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如何拉开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

　　撰文 | 朱孝远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

　　我的手中捧着一本作者寄来的沉甸甸的大作，书名是《哥白尼问题》

　　（The Copernican Question）

　　，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历史学教授韦斯特曼

　　（Robert S.Westman）

　　。这本书于2011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了世界性轰动。倘若用英文在国际互联网上输入这本书的书名、作者和书评字样，会出现38400条信息。我知道，这本书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蒸馏和结晶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23年。

　　《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美）罗伯特·S.韦斯特曼著，霍文利、蔡玉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有创造性的历史观，

　　只能产生于危机时期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是座美丽的海边城市。这里风清月朗，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海军重镇，也是举世闻名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所在地。在这座校园里，清晰、理性的科学精神与浓厚的人文气息水乳交融，常常会产生出举世瞩目的优秀学者和完全出人意料的前沿科研成果。2005年4月我与历史学家韦斯特曼的邂逅，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我去圣地亚哥有两个目的：一是去看望我的老师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

　　和叶瓦；二是去完成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交给我的任务：为期一年，深入考察美国历史学高等教育的现状。“你得去采访我的同事韦斯特曼，”周老师说：“他的话对你必有裨益。”

　　韦斯特曼是那种一见面就会让人感到愉快的人。看起来相当年轻，乐观、快活、充满生命活力，并且是那种很懂得幽默的智者。韦斯特曼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哥白尼的书，写了近20年了，却离完稿还尚远。无奈的表情中透出兴奋和俏皮。

　　哥白尼？20年？神奇词汇中显示出韦斯特曼强烈的、不顾一切的决心。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

　　（FriedrickHeer）

　　在其《欧洲思想史》

　　（EuropaischeGeistegeschichte）

　　中曾说：“一种有创造性的历史观只能产生于危机时期。当人们发现过去的标准并不正确，不足以说明客观实际，又对未来没有把握，于是就转向历史。”对韦斯特曼来说，之所以要花大力气研究哥白尼，是因为先前解释体系中的“范式”

　　（paradigm）

　　出了问题。提到“范式”，就知道他指的是托马斯·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

　　了。我肃然起敬：“书出版后定要送我一本，这本书也一定要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是我与韦斯特曼在2005年春天里的约定。

　　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S.Westman）

　　库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是一部科学思想史名著，2003年北大出版社中文版的内容简介云：“此书与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库恩深受柯瓦雷的科学史编史纲领影响，并突破了《伽利略研究》仅局限于科学内部史的研究方法，将科学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内部史与外部史的结合的编史纲领。”

　　有读者这么评论：“大致上，这本书介绍了‘哥白尼革命’之被称为‘革命’的原因，论及传统天文学、信念等等对思想的束缚，也指出了其中为后来的变革所留下的缝隙；讨论了哥白尼本人所做的工作及后继的影响，指出革命并非只是天文学家或哥白尼本人的事。对科学哲学、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应该看一看，因为哥白尼革命拉开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序幕。”出于对库恩的熟悉和尊敬

　　（库恩的另一本书《科学革命的结构》在中国更具影响力）

　　，中国学人对库恩的《哥白尼革命》赞不绝口。

　　与强调决裂、替代，喜欢以“革命”为书名的库恩不同，韦斯特曼却认为有关哥白尼的研究尚未完结。他感到库恩有把哥白尼过于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在《哥白尼革命》中，库恩称哥白尼“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少数群体的天文学家，他不相信占星术”，韦斯特曼的新研究，可以说，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是在1991年开始撰写《哥白尼问题》的，那时我对流行的观点并无怀疑。我自己的观点与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也没有很大不同。然而，当阅读了大量占星预言的文献后，我注意到了以前未能注意的联系。彼得·巴克

　　(Peter Barker)

　　所写的评论文章巧妙地暗示了我的重建工作。他正确地强调哥白尼致力捍卫的是天文学和占星术，即那个时代人们眼里的关于星的科学。巴克也清楚显示了我的重建工作与先前的解释是相吻合的，只不过是在哥白尼重新排列星空的时机和动机方面，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韦斯特曼这么说。

　　今天，《哥白尼革命》与《哥白尼问题》备受世人瞩目，不仅因为哥白尼问题涵盖了从古至今天文学的发展史，而且在方法论上成为了“范式替换模式”和“延续发展模式”的标杆。与主张“范式替换”的库恩不同的是，韦斯特曼接受的是历史学教育，这使其富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韦斯特曼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密西根大学获得的，他在史学研究上卓有成就，他的理论思维也始终浸染着浓厚的历史主义色调。

　　哥白尼画像。

　　哥白尼是在什么背景下

　　提出“日心说”？

　　韦斯特曼有两个关于哥白尼的问题要问：一、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促使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二、“日心说”提出后，为什么会出现哥白尼追随者

　　（哥白尼派）

　　？这导致了把全书分成了两个相等的部分。前者专注于“是什么问题导致了哥白尼尝试去回答”；后者要探讨“哥白尼给出了答案之后各界人士的反应”。换言之，韦斯特曼要深究哥白尼学说形成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至于各界人士的反应，为了客观起见，当然是既包括支持者，也包括反对者。

　　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日心说”，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

　　（1473—1543）

　　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的，基本的观点是：一、地球是球形的；二、地球在运动，并且24小时自转一周；三、太阳是不动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以及其他行星都一起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只有月亮环绕地球运行。

　　尽管哥白尼所说的“宇宙”实际上只是太阳系，但他公开发表的看法却确定了地球是一颗行星，而太阳坐落在最接近宇宙中心的地方。为什么哥白尼要提出这个大胆的观点？为什么这非常重要？韦斯特曼认为必须详细考察发生在哥白尼身边的方方面面。哥白尼的学说是在科学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时刻提出的，其时一场有关占星术的争论正在意大利暴发，哥白尼奋起阐明和重构天文学基础，旨在对占星术怀疑论者进行回答。然而，由此产生的哥白尼的天体运动学说，却为其后几个世纪自然哲学的伟大变革提供了新框架。

　　作为历史学家，韦斯特曼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客观主义，绝不回避哥白尼与占星术家们的亲密交往。1496年，23岁的哥白尼来到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

　　（Bologna University）

　　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韦斯特曼发现，在博洛尼亚大学期间，哥白尼完全生活在占星术家们的圈子里。哥白尼住在他的老师、著名的占星术家多梅尼科·玛丽亚·诺瓦拉

　　（Domenico Maria Novara，1454-1504）

　　家里。

　　在现代学者眼里，诺瓦拉是一位天文学家，其实，在当时，他在占星术界名气更大：他在大学任教，却是一位正式开业的占星术预言师，博洛尼亚大学要求他每年都为博洛尼亚市公布年度占星预言。哥白尼是从他那里学到了天象观测技术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的。有学者指出：“住在诺瓦拉家里的哥白尼，除非是塞住耳朵、蒙上眼睛，否则绝无可能不了解房主的活动。”

　　生活在占星术家圈子里的哥白尼耳濡目染，对皮科

　　（Pico dellaMirandola）

　　质疑占星术家们的事情更是了如指掌。1496年，即哥白尼来到博洛尼亚的同一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皮科掀起了质疑占星术的浪潮。皮科指出：“当天文学家对天体运行尚存争议，对水星、金星、太阳充满不确定性时，占星学家如何能够预言未来？”对此，时人卢西奥

　　（Lucio Bellanti of Siena）

　　的回答是：“占星术的重要性是无可质疑的，如果未能理解星座对于人体的影响，医生就没有可能开出药方并知其疗效。”而诺瓦拉

　　（Domenico Maria Novana）

　　的回答却谨慎得多：“行星提供的只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并不具有‘强制的必然性’。”这样的背景下，促使哥白尼研究天文学，其后来的“日心说”正是对皮科攻击的一种回答，或者是对占星术、天文学的一种捍卫。

　　韦斯特曼避免“把差异变成对立”，同时也避免把哥白尼的发现说成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在韦特斯曼看来，哥白尼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特别是对古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日心说”的继承。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人士之一，与其相反的则是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哥白尼仔细研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论》

　　（On the Heavens）

　　。文中亚里士多德为“地心说”辩护，拒绝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亚里士多德写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的中心是一个火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诸行星之一，环绕着中心在日夜运行。”在写于1510年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里，哥白尼透露自己早就注意到了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不是以自然哲学家的身份”，而是运用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

　　（Kraków University）

　　和1496-1500年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学到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仔细钻研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表明，哥白尼是在继承从古至今所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日心说”的。

　　哥白尼画像。

　　科学认知的基础既包括真理，也包括谬误

　　韦斯特曼的作品中时时透出辩证性。在历史学者看来，尽管韦斯特曼的论述相当复杂，在方法论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托马斯·库恩那里，科学认知是通过“范式的革命”来实现的：当一种权威学说出现许多反例并露出诸多破绽时，“新范式”就会对“旧范式”取而代之。这种看法在宏观的层面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倘若我们从科学发展的具体状况来看，往往却是另外一种样子，要比库恩所说的“范式替代”复杂得多。韦斯特曼的研究表明：在正统与异端、天文学和占星术、旧传统与新解释之间，就其深处来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甚至在对峙之中也相互渗透。科学认知的基础因此既包括了真理，也包括了谬误，即那些错误的、非真理性的认识

　　（失败是成功之母）

　　。

　　若不是出于对占星术的质疑、对毕达哥拉斯“日心说”的深究、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勘误，以及日后伽利略、开普勒对哥白尼学说的实验证明和修正

　　（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提出天体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从而使哥白尼的学说与观察相符合）

　　，哥白尼的学说是难以出现并且获得成立的。科学的演化宛如一张巨大的过滤网：它把谬误过滤掉，并且不断地为真理填充坚实的基础。从不科学到科学，从占星术到天文学，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从毕达哥拉斯到哥白尼，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无一不在证实科学认知的连续性和辩证性。

　　韦斯特曼的这本书，因为要处理汗牛充栋的、各种文字组成的原始手稿，还要建立和厘清政治、社会、哲学、宗教、社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黑死病与占星术、天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因此写得很苦、很累、很艰难。韦斯特曼说过要寄给我一段话，坦陈自己写作时遇到的困难。遗憾的是，直到此文发稿，我尚未收到他的这段话语。不过，我能够猜想：韦斯特曼能够坚持23年，一定也是为了一种与哥白尼相似的关于科学的信仰。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引退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内心的王国。

　　我有时想：人充满劳绩的辛劳意味着要去缔建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又是什么呢？当人向世界敞开的时候，人很像是在“兴起”与“败落”之中被唤起。世界没有动，它也从不小心翼翼地去度测人的行为，它只在考虑地和天的距离。人借助劳绩度测世界，但世界只是一个星体。星的神秘性质在于它是一种可能性。人经此一问，根基就发生震撼，但也从此被超越。“思”本来想呵护人，但一被把握，就知道于事无补，因为这不是面向一个单纯想象的框架。

　　在存在的真理中，生命的姿态往往变得轻重相继。人只好以这种样子向世界敞开，但世界却不把天命用尽。人因此空空如也但也因此独立而不羁。确立世界，意指人确立自己。当人开始“站进去”时，他就站到了复杂的本质之中，因此，他也就能够在那里适时地确立自己。必须想象，像韦斯特曼这样为信仰而工作的人是幸福的。

　　撰文 朱孝远

　　编辑 徐伟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