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湘大人物 | 桂佬孟泽：八十年代的精神传承

　　来源:湘潭大学

　　写完“湘大八记”，就想着写写湘大的人，湘大的江湖。但如要写湘大的前辈大师们，那是要焚香静坐，诚惶诚恐，高山仰止的，且难免论资排辈之嫌。索性先写写熟悉的人和事，任人唯亲，嬉皮笑脸，没有正经，皆成文字。他们中有校长，有教授，有社长，有诗人，有铁杆校友，有学生眼中的“男神”……试问江湖都几许，纵横四海，我湘雄起。

　　一

　　湘大中文系曾经有三老：姜书阁、羊春秋、萧艾，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如果加上诗人彭燕郊，就是“四老”。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几个本科同班同学，已经毕业留校当老师，也以“老”相称。于是有了刘老、邱老、桂老，号称“新三老”，又被称为“三剑客”。而我，还在读研，为了凑数，就成了“何云老”。

　　刘老名演林，大学时就是很能写的才子、诗人。毕业后当过中文系辅导员、写作课老师，后来成了湘大的宣传部长，后来又去其它高校高就，成了校级领导。

　　邱老，名运华，我们平时都叫他“邱毛”。邱老曾经跟我同一个专业，做俄罗斯文学，还是我的围棋启蒙老师。邱老教外国文学，做过中文系副主任，后来去首都师大，当人事处处长、副校长。现在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正而八经的正厅级干部），从事弘扬祖国民间文化的伟大事业。

　　桂老，原名张桂喜，有时我们亲切地叫他阿桂。毕业留校。做了教授后，可能觉得这名字有点俗，便有了一个非常大气、诗意的名字：孟泽。

　　这年轻的“三老”，以其颜值和朝气，当时在中文系的人气，大有跟老“三老”比肩之势。这也因此惹来一些误会和麻烦。比如，有一次，在系资料室，大家都在找书看杂志，有老师叫了一声“刘老”，那老资格的刘建国老师，正好也在，便回过头来，慈祥地看着那位老师，此“刘老”非彼“刘老”，那老师做声不得，只好讪讪不能语……还有，有老教师向领导提意见，他们年纪轻轻就称“老”了，那置我等将老未老的于何地？于是，“三老”知错就改，书写时，“老”而成“佬”，口头上，习惯成自然，大家依然如故。

　　时在湘大任职的谢哥曾讲过一个小故事：

　　潘长良校长到湘大后，对大家喊“刘老”、“桂老”、“邱老”不理解，问我为何年纪轻轻却称“老”。我告诉潘校长，这个“老”要加个单人旁。潘校长哈哈一笑。

　　当年“大学老师”听上去很美，待遇却低。三剑客囊中羞涩，曾和后来以《青瓷》爆得大名的浮石一起，写了几本武侠小说，卖给书商，用的都是金某、古某的笔名。大有在金庸、古龙之后，执江湖牛耳之势。

　　至于我自己，研究生毕业后，回到长沙铁道学院，也索性一直以“何云老”自居，倒也不见异议。至于同学间，有的故意要称“何云佬”，那也就哈哈了。

　　二

　　孟泽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这里单表著名的桂老。

　　桂佬孟泽之于湘大，最广为流传的就是他关于湘大的那段“名言”了：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在原野上长出来的花果林木，总是让人感觉到健旺丰沛的草莽气息和生命力，感觉到自由和生猛，当她逐渐成长起一份精致和文雅、严密和理性时，她就不止属于湖南乃至中国了。”

　　这是1998年，湘大40周年校庆时，学生访谈桂喜教授时的一段话。文稿《原野上的湘大》发表于学生办的一个内部报纸《读书人报》，但不影响它广为流传。有校友说，在湘大，这段话之“知名”，仅次于伟大领袖“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的嘱托。这说法虽有点夸张，但也由此可见它的影响力。

　　桂老大学跟我同班，不同寝室，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不知怎么的，就攀上了亲家。那时，我们都是女朋友还不知道出生了没有呢。毕业写留言，还正儿八经地亲家长亲家短的，“翘首望君成，莫负断肠人”，弄得不明内里的还以为那什么什么的。

　　毕业了，桂老留下来读研，师从羊春秋先生。我先去了长沙铁道学院教书，两年后，1985年，才重新回来，住北山青年楼，湘大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都住那里。那时他研三，我研一，却碰巧（也许是操作）住在了一起。然后，一起读书、打球、看球、玩牌之类都不说了。那时，他正做毕业论文，研究明代文人、狂士徐渭，每天晚上都纠结于徐渭的那种挣扎、分裂的人生中，睡得很晚。而我，习惯早起，于是，无怨无悔地给他买了一年的早餐，他也默默地享受了，大家都好像有了一种默契，感谢的话也免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天天都做好事，还没有人知道他在做好事，哈哈！

　　很多年以后，何云老在桂老的心目中，首先仍然不是学问，而是那早餐。

　　三

　　八十年代的湘大，充满着蓬勃向上、生生不息的活力。这首先有赖于一批大师的熏陶。桂老在那篇《原野上的湘大》中回忆当年的课堂：

　　大约大三的时候，彭燕郊先生(20世纪中国诗史上，不可能没有关于他的篇章)和萧艾先生(愿上帝在他的身旁保护他卓越的不同寻常的才思、愤怒和刻薄)在同一个学期给我们开设《诗歌欣赏》、《王国维研究》的课程，当他们用当时中国学界最“前卫”的思想和学识，向我们滔滔讲述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雪莱的《西风颂》，讲述王国维如何在古典与近代、东方与西方的苦闷疑虑中自沉昆明湖时，我有一种被扩张、被启蒙的强烈感觉，混沌初开的感觉。其时，我开始读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几乎把这本书抄了一遍，我第一次体会到，即使是已经流逝的生命原来也可以是灵动和温润的，美的表达就是生命的表达，而生命是无法或者说不应该简单地概括和定义的，它永远体贴不尽，永远在被发现和创造中，全部文化史写满了这种体贴、发现和创造，让人魂牵梦萦。

　　受其影响，老孟也成了这样一个用“生命”在做学问的人。从硕士论文对徐渭的那刻骨的“悲”与“痛”的体察开始，到写《中国历代狂士》《有我无我之境》，到后来做博士论文《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到在湖南教育电视台讲《洋务先知--郭嵩焘》，从古典到近代、现代，从文学到诗学、哲学，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今天，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逐渐从“专家”成为了“杂家”。当学术需要一份生命的体贴与温度时，知识、学科的人为分类，有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术，也常常越出体制之外。他基本不报项目，没有政府级别的奖励，论文也常常非C刊，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学问极好，文章写得漂亮，著作也不少，但有时填起表来，便难免有些尴尬。他常常说，一个好的大学，就应该养一些“闲人”，让他们从容做学问。他曾寄望于湘大“在她已有和将来一定会要发展出来的每一个学科，应该着意造就与吸纳具有独立品格和学术优长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师或准大师，而不只是每年发劳保福利似的在校属各单位评多少高级职称。”但在现代急功近利的大学竞争中，哪个学校又有功夫百年磨一剑一般慢慢地熏染“大师或准大师”，让他们从容生长呢？

　　四

　　2001年，老孟去首都师大读博。正好长沙铁道学院和湖南医科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中南大学。我跟他说，如果想来长沙，就来中南吧！于是，就这样，我们成了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的同事，住在铁道校内。那时，铁道的比较文学，有孟泽、钟友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张旭（翻译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再加上我，被人称为“四大金刚”。这“四人组”放在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都堪称强大，但孟老、钟老都是属于只管埋头拉车，自得其乐，哪管前面是阳关道还是独木桥的。在课堂上，钟老师是言必称鲁迅，孟老师则经常是从一本书、一个话题开讲，然后就海阔天空了。领导也不管，反正学生喜欢就行。

　　孟老师留一头长发，思想也前卫，骨子里还保留着难得的“愤青”气概，学问好，讲话的声音带磁性，属于“男神”级别，自然引来崇拜无数。

　　“男神”在球场上，排球、篮球也都是好手，如果哪天没到，便会有女生问：你们那位艺术家老师怎么没来？

　　五

　　看360百科，关于孟泽的介绍也特别：

　　曾师从羊春秋习古典文学、吴思敬习文艺学。他看起来很像前卫艺术，十五岁孟泽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他投身学界三十年，却因为极具个性的形象，屡屡被人戏称为“艺术家”。

　　长发、蓄胡，讲话温文有礼，而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殿堂之内侃侃而谈中西艺术的差别。而在媒体上，他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关注长沙的地域文化，也留意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他延续了这座城市八十年代的精神脉络。

　　这好像是《潇湘晨报》某次评长沙年度“风尚学人”对作为入选者的孟泽教授的介绍。虽有点为吸眼球之嫌，但将其品行定位于延续“八十年代的精神脉络”，倒是恰如其分。

　　有着“魏晋士人”风度的老孟，多年来，自我期许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学人”，始终保持对人文、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自我独立、理性审视的姿态。他之为中国历代狂士作传，“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希望能从中国历代“狂士”的言行中找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真正的异质性和异端血液”，那种“足以支撑一种经典文明的个性与人格力量”。他之研究王国维、鲁迅，希望去追究在历史转型期一代知识人的选择与困境，虽“心里受伤，永难痊愈”，仍决绝而不悔。而作为双峰人，他从同乡曾国藩（双峰旧属湘乡）身上看到的是“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他从父亲身上看出的是家乡人的普遍个性：固执、刻苦、认真、自尊、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正是这种独立的、理性的、审视的眼光，使他得以超越那种关于故乡、关于家国的廉价的抒情，而有了一种理想主义怀抱下的冷静、决绝而深沉的爱。他甚至还写过“艺术游戏宗教——关于足球的精神梦游”，他也许正是从中国历代狂士之“狂”，在足球那“快乐是浪，悲伤是浪底的潮”中，找到了一种精神皈依，一种久已难觅的江湖侠义精神。

　　快乐之巨，一如悲伤之深。

　　那天，中南比较文学毕业的研究生聚会，我作为曾经的“中南”人，论文答辩委员，被邀同聚。几个老师聊天，谈到教师以“言语”为业的种种的不容易。老孟曾经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坛”讲“洋务先知郭嵩焘”，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讲“苦闷的先知：郭嵩焘”，在长沙图书馆思贤讲坛讲“三起三落——晚清时局与郭嵩焘的困局”……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曾为首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最早睁眼看世界，“先知先觉”，对时局有清醒的认知，却不见容于一些所谓的“爱国”者，被指为“汉奸”。最后被朝廷贬回到故乡湘阴，却连故乡人也不能容他。在另一个同乡左宗棠功业达到顶峰时，这个苦闷的先知却是“一生怀抱未曾开”……说到这里，大家一番感叹唏嘘，然后默然。