剪掉留了很多年的头发,心里很感动。

  远在异国他乡,我也想做点什么。早期我在这边做了一些募捐,到2月中旬时候,我和在武汉的课题组同事一起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研制一种可以减少一线医护人员被感染概率的鼻腔喷雾剂。我主要负责设计、协调,在武汉的同事负责实际操作。在特殊时期完成这些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就在病房楼上。武汉的同事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实验室生产了一批喷雾剂,发给了一线医护人员。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研发鼻腔喷雾剂。受访者供图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研发鼻腔喷雾剂。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曾经想过回国加入一线抗疫吗?

  孙宇:当然想过。1月25日,我就跟医院组织部提出了申请,希望可以提前回国抗疫,但当时我们学校外事处的统一安排是,在国外的所有学者、学生都先在外停留,所以没能回去。我们科室的同事也第一时间加入了一线,去发热门诊和病房,值得高兴的事,她们没有一个感染。

  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刚20岁出头,在华科同济医学院读大五。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有一半的同学都留在了湖北,因为这次疫情,又有许多在其他省份的同学以驰援医护人员的身份回到了湖北,如同在湖北开了一场特殊的“同学会”。

  在意大利疫情还没暴发之前,我的导师Sanna还主动给我开了一份证明资料,希望能够帮助到我延长签证时间。他说,“我们意大利现在肯定是安全的,你可以在这里待到任何你想待的时候。”

  意大利同行们都很关心武汉疫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家人怎么样、我们医院的情况怎么样,还特别关心疫苗研发相关的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意大利的疫情会如何发展?

  孙宇:从数据上来看,这几天意大利新增病例的增速是下降的,基本上看到曙光了。

  这些天以来,意大利一直在努力地扩大床位数量、补充医护人员、加强医疗设备的配置。有媒体报道,米兰花10天的时间建成了一间“重症监护医院”,它不是“野战医院”,而是一家正式的医院,首批开放8个病区,53张病床用于重症监护,后续还会开放几百张病床。除此之外,中国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像严格管控出行、建方舱医院、加强防护,他们都在学习。

  新京报:据你观察,意大利市民面对疫情是一个什么态度?

  孙宇:我住的皮亚琴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古城,每天傍晚六点,所有教堂都会响起钟声,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这座城里还有很多优雅的老人,冬天穿着漂亮的貂皮大衣,脸上挂着笑,在街上散步,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疫情来了,他们比较乐观,市民自发给医护人员准备早餐、午餐,在家里的阳台办音乐会,相约中午十二点为医护人员鼓掌,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感动。但想到那些曾经在街上见到过的老人,其中或许也有已经感染离世的,也让我觉得很难过,希望意大利快点好起来。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责任编辑: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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